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刚：暴民政治的历史渊源

“文革的制度起源”系列之五 

 文化革命是一场恐怖政治的群众运动，产生于极权制，有着深厚的极权主义历史渊源。 一方面，其渊源包含大量的外来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的暴民政治，也是其产 生的土壤，例如近代的义和团暴乱。虽然大跃进改变了中国极权制的经济和行政的操作，但 极权主义本身，从基本思想到基本制度都是外来的。文革中爆发的宗教式的狂热，暴民的宗 教狂式的迫害，是极权主义的果实，是外来影响和历史成分交互催化的结果。 

 极权主义的宗教狂和大迫害  

 极权主义与宗教式狂热是密不可分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宗教式的狂热。遍及 全中国的宗教狂是随极权主义一道而来的舶来物。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其建党模式深受 若干沙俄时期的重要制度成分的影响，包括东正教会以及历史悠久、从事暴力活动的政治秘 密组织「列宁的哥哥即为秘密组织“人民意志党”的地方领袖，负责策划刺杀沙皇的行动—— 作者注」。东正教会比俄国历史更长久，影响力穿透俄国的整个社会。东正教教会类型的宗 教式统治，教会式制度，及煽动宗教式狂热的手段，是列宁主义党的基本制度渊源之一。 

 东正教会跟罗马教会的制度上，性质相同。当然，他们对基督教的解释有差异，有权力 斗争，而且在一些历史时期，双方都把对方作为异教徒绞杀。布尔什维克中的东正教会和政 治秘密组织这些制度成分，使得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原则，与过去第一和第二共产国际中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完全不同。这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 

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作为敌人消灭。而中共的起源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的国际 部）在中国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 

 中世纪的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其共同的基本特点是以救世主代表人的名义，煽动信众 的宗教狂热，同时迫害异教徒。他们不仅迫害教会外的异教徒，也对教会内的成员实施迫害， 包括很高层的成员。任何人，只要与上级持不同的看法，对经典的解释和教会上层不一样， 就会被认定为异教徒，遭到严厉的惩罚。惩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教廷即自己的法庭对 异教徒判处极刑，另一种就是利用信众，即暴民，实施迫害。 

 中世纪，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的信众普遍不识字，普通信众没能力，也不允许阅读《圣 经》。《圣经》必须由专职的神职人员讲给信众听。只有神职人员才知道什么叫做主义，从他 们嘴里说出来的主义是唯一的，而神职人员必须逐级执行上级直至教宗制定的中央方针大 策。教宗定义的主义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人偏离教廷对宗教的解释，教廷就要煽动信众，对 其进行残酷的惩罚。历史上，无数的异教徒被信众暴民以焚烧的方式处以极刑。

 源于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理论基础 

 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外，文革中最频繁被提及，直接被红卫兵、造反派模 仿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俱乐部发明的“红色恐怖”。 

 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列宁主义党，都极具重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之一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于法国，比法国大革命稍早一点。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推广了这 种思想和这类社会实验，共产主义引起很多人的广泛注意，其中就包括马克思。另一个对列 宁主义党和文化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 

 卢梭发明了一整套的理论，强调集体意志，强调个人自由必须让位于集体利益，强调个 人要服从集体。卢梭看上去在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实际上他影响最大的理论是集体意志 决定个人行为。马克思和列宁都大量学习了他的这套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强调集体主 义、压制个人自由的绝大部分理论论述，都基于卢梭的理论。 

 卢梭的集体意志论是迈向极权主义的第一步，比理论更重要的是基于其理论的实践和执 行。对卢梭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称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极端激进组 织，其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学生。罗伯斯庇尔在集体意志论的基础上，发明了 “红色恐怖”的概念和制度。他首创在革命组织内，以集体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系统地施 行恐怖统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用恐怖的方式清除异己，并以此统治党组织的理念、政策 和制度。被清洗的革命同志一个个被送上断头台。当所有革命党同志最终意识到，罗伯斯庇 尔对所有人的威胁、对革命的威胁时，他的同志们则集体决定，判处罗伯斯庇尔死刑，并将 其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法国大革命失败，但是法国革命产生的雅各宾俱乐部式的组织，通过列宁主义的传 播，在全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系统 地使用“红色恐怖”的概念、做法、机制和手段。第二共产国际的领袖卢森堡和考斯基等都曾 指出，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系统地重现了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俱乐部。文化革命中，一 度最流行的最高指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就是这个 精神的表现。在这一最高指示的指引和蛊惑下，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堂而皇之地高喊“红色恐 怖”的口号，系统地实施“红色恐怖”这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做法、机制和手段，并且将其发展 到更大的规模，更深的残暴。 

 在文化革命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狂热时期，巴黎公社被神话成将要创造的新社会 的榜样。1967 年初，在毛泽东和他的主要追随者的直接支持下，上海造反派在全国率先推 翻了中共上海党政政权。当年 2 月 5 日，百万人见证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试图由此在 全国推广这种模仿巴黎公社的、全新的政权，取代老式极权主义制度的党政政权。模仿巴黎 公社的上海人民公社，是 1958 年人民公社的扩大版。无论上海人民公社还是农村人民公社， 其统治模式，都是部分学自巴黎公社，另一部分来自布尔什维克。在公社里，由“革命群众” 组成的统治委员会（例如称为革命委员会）决定要镇压的对象。 

 巴黎公社只短暂生存了两个月，其在法国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巴黎公社的重大 价值在于它启发了马克思，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即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 社发生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是他在巴黎公社时期为媒体撰写的、

关于巴黎公社的专栏文章的文集。书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自巴黎公社的实 践，是对巴黎公社的创造的总结。马克思认为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学习巴黎公社的无 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批评巴黎公社，认为他们使用暴力不够，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是 因为他们讲民主，浪费了时间，没有用暴力把敌人消灭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等， 

这些来源于巴黎公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成分，是文化革命的理论基础。  源于中国历史的暴民运动  

 仅只是外来的暴力理论和影响，不足以在中国产生如文化革命这样广泛和残暴的暴力运 动。原本就深深扎根中国历史的暴民政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总 结中国历史时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没有革命。因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暴力造反，其 目的都不是改变社会，而是改变皇帝。要么为的是打倒在位的皇帝，自己做皇帝；要么图的 是被皇帝招安，然后升官发财。在后者，暴行针对的是所有皇帝的敌人，甚至包括外国人。 

 在两千多年的各色造反的历史中，充满了暴民政治的传统。其中，对文革中影响巨大的 暴民政治运动之一，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期的义和团。在短短几年里，义和团屠杀了 240 多位外国传教士，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烧毁教堂无数；与清军联合，杀戮外国驻华使节， 攻击其驻华使领馆。当年义和团的宣传说，“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女无洁意， 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 统并江山。”充分显示义和团暴民的极端种族歧视，极端仇视外来宗教，和极其残酷、残暴 的本质。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义和团之类的暴民造反就已经被添加上了马列主义的血统，当作反 帝的革命传统，是中共革命的先驱。例如，周恩来在 1955 年对来访的东德总理说，“义和团 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 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文革期间，义和团更是被大张旗鼓地鼓吹为反帝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戚本禹，在 文革期间批评电影《清宫秘史》，在其发表在中共党刊《红旗》（1967 年 3 月 30 日）的文章 说，“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 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 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 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实际上，当时所谓批判《清宫秘史》的运动，变成了鼓吹义和团暴力的工具。义和团这 个历史榜样极大地推动了暴民政治的兴起、扩张和覆盖范围。许多学校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们，从穿衣到口号，模仿义和团的“红灯照”，在学校和社会施暴。在义和团全面排外暴行的 示范和鼓舞下，外交部的造反派采取了与义和团相似的暴行：火烧英国驻京办事处（即使馆）， 

殴打并威胁英国驻华外交官。 

 但是，文化革命的暴民政治与义和团的传统暴乱有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文 化革命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极权主义制度下长期系统培育的，并且由领袖择机煽动起来的。

 比义和团更直接、更有力的榜样，是毛泽东曾经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暴动。农民暴动的 基本特点是针对有产阶级施行暴行和恐怖政治，以暴力剥夺财产，以恐怖的方式进行打击和 统治。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刚刚兴起时，范围只局限于校园，方式只限于大字报和批判会。 江青、康生等文革小组领导们，在公开集会上引用毛泽东 30 年代发动农民暴动的言词：“革 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一方面煽动 “革命小将”的情绪，另一方面以实例，教授施行暴力的方法。告诉红卫兵、造反派们，能使 用暴力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的进步，离不开对文革的反思。 认识文革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是保护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防止文革复发的前提。 

本文 2018 年 10 月 8 日发表于 FT 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