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名，透过不同方式强化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上週，香港首次使用类似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作法，种种迹象让专家认为，在明年港府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后，香港的体制恐与中国越来越相似。
除了现行的国安法外，港府预计将在2024年完成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进一步强化香港与国安相关的立法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施行国安法至今已逾三年，港府在这段期间以“国家安全”为名，在各领域展开了大规模的“整肃”，包含更改选剧制度，大幅减少直接民选的席次，并贯彻“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严格审核候选人资格，使民主派政党无法顺利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
在週日（12月10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的候选人因港府秉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而被全面排除。即使港府尝试透过不同手段鼓励人民出来投票，最终投票率仍创下香港选举历史上新低的27.5%。
除了全面排除民主派候选人参与选举外，港警在选举前后也以“干扰区议会选举”或“企图进行煽动性行为”为由，逮捕了至少七名人士。部分专家向德国之声表示，港府严格把关选举并在事情未发生前便对特定人士进行“预防性逮捕”的做法，都显示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系统，正朝著与中国内部系统趋同的方向发展。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黎恩灏表示：“在这次的区议会选举中，所有反对党都被禁止参与选举，这意味著人民在地方选举中，没有真正的选择。此外，港警为了预防人民发动抗议或示威，在事发前便逮捕或拘留相关人士。这些措施都反映了中国一贯的作法。”
黎恩灏指出，虽然港府称想透过这些改革来“稳定”香港社会的情势，但在大多数民主派人士都已流亡海外、遭法院起诉或被关押的情况下，香港的选举早已不像过去那样自由与开放。
国立新加坡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则指出，由于香港原本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受到很大的限缩，香港目前的制度是政治学者惯称了“选举威权制度”。他告诉德国之声：“这些选举的目的是制造一种印象，那就是某些官员的资格具合法性，但因为这些选举并不具有公平竞争性，所以这些选举真实的代表性也会受到质疑。”
庄嘉颖补充道，由于香港政府强化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并减少了反对派的声音与竞争力，这明显显示香港的治理制度已越来越接近专制制度。他说：“这也使香港的治理系统越来越接近中国的治理系统。当香港的系统受到高度控制时，香港本身跟中国各地的差别也越来越小。”
香港首见强迫电视认罪
除了透过选举制度改革确保民主派人士无法参与选举外，香港近期也开始在电视上播出与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类似的内容。上星期，香港无线电视在国安法相关节目《有法安国》中，播出了一位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遭港警开枪击伤、后来却被判刑的示威者的访问。
在访问中，目前正在服刑的22岁示威者曾志健背对镜头，表示自己当初在别人向他提供装备后，开始惯性的参与“非法集会”。他说：“因为当时的氛围好像越来越激烈，所以看到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就越走越前。”
除了因参与2019年的示威行动被港府以“暴动罪”起诉外，曾志健也曾尝试搭快艇潜逃至台湾，但后来却行动失败被捕。上个月，曾志健被香港法院以暴动罪与潜逃两事件判刑47个月。他在国安法相关节目中称，自己学会了很多。
曾志健在节目中表示：“学会了管理情绪，做事前要想清楚，避免被人煽动和唆使，最后承担后果的都只有自己和家人。”
黎恩灏表示，香港政府强迫电视认罪的作法与中国政府打压维权人士的做法一致。他告诉德国之声：“这种作法不但会让在香港制造寒蝉效应，透过电视认罪忏悔也可能导致当事人在出狱后，在社会中受到歧视。此外，港府也可藉此再次‘证明’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的示威是一场暴力的骚乱。”
盡管香港与中国政府的做法有越来越相似的趋势，但黎恩灏认为，香港仍有许多媒体机构尝试做独立的新闻报道，也有一些维权人士努力维系香港社会仅存的一些可以维权的空间。他说：“部分国安案件中的被告或一些人权行动人士仍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对政府的一些政策进行示威。”
港府透过多重手段打压公民社会
除了现行的国安法外，香港政府预计将在2024年完成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进一步强化香港与国安相关的立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月向港媒表示，基本法23条将与“香港国安法”一样具有境外效力，同时也会针对间谍行动进行立法。
此外，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上个月提及基本法23条保释与审讯原则时说，23条也会遵循国安法指定法官审讯的原则，而保释原则也会与“香港国安法”一致，也就是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否则不予保释。
黎恩灏表示，港府预计2024年通过的基本法23条将会融入包含反间谍法在内的新元素，而明年通过的版本，也会比港府2021年提出的版本更加严厉。但比起基本法23条，他认为更令人担心的是港府运用许多非正式且非常技术性的做法来打压香港的公民社会。他告诉德国之声：“在周庭的案件中，他们滥用权力来迫使她缴交悔过书，以及在周庭被港警带去‘游深圳’后写感谢信。”
黎恩灏说，香港许多公民组织或独立书店都面对港府不同类型的威吓或调查。同时，港府也运用许多技术性或细微的规定来管控任何公开活动。他认为，少数能迫使香港政府放缓打压香港的群体，是国际商业组织，因为香港与中国政府现在都急需外国投资来重振经济。
黎恩灏指出：“香港在经历了过去三年多的疫情和其他事件后，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这也让国际商业组织跟投资人成为有可能影响香港政府政策的关键群体，因为香港政府需要这些群体的协助来重新建立香港的经济名声。”
他补充道，虽然港府极力推广香港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在许多外国投资者认为，在港府加强对公民社会与法制系统控制后，香港与中国已无太大差别。他告诉德国之声：“外国投资者会认为，为何我们未来还要持续在香港投资？”
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庄嘉颖认为，香港政府想透过“香港国安法”与基本法23条展现的是，他们尝试要一种适用于香港的全方位作法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他说：“这个作法实际上会削弱一国两制的实质意义。”
虽然他预期港府会透过国安法与基本法23条来进一步限缩公民社会的空间，但对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著重于“控制”的政权来说，他们会持续需要新的手段来协助他们达到控制的目的。他说：“我不认为港府会停在基本法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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