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遭遇140年来、持续70小时的最强降雨，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灾情比北京更严重的是河北的涿州，城市和农田被淹，房屋倒塌，河道公路桥梁冲毁，到处断垣残壁，好比一场战争劫难。
洪灾让习的“治水事业”现原形
讽刺的是，在这场超强降雨之前几天，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称习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的治水事业，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塑造下，习俨然成了当代“大禹”。然而，一场“杜苏芮”台风，让习的所谓“治水事业”现了原形。
北京和涿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种客观因素，如北方常年干旱导致水利设施老化和人们防洪意识薄弱，还有极端超强豪雨加剧了防洪困难。然而，在指出客观因素的同时，更不能回避其中的人为因素。坊间流传，涿州本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水患，皆因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实间接承认了这点。水利部长在部署防洪工作时强调，必须确保北京和雄安的绝对安全。河北省委书记亦表态，河北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有序启用蓄滞洪区，减轻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压力。不言而喻，保护首都和领袖“千年大计”的城市安全，让两地免受洪水威胁，是作为河北的政治任务，故可怜的涿州只能被牺牲。至少，泄洪加剧了其灾情。
尽管任何体制下都不排除官员懈怠而导致灾难的可能性，可像中国这样出于政治考量而造成的洪灾，在大多数国家都罕见，恐怕算作中国“特产”。然而，在此次北京特别是涿州的灾情中，出于政治考量的泄洪只是人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关注的是“坐等上令”。因百年不遇而须泄洪的决策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可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却很常见，平时它也许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在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场合，却是会要人命的。
以此次水灾为例，据报道，外地民间专业救援队要去涿州支援救灾，但按规定，跨省救援需向事发地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方可出发。政府出台这个规定也许是出于规范救援行业的目的，可非常时刻囿于该规，就会让一些救援队因得不到当地管理部门的邀请函而不能去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区民众深夜被要求撤离，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仍设卡收费，造成车队绵延数公里，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没有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
“坐等上令”要人命
相比泄洪一事来，这两起事看起来都不大，然而，它在危险时刻可能导致的后果，一点也不会小。涿州这次水灾，十几万民众被困于洪水，急需专业的救援队去救援。抢险拼的就是时间和速度，需最快进入现场，最早把人救出来，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上述做法只会耽误救援时间。同样，高速路设卡收费，无疑会延迟民众的撤离时间。试想，如果在此过程中洪水爆发，几公里长的车队不正好浸泡在水中，又会造成多少人命？故事虽小，在紧急关头却攸关生命。
类似上述两起事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遇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坐等上令”，即等着上面发号施令。政府日常管理，确实要有一套作业程序，否则会乱套。规则和程序，是现代国家区别前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这并非是指前现代国家没有规则和程序，而是说，它的规则和程序易受权力和人情的干扰，而现代国家的进步，在于规则和程序受国家法律保护，非必要，不受长官意志和人情的干扰和破坏。这是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在对待规则和程序方面的差别，从而在这个差别中体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文明水准。
然而，任何情况都有“例外”——亦即紧急和危险的时刻或场合，在这种时候，就不能被动等待领导或者上级指令，机械按作业程序办事，而需要管理者有相机处理的灵活性。这不是不尊重规则和程序，但任何规则和程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特殊情形下，管理者有相机决断的权力。当然，强调一下，特定时刻只限于人命关天或者会造成重大损失的极少数状况。
“坐等上令”不只表现为死板地执行规则和程序，这个词本身表明，对属下官员或者办事人员来说，上面的命令具有绝对性，服从和执行上令是惟一的使命，上面如果没有发话，哪怕天塌下来，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能越雷池半步。故而，在“坐等上令”下，表面上看，政府部门也有一套规范，按作业程序办，可这个规则和程序如果和“上令”发生冲突，以“上令”为主，实际上，等同于规则和程序是虚的，可有可无的，上面的权力和意志才是真正的规则，一切服从上令，一切遵从上令。
习治下，“坐等上令”成“坐等习令”
中国传统上是个官本位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不用说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产党统治，非但没有消灭官本位，反在国家治理中将这一现象推到极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一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义，后者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以官为本，官员实际主导和支配社会的运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义严重得多，它是一种极端的政治现象，即没有上面的同意和许可，尤其没有来自最高领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则就违反了政治纪律。在这个意义上，坐等上令是一种绝对的等级本位制。
在中共统治的多数时期，坐等上令的情况虽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现的还是一般的官本位现象。尤其胡锦涛做总书记的十年，一方面在广大的基层，官本位现象照样存在；另一方面在高层，则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来自中南海的“训示”省市大员可听可不听，看对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典型反映总书记的地位受到地方诸侯的挑战。有鉴于此，习近平才要集权，他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习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无论对错，地方和部门都要无条件落实，不能打折。可以说，在习时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为一种官场现象。
习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统治，用各种党内规矩和法律条文约束官员，从而完全压缩了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把他们变成一群政治机器人。官员不敢、不愿也不必负责，一切听从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让做就是该做的也不能做。每一级都听从上一级，最上面的那级当然是习近平，这样下去，坐等上令就变成了坐等习令，习的命令成为裁判一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据。逻辑的结果必然如此。
“坐等习令”可能冲击中共政权
此种政治文化在习时代变成官员的信条，在日常管理中，或许不会显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办事的不便，让他们抱怨几声，但如遇突发事件或危险时刻，像这次涿州的大水，十几万人等着救援，外地救援队却还要请示省厅同意，涿州本地政府无权决定，其代价就是让当地民众更多受到洪水威胁。
从对习的统治来说，坐等上令因其维护的是中共严格的等级制和习的无上权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权稳固，但这同时也在为政权掘墓，因为此种僵硬的体制和政治文化很难适应变动的世界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如果说，分洪决策因事关重大需要慎重权衡，坐等上令则因其已内化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为人注意，可它在危险时候产生的后果及连锁反应，很可能对一个政权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导致政权的崩塌。这样的事例不是没有，某个官员对某个规定的僵硬坚持让民众生命和利益受损，从而让民众对政权积蓄已久的不满发泄出来，掀起反抗运动，致使政权垮台。
习近平其实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号令官员要敢于负责敢于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为这植根于政权统治的内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严重的政权危机。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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