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一名男义务急救员被指在龙翔道一带参与暴动罪成，判囚3年3个月。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有示威者在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在多区集结，其中在黄大仙区，一名男义务急救员被指在龙翔道一带参与暴动，去年经审讯被裁定罪成，判囚3年3个月。被告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申请上诉许可，高院上诉庭本周五（4日）展开聆讯，上诉方争议原审法官指被告以急救员角色「鼓励他人破坏社会安宁」参与暴动，并将自愿到场作人道救援的被告，与出现在暴动现场的人士混为一谈；惟律政司一方认为，被告是否参与暴动与其身分无关。而法官就指，上诉人原审时未有作供解释，故控方对其不利推论呼之欲出，最终3名法官即日拒绝批出上诉许可，驳回被告上诉申请。
争议上诉人在警推进下 未从暴动人士据点逃走
本案上诉人刘智峰由大律师关文渭及大律师梁宝琳代表，律政司一方则由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萧启业代表；而上诉庭负责处理案件的法官，包括高院首席法官彭伟昌，以及法官潘敏琦和彭宝琴。关文渭在庭上透露，两人及所属律师楼均以义务形式协助被告。另翻查资料，3名法官去年7月亦曾处理一宗涉及义务急救员被判暴动罪成的上诉许可申请，最终该案被告的上诉遭驳回。法官当时指，急救员非有效辩护理由，并在审讯时曾质疑急救员亦可参与暴动。
代表上诉人的大律师关文渭陈词指，原审法官认为，案发现场或有旁观者在旁边商场及天桥驻足，但没有可能出现在马路或行人路上，故排除被告是旁观或无辜路过的人，认为被告的出现「并非偶然」。关指接纳刘并非无辜旁观者或行人，但认为原审法官将刘和其他被告出现在现场的目的混为一谈；并提及刘当日被捕过程，指当日警方向暴动人士据点推进，原先在据点盘据的黑衣人逃走，但刘当时身穿印有红十字反光衣，施施然走进据点并转向警员，之后举高双手被捕。
法官彭伟昌就质疑，原审中没证据显示刘被捕前处身的位置，也无法确认暴动者的撤离路线，指在原审时仅提及该处为暴动核心范围，重申关的说法没有证据。
警亦设急救小队 会协助暴动者惟不构成鼓励
关文渭续指，原审法官在判词中，裁定刘以「鼓励在场人士」形式参与暴动，惟并非指刘直接或以便利、协助形式参与暴动，认为原审法官的定罪基础，不能支持法官同时接纳刘是急救员身份的事实；关又表示，「鼓励」元素即指鼓励者意图或知悉其行为，会鼓励他人干犯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但指刘当时提供医疗服务，并未达至鼓励他人参与的要求，惟原审法官却认定，刘的行为会令暴动者放心与警方对抗，并令暴动人士在获得治疗后，可继续暴动行为。
关又举例，警方在处理2019年「7.28暴动」时，亦设有急救小队协助受伤警员，但同时会帮助受伤的暴动者，故认为「冇可能话提供治疗嘅人系去鼓励他人参与」。
官指上诉人原审时未作供 令控方可作不利推论
不过，法官彭宝琴质疑关的陈述过于概括，指警方的医疗小队会被视为作战一员，直言警方当时是按情况救急扶危，见有需要人士会帮手处理，不会因此令医疗小队不再成为警方一员。而针对关在上诉的书面中提及，示威者会以「黑群战术」掩饰身分，彭官反驳指有关战术本身会配备急救员，且没证据显示有关团队的急救员，是否需身穿黑衣。
然而，关续力陈，认为不能排除刘真诚相信现场有人需要帮助；但法官彭伟昌就指，案发现场四通八达，认为在场人士就算受伤，亦不一定需要急救员，反指受伤者可选择投降、走上行人路或坐的士离开，「不过有风险啫」，强调刘在原审时没有作供，故在没有证据显示其说法下，他在暴动者占据的地方提供急救服务，令控方对他作出意图或知悉其行为，会鼓励暴动者的不利推论「呼之欲出」，更指刘「你应该畀证供，但你冇嘛」。
律政司反驳是否参与暴动基于行为意图 跟身份无关
此外，法官彭宝琴又认为，就上诉方指刘有可能当日到场提供人道救援，但被原审法官错误排除此可能性，而在原审时任辩方证人的圣约翰黄大仙支队主管之证供也显示，当日就算是正式提供救援的组织亦没有派员到场工作，质疑刘没有出庭作供，却提出是自愿独自到场作人道救援工作之说法，指刘当日在暴动人士重要据点被捕，身上亦携有大量用品，实难以说服原审法官推论他是提供人道救援而非参与暴动。
律政司一方陈词时就指，无论是急救员或采访人员，是否参与暴动建基于有关人士在场的行为和意图，跟身分无关，认为在原审时虽有证据显示刘为急救员，但他在场为暴动者治疗，是妄顾现场情况；又指刘为犯法人士提供短暂急救服务，可令他们之后重返现场，从而鼓励及加长整个暴动时间，令暴动规模及时间更长，故法庭可推论刘主要服务对象群，实是现场参与暴动的人士。
3名法官听罢陈词后，即拒绝向刘批出上诉申请许可，同时会在6个月内颁下书面判词提供理据。
案件编号：CACC50/2022
记者：吴婷康 责编：李世民 网编：江复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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