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時,不少西方領導人抱有這樣的希望:經濟實力增強後的中國,將逐漸但不可阻擋地接受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福音。三十多年後,這種希望被證明只是一種幻想,因為北京利用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經濟系統發了大財,反而對自由資本主義發號施令,實施監管。大多數西方領導人越來越意識到,世界經濟是否健康,現在取決於對中國在其中的角色的徹底反思。
北京政權 欲建構全球新秩序
引發這種猛然覺醒的契機,是中國領導人自己的行動。北京嚴厲的新冠清零封鎖、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支持,以及對其印太鄰國的霸凌和侵略威脅,進一步暴露了北京政權的本性。許多曾經努力協助中國加入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的人,現在將其視為一個經濟強大、技術先進、軍力增強的野心勃勃的共產主義國家,其戰略目標是破壞現存國際體系,代之以北京為中心的新的全球秩序。
為了應對這一明顯而現實的危險,華盛頓和布魯塞爾這兩個北約的決策中心,重新調整了國家安全議程。華盛頓現在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其首要安全威脅,布魯塞爾則將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定義為「系統性的對抗」。此外,北京的鄰國正在加緊加強針對中國威脅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重新組合和戰略安排,包括日益成熟的四方安全對話、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AUKUS),以及許多其他共同防禦安排。以前本質上是交易性的關係,現在明顯具有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
中國政經制度 三個不可改變
儘管如此,目前仍然有一些執迷不悟的人認為,中國無需遵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則,也能在當今的全球經濟秩序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這種幻想理應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為了確保正確的認知,西方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三個不可改變的特徵。
首先,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NME)。不承認這一點就是故意無視現實。因此,為了商業機會平等和互惠,所有針對中國進口產品的反傾銷措施和關稅,都應在考慮之列。幾十年來,北京一直試圖操縱定價、貨幣價值,以及進入世界市場的機會。幾十年來,北京一直在世貿組織和其他西方論壇,遊說爭取不公平的貿易特權和關稅優勢。西方國家必須充分意識到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堅持要求其遵守既定的國際貿易法規,如果北京拒絕這樣做,就從中國撤資。
其次,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在中國,國家政權在所有經濟運作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憲法保障的財產權並不存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巨大經濟增長,幾乎完全來自非國有部門,這些部門受國家支配而參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但這些非國有部門儘管可能很富有,卻缺乏制度性的法律保護。在中國這個共產黨壟斷一切、領導一切的國度裡,國家可以隨意脅迫任何經貿實體,為共產黨官僚機構及其指揮下的世界上最大的武裝部隊服務。此外,北京對所有的在華企業進行廣泛的間諜和監視活動,危及中國境內的所有外國投資。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領導人應該重新考慮與中國的接觸,直到它不再脅迫公司企業遵守普遍存在的間諜和鎮壓制度。
西方領袖切記 中共只為自己服務
第三,中國希望建立一個聽從北京指揮的新的全球經濟體系。每一個西方領導人不應沉迷於自私的幻想,認為他們可以改變中國政府的根本性質。屈服於北京的非市場做法和無限期讓步的強硬要求,是一種自殺性的政策選項,只會阻礙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進步。
幾十年來,西方領導人一直希望能夠利用中國的經濟潛力,來服務自己的利益。他們最好記住,北京的共產黨人只為他們自己服務。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文章来源:自由時報/星期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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