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時，剛好是在香港教育界工作的第20個年頭，當然不捨，但為了讓家人安心，中學校長許漢榮還是決定離開。《國安法》的生效，加強了他要離開的想法，「如果做教育研究，台灣係華人地區惟一仲可以暢所欲言嘅地方」。
到了台灣幾個月，還在適應生活，他說先讓自己休息一會，再決定日後的路怎樣走，「呢度係一個好宜居嘅地方，空間大，有時間就運動吓」。一邊享受台灣悠閒的生活，一邊寫未完成的博士論文。許漢榮在香港教書，曾做中學校長，現時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博士生，論文研究香港的職業專才教育，「想香港教育課程更多元化」。
報讀博士已是差不多6年前的事，近年香港政治環境乃至教育界翻天覆地的改變，作為教育工作者的他，始料不及。2003年入行教書，在新辦的學校做中文科老師，他說那時學校對老師很放心，課程設計自由度大，「學校要求好簡單，確保學生安全、不犯法，其他事唔會太干預，無言論禁區」。
2007至2010年，香港發生不同的社會運動，皇后碼頭保育、反高鐵運動，那時他帶學生到現場觀察，參加講解皇后碼頭歷史的導賞團，希望學生可以從中理解保育意義和香港歷史，「保育唔只係建築物本身，而係有歷史意義，想畀學生親自感受，去聽做相關研究嘅學者去講件事，嗰時做呢啲完全無問題！」
帶學生走出課室 訓練批判思考
他教中文，兼教通職科，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就如一個更大的教室，很多機會讓學生感受和了解這個城巿正在經歷甚麼，「學生見到保育人士苦行，知道原來保育議題可以用咁謙卑，但有影響力嘅行動去做」。他說那時候帶學生出外體驗，只需跟學校說一聲，學生家長簽通告，「唔係帶學生去參與，只係去了解，呢個係通識科要做嘅」。
透過實地觀察，訓練學生獨立、批判思考，他覺得這是通識科的本意，只不過10多年，卻已人面全非，他禁不住感慨，「今日已經無辦法想像，可以有咁嘅空間，去社會運動現場觀察，對照喺課堂內嘅學習」。
20年教學生涯，對於時政的看法，他不諱言，從來不在學生面前掩飾，校長、學校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只要唔影響教學就得，校長亦無因我做呢啲而唔OK」。課堂上，他會跟學生說自己的看法，學生絕對可以不同意，「歡迎辯論！老師學生都係平等，有自己立場可以用道理說服人，但唔代表要『打低』其他人，係尊重各自有唔同諗法」。
上月，他從中學校長的崗位退下來了，接替的新任校長，是藝術界非常專業的人士，讓他鬆了一口氣。2021年，那間中學急着找人接替校長一職，那時他已開始在教育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接任絕對是「臨危受命」，「我同佢哋講未必做得長，不過可以畀佢哋buy time去搵合適嘅校長」。
臨危受命當校長 幫學校「頂住」外界指控
作為校長，他覺得學生不應在思維上受限，應該給予最大的創作和思考空間，而他的任務，就是「頂住出面壓力」，面對無理的要求和指控，以最大的能力維護學校和學生的自主性。學校被攻擊，他說學校上下齊心，由校董至同學們，都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同一件事，對其他學校嚟講係危機，但我哋唔當一回事，無用危機處理嘅方式應對，亦無特別解釋或做啲咩，我覺得呢個處理方式好恰當」。
但是，有些事情還是必須要做的，例如公社科要求學校帶學生到中國考察、在校內升國旗等，「呢啲一定照做，唔會畀佢有機會抽秤你，要我哋查圖書館有無違規嘅書，我哋照check」，他不禁搖頭，空間當然是愈來愈細，只能盡力支撐着僅餘的空間。
面對國安教育，他說敬佩留下來的同工，那些依然在堅持的人。而自己選擇離開，他承認，有做「逃兵」的感覺，「永遠覺得對個地方有虧欠，但離開係希望自己可以健康啲」。做這個決定，他很掙扎，因為喜歡這間中學，喜歡一起工作的同事，「走係咪不負責任？學校嘅工作點算？不如…留返低…」那時候，每天也在走與不走的抉擇上徘徊，「屋企人真係好擔心，我自己就唔覺好危險嘅」。
擔任校長前，他曾在教育大學任講師，從2016年至2021年，五年間經歷巨大改變。2019年後，上課前一定先跟學生表明課堂會談及時事，對於一些社會重大事件無法完全迴避，有擔憂可以退修。那時他的辦公室門外貼滿反修例運動的文宣和便利貼，儼如一塊小型連儂牆，有人把便利貼撕走，亦有人在上面寫上自己感想。離開時，他不留半點痕跡，「無人叫我拆，但唔想影響同房嘅同事」。
這幾年，他感受到微妙的變化，四周都是白色恐怖，「無話唔畀你做，但你要自己承擔後果」，他自覺地迴避某些疑似是紅線的範圍，卻坦言，恐懼很多時候都只存在於腦內，「以前從來唔會咁諗，呢幾年就不停思考」。他厭倦這種「遊戲」，進退維谷，「其實乖就得，但我又會問，點解要乖？點解會變成咁嘅田地？」他只能感嘆，教育界氣氛低迷，已是既成的事實。
實名投稿評論時政 家人擔心驅使離開
有一段長時間，許漢榮在香港各大主流報章投稿，也經常接受採訪，全部都用實名。「以前完全無擔心過，用自己名無受過任何壓力… 依家好難喇」。文章涉及時政，回憶過去寫過的文章，以今天的標準來說，也許敏感，但幾年前，根本只是以事論事，例如關於警察動用武力程度，「我唔係批評佢係咪做啱定錯，而係喺嗰個時刻，係咪需要用呢個程度嘅武力、喺無制衡嘅情況下使用武力」 。
教育界近年風聲鶴唳，做記者大概最能夠直接感受到那種恐懼。從前願意受訪的，現在都不願多說，即使願意說上幾句，也瞻前顧後。他說，教育界一向偏向保守，只是從前有工會保護，可以有較大空間發表意見，「其實以前肯講嘅，來來去去都係嗰一班，其他老師可能匿名都得，但前題係唔影響學校」。
以往願意受訪的，今天即使匿名也不願意了，他分析，「有心人」要找，必然會找到，整個教育界被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懼籠罩。「『行頭』細，請人時多咗background check。如果教育局覺得某個人有問題，就會要求解釋，可以不斷煩住你」。他說很多學校為免麻煩，就會「用自己的方式」停止僱用那些被局方認為有問題的人。
老師不敢受訪 說了也不會有改變
雖然殘酷，但只能承認，不受訪也不會有損失。「受訪又點？對社會根本無影響，都係咁囉，唔會有改變，政府依家仲會認真對待民間意見咩？仲會因為你嘅言論公道而思考自己推行嘅政策？」彷彿一切都變得無力。的確，甚麼也改變不了，甚至要冒上違法的風險，那些想表達意見的人，只能放棄發聲，「不如算喇」。
當噤聲，成為了日常。他感慨，現時大家「只能」關心的，是解釋「為何國家富強」，而非「國家是否富強」。訪問那天，剛好是首屆公民與社會發展科DSE考試，他禁不住說上幾句，「無㗎喇，只係用教育去承載國安同愛國教育，考試出呢啲題目，咁做老師嘅咪調整教學策略囉」。他分析，公民科考試是已有一個既定立場，然後要求學生解說那種立場，長遠來說不能訓練學生獨立思維，相對通識科，公民科絕對不珍視多角度思考，學生只能在一個既定的框架內思考。
有人擔心，下一代的會否從此失去批判能力？他不認為必然如此，因為在殖民時期成長的自己一代人，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然而，14年通識教育，他覺得是證明「有好過無」，「老師教得好，學生看得出政客講嘅係啱定錯」。從歷史脈絡來看，整整一代人接受了良好的思維教育，懂得明辨是非，「對於政權嚟講係危機，面對批評，佢哋唔去改善自己而係殺科！」
對於現時香港的社會環境，他感到失望，「無人再敢走出嚟講公道說話」，因為發聲也不會有結果。
文章来源：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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