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春节结束了，虽然有些地方还在等待最后元宵节的欢乐，但是，在一个分外冷清的长假过后，几乎没有人对新年抱着更多希望。似乎比经济大萧条来得更早，中国社会陷入了普遍的抑郁，而且这种相同的抑郁（Depression），也在政治领域从基层向北京蔓延。
政治衰败初现
例如，千年老梗的大龄青年回乡遇到的逼婚问题，在今年春节几乎绝迹，中国家庭对城市生活的艰辛第一次形成了普遍共识；更多的中年人都在忙于照料患病的老人，他们当中有的是新冠疫苗并发症的牺牲品，有的是中国社会最短板的养老护理匮乏的受害者，无论什么原因都集中在春节假期爆发，返乡探亲变成了探病；而酒桌小聚的人们，各个阶层，很少例外，都在痛陈各级吏治的败坏，无所忌惮地发出咒骂；当假日结束，前往海南的旅游者滞留在空港和海港，重温了疫情期间在海南被迫隔离的困境，也呼应了节前在两湖高速路上陷入风雪的人们。
中国人民正在承受的这些，都是三年新冠期间“动态清零”的遗产。他们面对的2024，不仅是经济大萧条的降临，还是政治衰败的开始。而这一切，早在2022年的11月底，就由那些上海乌鲁木齐路和北京亮马桥边的年轻人喊了出来。他们大概是最早感受到深深沮丧—Depression的群体。
如果说一年之前中国人民多少还抱着复苏的憧憬，那么，目睹了整整一年的内外斗争，人民几乎一致地发现管理层的无能，如同当下的时髦话语——世界的背后原来是个草台班子，尽是一些无能之辈占据高位，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也耗尽了人民最后一点希望和储蓄。于是，在后疫情时代的第二年之初，当人民开始以穷游和节俭的方式渡过春节假期，北京政治中心也与人民一起陷入了躺平。
这是一种政治衰败。弗朗西斯.福山在八年前出版的专著，他的《政治秩序根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指出了21世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民主政权所面临的政治衰败问题。其振聋发聩的程度，不仅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得到了印证，还自我实现地预言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治的衰败。或许因此之故，福山在中国再度成为红人，这本巨著出版当年（2015年）他到北京与王岐山做了一次交流。尽管当时的世界可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次交流的历史意义，当时包括他在内、以及贝淡宁（Daniel A. Bell）之类的吹鼓手们都把中国的所谓贤能民主看作既是区别于自由民主、又是可能抵御政治衰败的另类道路。
北京躺平与思想解放
然而，几乎反讽的，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武汉隔离仓里有人在卧读福山的这本著作之时，一场显见的政治衰败就已经随着“动态清零”开始了。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未走出动态清零的打击，而政治生活也陷入了停滞，原定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至今仍未召开。如果考虑到早早确定3月初即将召开的“两会”，那么在剩下不足两周的时间里，党中央的全会窗口正在关闭。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政治衰败，意味着：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进程难以逆转，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面临大萧条、人民信心丧失，中国的领导人为了防止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的历史重演，其实只是担心“三中全会”上出现超出“绝对安全”或者“绝对忠诚”的任何一点点批评，而任何一点批评都可能意味着对过去十年路线的根本否定，这恰是中国领导人刻下难以承受之轻。
问题在于，即使无限拖延三中全会，例如拖到“两会之后”或者更可能的——以躺平姿态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照常举行“两会”，照常举行政治局会议而推迟到2024年秋天预定的“四中全会”日子召开“三中全会”，那就意味着2024年的一年里所有政治生活都将陷入虚无和停滞，堪称北京躺平。这或许是继“北京折叠”之后，中国政治生活出现的最新荒诞却是非虚构的政治景观。
事实上，过去几年，从年轻人不堪生活重压和政治抑郁后纷纷选择躺平、拒绝奋斗、减少消费后，企业家们在面对“翻烧饼”式的政策折腾也选择躺平歇业、停止投资，基层官员们则疲于应付形式主义和“自我革命”式的无休止清洗，从年初以来纷纷消极怠工、放飞自我。一方面，各个党政单位、国企和学校，眼见的人人变得木讷僵化，没有领导意志绝不敢越雷池半步，犹如没有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一般，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庞大累赘，也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勃涅日列夫僵化体制的再现。
这正是春节过后湖南、深圳福建等地官员开始鼓吹“解放思想”的背景。此解放思想已经不是1980年代初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本来意义，只是针对干部官员们的僵化躺平所做的鼓动。毕竟，他们了解这些干部们私底下面目的丰富多彩。例如去年以来中国官场和国企最流行的便是“掼蛋”的纸牌游戏，几乎所有官员都成为了孙政才式的“掼蛋”迷，还有许多中层精英开始热衷换妻、SM等性游戏，各种游戏风潮之盛仿佛1970年代初社会觉醒的重现。
“新四人帮”
当然，在社会躺平、北京躺平的同时，还是有一小撮投机官员努力扮演着气氛组的角色。除了那些站出来号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员之外，北京躺平圈里赫然浮现出一个“新四人帮”的结构。那就是一张网传老照片透露出来的秘密。
那张大约摄于1990年代的合影，除其中核心人物外，其余四人当时皆名不见经传、出身和学历平平，其后政绩和才干也远远不够所谓“贤能”标准，但在今天皆列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之尊，一个党内暗藏、无人敢置喙的小团伙至此大白于天下。他们如同东汉末年“十常侍”的存在本身，将福山的政治衰败，虽然是非民主体制的政治衰败，演绎出来。
而在中共历史上，上一次“四人帮”的出现也是中国政治最为衰败的时期，即文革后期毛的力量下降，当他在苏联压力下被迫调整对外路线、对美缓和的同时，不得不让曾经被他打倒的革命战友重新出山收拾局面，也在此种情形下以江青为中心扶持了一个年轻的“四人帮”毛派小集团，后者只有吹鼓手之力，继续拖延着中美间的缓和进程，企图继续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层“新四人帮”的出现及其意义，而非表面的所谓“三人组”，占据高位，却无对等力量集团可牵制，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和政策，如同全斗焕政变成功后重用的“一心会”骨干。或者说，中共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一个私人团体把持，共和国也因此沦为类似普京领导下的西罗维基集团控制的私人国家。
“新四人帮”的无能和私欲膨胀，当然要为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信息孤岛负责，也须为中共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团派的悲惨命运、为外交内政的混乱无能、为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福祉的下降负责。不过，尚可庆幸的，他们好歹还是从儒家官僚集团当中产生出来的，而非克格勃与官僚主体的隔离，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帮”那般激进；虽然自身无能，却还能从经历了大规模、无限次清洗后的专业官僚中选择一些胜任的幸存专业官僚继续治理这个国家，例如最新任命的证监会主席。而后者的价值，以及类似专业官僚群体的存在本身，或许就是“三中全会”难产的根源。毕竟，他们不可能人人都是冯道。
无论如何，中共政治的衰败已经呈现，哀叹无力回天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还有北京躺平的诸多权贵。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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