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世界各国领导人沉默不语，视线空洞，他们的年度安全会议突然变成了守灵会。在伦敦，示威者将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巨幅肖像投影到俄罗斯大使馆的外墙。在华盛顿，愤怒的拜登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毫无疑问：普京应对纳瓦尔尼的死负责。”
很少有一个人的死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悲伤、愤怒和伸张正义的要求。
2021年初，中毒康复后的纳瓦尔尼从德国回到俄罗斯，当时很多人就担心他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但他去世的消息仍然让人大吃一惊。无论多么残酷和专制的政府往往都会放过那些引人注目的异见人士，哪怕只是为了避免制造出殉道者。
纳瓦尔尼生前经常被比作纳尔逊·曼德拉，这位反种族隔离的领袖在监狱里煎熬了27年，出狱后领导了民主的南非。纳瓦尔尼去世后，人们又把他与马丁·路德·金牧师相提并论，这位民权领袖为种族正义而战，1968年被暗杀，在美国成为具有催化作用的事件。
当然，纳瓦尔尼的死是否会像马丁·路德·金一样在各个时代引起反响，目前尚不得而知。就连他去世的情节也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只有一份来自偏远北极流放地的神秘报告称，这位47岁的“罪犯”在散步后晕倒。家人还没有收到他的遗体，他的母亲被告知他死于“猝死综合征”，但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自从十多年前，纳瓦尔尼以反对派政治人士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以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纳瓦尔尼是一个魅力非凡的人物，对不安的莫斯科中产阶级居民很有吸引力，他利用社交媒体来对抗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的腐败。
普京的军队因在重镇阿夫迪伊夫卡取得胜利而倍受鼓舞，重新开始了在邻国乌克兰的推进。在慕尼黑的西方领导人担心美国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人不再支持乌克兰。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纳瓦尔尼的死让那些对军事援助持怀疑态度的人改变了看法。
由于中国、印度和伊朗继续保持与莫斯科的往来，真正的反俄罗斯战争全球联盟的努力从未开始。去年6月，南非在一次会议上热烈欢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该会议旨在讨论不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然而，随着对纳瓦尔尼的悼念蜂拥而至，鲜花堆积在世界各地和俄罗斯的纪念场所，在俄罗斯，警方拘留了400多名敢于在雪地里留下花束的人。普京的批评者认为，纳瓦尔尼的死可能是一个鼓动人心的时刻。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是一个受到全球认可和爱戴的人，他被一个杀手所扼杀，”在美国出生的英国金融家威廉·布劳德说，他一直致力于反对俄罗斯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典型的善恶斗争故事。这种象征和故事所产生的共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处世界的琐碎争吵。”
布劳德提起了一个先例。在他的律师兼审计员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在可疑情况下死于莫斯科的一间牢房后，他呼吁各国通过法律，将俄罗斯列入侵犯人权的黑名单。他说，欧盟是最不情愿的政府之一。
但在2020年纳瓦尔尼遭遇神经毒剂毒害险些丧命后——人们普遍认为此事是俄罗斯特工所为——布劳德说，对莫斯科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几个月后，欧盟通过了这项立法。
布劳德把纳瓦尔尼比作马丁·路德·金，他说，他相信，纳瓦尔尼死后，任何看起来在迎合普京的美国议员在政治上都会无法立足。他说，从短期来看，这也会让国会中至少一部分共和党人更难阻止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在慕尼黑参加会议期间，布劳德游说西方官员向俄罗斯施压，要求释放其他俄罗斯政治犯，比如去年4月因叛国罪被判处25年徒刑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他承认，这些呼吁是否会影响普京还远不清楚。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是纳瓦尔尼的朋友，曾将他与曼德拉相提并论。麦克福尔说，他也认为纳瓦尔尼之死的具体情节会改变国会山有关乌克兰问题辩论的基调。他在周末前往慕尼黑的会议大厅，并表示，在那里，震惊之情显而易见。
“我与国会议员、前美国官员和欧洲官员做了交流，毫无疑问，纳瓦尔尼的骇人遇难，让人们更加难以忽视普京的残暴，”麦克福尔说。
除了争取军事援助外，麦克福尔等人还在呼吁西方政府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金为乌克兰购买弹药。还有人表示，这些估计至少有3000亿美元的资金应该用于战后的重建。
麦克福尔说，在俄罗斯国内，纳瓦尔尼之死的长期影响较难预测。与纳瓦尔尼开始从政时相比，普京面临的民众抵制有所减少，而且他所处的世界通常不会追究专制者的责任。麦克福尔说，虽然纳瓦尔尼在政界和商界都有同情者，但他的去世让俄罗斯失去了一位曼德拉式的人物。在普京的专制警察国家，他是难以替代的。
“他一生的全部使命就是活下去，活过这一刻，”麦克福尔说。“现在你必须把他放入殉道者的行列，这是一个更加艰难的故事。他是一位独具魅力、广受欢迎的反对派领袖，但是没有什么明确的人选可以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也许除了他的妻子之外。”
在纳瓦尔尼去世前一晚，麦克福尔与他的妻子尤利娅·纳瓦尔尼娅见了面。她说，两人讨论了纳瓦尔尼的病情，但她对纳瓦尔尼面临的情况一无所知。上周五，她登上了慕尼黑的讲台，吸引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目光。
“我希望普京和他身边的每个人——普京的朋友、他的政府——知道，他们将为自己对我们的国家、对我的家人和我的丈夫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纳瓦尔尼娅悲痛但却镇定自若地说。“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俄罗斯没有让纳瓦尔尼活下去，这让麦克福尔感到意外。麦克福尔长期研究俄罗斯问题，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说，即使考虑到该政权之前曾试图毒死他，他也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还有人说，这标志着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在这个新世界里，即使是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异见人士也很容易遭到杀害。
纳瓦尔尼拒绝给自己贴上异见人士的标签，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参与竞逐的政治人士，甚至是俄罗斯未来的总统。这促使他决定回到俄罗斯，尽管他几乎肯定会被捕。
纳瓦尔尼的做法令他有别于冷战时期的异见人士，比如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政治人士纳坦·夏兰斯基，他们面临迫害，夏兰斯基还遭到监禁，在西方，他们成了勇敢抵抗的象征。
这样的人物往往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感觉。但分析人士说，如今，政府的行为更加有恃无恐，部分原因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受到自身政治斗争的拖累，不再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可以团结一致地施加压力。
“这是一个标志，告诉我们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英国人权律师、作家菲利普·桑兹说。“过去，政府会给这类人留条命。有时会把他们关押多年，但不会把他们除掉。现在，它们干脆把这些人都除掉了。”
“正在这样做的国家，”桑兹还说，“对自己做这些的能力更有信心了。”
Mark Landler是时报伦敦分社社长，报道英国新闻以及美国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外交政策。他从事记者工作已超过30年。点击查看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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