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參與2014年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兩年後周永康被判非法集結罪成，出獄後，到英國讀碩士課程，然後再到美國攻讀博士。幾年前，他曾回港一次，來去匆匆，沒有想過那竟是最後一次回家。
2021年2月28日，看着好友被捕、被控《國安法》、不獲保釋被即時囚禁，他很激動，問自己是否需要立即回香港，跟「戰友」一起渡過這個難關。然後反覆想起，有一次跟何桂藍通電話，談到去留問題，她問他知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重量。很沉重，228後，他感到自己回港必然會被控《國安法》，因為這幾年在海外做的一切，例如促請美國國會制裁香港官員等，白紙黑字既成事實，根本無法逃得過。
「搏唔搏？」最終，他跟羅冠聰、許智峯等8名流亡海外港人簽了《2021香港約章》，目的是凝聚港人國際線力量、確立「離散港人信念」，這樣「明目張膽」地「顛覆國家政權」，他坦言，「簽得，就預了不能回去」。簽之前是否有過掙扎？他爽快的說：「簽！在海外就要有貢獻！」
228後的矛盾與夢魘
反修例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他創辦了「香港民主委員會」，另一個被看作顛覆政權的象徵，即使不用別人勸說，他自己心知肚明可以回港的希望，經已變得非常渺茫。由傘運之時擔任學聯秘書長，到今天被迫流亡，繼而「打國際線」，一切都因「香港人」這個身份。
「對這個身份有很強烈的依戀，無論是價值、生活文化、語言、跟香港土地的連結，抑或是在這個城市生活和成長經驗，生活空間能構成情感，過程中發展出很強烈的身份認同」。他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亦直接建構出他對香港未來的政治想像。
關於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的議題，他口若懸河，處處充滿熱誠的構想，談到現今香港政治狀況，他覺得要達到目標，就不能只看香港內部，還要加入離散群體的互動，「不能只依賴在地的香港人做，因為我們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作為一個共同體，就是密不可分，他告訴自己，如果要「對得住」在香港被審訊的他們，就要為這個共同體做更多。
228那年，周永康瘦了一圈，體重暴跌7公斤。那段時間，他經常哭，情緒非常差，「早上10時睡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起他們在香港是晚上10時，懲教熄燈」。他無法繼續把自己困在房內，出外走走時，熙來攘往的街道人潮如鯽，卻無人關心遠在香港的他們，他只能承認，根本就是兩個世界。
把自己從思想迷宮中拯救出來
夜闌人靜，他反覆問自己，為何要在這裏。「香港才是我的家，美國不是，為何滯留在這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低潮期經歷了差不多兩年，他曾經失去目標，失去自我認同感，覺得自己很無用，「無能為力，不知可以如何幫他們，對不住同伴，很內疚」。
能夠把自己從深淵拯救出來的，終究也只能是自己。他被困在自己的思想迷宮內，很焦慮，近乎抑鬱，直至有一天，他決定不再做受害者，要自己決定命運，影響自己的人生軌跡。「每個人都要找一個調適身心的方法，找出應對方法然後從低谷爬出來」。
香港流亡人士不會成為八九民運翻版
而他其中一個止痛良方，就是「打機」，他說2014年後再沒打機，覺得很浪費時間，香港發生這麼多事自己卻在玩樂，打機成為了他的「禁忌」，「要身心健康才能繼續行下去，既然不能回港，就要找止痛的方法」。他終於能走出傷痕，在社群中找到自己應有的角色。
不少人擔憂香港流亡人士會成為八九民運流亡者的翻版，每次聽到這種論述，他都會感到不耐煩，「根本就是有質性的不同」。他解釋在國際層面上，民運人士要求美國政府跟中共脫勾，但香港流亡人士卻希望美國在不同方面跟中共抗衡，問題只是要有多強硬。
而且民運人士沒有建設社群，香港離散族群卻很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在海外建立社群，「有這種論述的都是上一代的港僑，2019年離開的人不接受香港流亡者會成為八九民運人士翻版這種講法，其實無甚麼需要擔憂，只需在行動前想清楚，以個人經歷確立政治目標，努力建立國際盟友」。
說好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一個被寫進歷史的故事，是散離港人的責任。而他的願望，就是在故事說完後，能夠再次平安地踏足那片土地。
周永康小檔案
2014年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
2016年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及社會學雙主修畢業生
2018年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碩士畢業生
2019年 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地理學博士生
2019年 香港民主委員會創會成員
2021年 香港民主委員會董事會主席、《如水》雜誌編委會成員
2023年 香港民主委員會董事會成員文章来源：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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