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2日星期一

中国青年“掉头转向”入乡就业 难与更难的抉择

近日一份教育咨询机构所做的调查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文中指出,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选择离开大城市,前往小县城就业,且就业满意度也有所提升。不过美国之音访问到的两位中国青年却认为县城里其实工资低、发展机会也少,该调查并未反映实情。4月中旬,重庆一间酒店的服务团队正准备接待来自德国的商务代表团,21岁的观光系本科生魏同学也是其中一员,他和所有参与产学合作实习的同学都绷紧神经,准备迎接这场硬仗。

毕业后进城还是下乡? 中国大学生焦虑

忙碌之余,魏同学却说自己和大部分即将大学毕业的同学一样,对未来感到很“懵”,陷入要在城市或县城就业的两难。

以重庆为例,青年就业必须在主城区和诸如云阳、奉节等县城之间抉择。魏同学表示城市岗位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但县城的职缺技术含量低,难与本科专业匹配,且没有提升空间,令即将踏入社会的他很担心,自己学的旅游管理专长,却可能去服装工厂工作,因为“大材小用”是县城就业的常态。

相比魏同学的焦虑,中国高教咨询机构麦可思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蓝皮书》却称,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县城就业的比例上升明显,从2018年的20%上升至2022年的25%。

此外,就业满意度也在五年间提升9%;专业相关度的比例则稳定保持在70%。

《中国网》17日更称“一线大城市近年不再是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职涯首发地”,反而掀起县域就业的新潮流,报导称“入乡就业”背后是地方政府红利的倾斜,与对理想生活追求的双重“加持”。

对此,魏同学无奈表示与现实有极大差距。他说,大城市的推力固然让很多毕业生留在离家近的本地县城,但县城工作机会少、工资低、产业贫乏,除了政府机构外,私企很难在当地发展。

再者,魏同学说,县城普遍负债,就业政策无法落实,很多青年只能做收入不稳定的日结临时工。就他所知,若非党员或公务员单位编制,没有人脉关系,很难得到资源,社会福利也轮不到年轻人。

魏同学告诉美国之音:“除非我是资源很雄厚,要么就是你是属于体制内的人,你的父亲辈是当官的那种官二代。上面不改变,我们是没办法了,就是我们想改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比我大一点的年纪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有些甚至还没有找到工作,还在家里面躺平这种状态。我感觉这个未来就没有希望了,毕业即失业。”

调查指县城收入稳步提升 大学生叹: 张着嘴乱讲

魏同学还说,就连重庆也是物价全面上涨,工资却十年都没有涨过,在重庆主城区从事观光服务业的师兄师姐,月薪约人民币2,000至3,000元,县城工资却仅有1,000到1,500元。在他看来,官方数据就是“张着一张嘴乱讲”的虚假信息。

相比大学生的实际感受,麦可思数据显示,县城工作的本科毕业生月收入稳步提升,从2018年4,640元上升到2022年5,377元,两者间有不小的落差。

以他在重庆就读的学校为例,一班50名毕业生,顶多25人有就业机会,少数人能继承家产,剩下的找不到工作就回家躺平。他们真实的感受是中国政府不会承认的“失业率高达50%”。

他表示,很多在上海、北京工作的朋友,过去收入不错,但现在经济不景气难生存,估计再硬撑两年也会陆续返乡。

在魏同学的生活经验中,留在县城是许多人迫于生活压力的无奈选择,他们努力后没有效果、对生活失去信心,只好放弃目标,选择躺平。

中国媒体有关“县城就业更具性价比”的报道也在微博上引发热议。博主烨磊新蕾说,“县城体制内就业不是想进就可以进去,教育医疗资源也不行”。

博主顽皮的郭贝勒也回应“县城就业岗位少,配套设施差都是硬伤,就算体制内,现在小地方降本增效更严重”。有网民回应“计算机专业回小县城工作,两年工作经验工资只有2,000元”。

北漂族:回不去农村却无法在城市落户 陷两难

来自黑龙江农村的“北漂族”苏小姐,婚后落户北京已经6年。她说,青年返回县城有两种情形,主动的是家族有财力支撑、被动者则是无法负担一线城市的生活。

至于她自己,苏小姐形容是“不会回县城”的那群人,因为家境贫困,留守家乡没机会,只能出来闯荡“殊死一搏”。

苏小姐告诉美国之音:“穷则远走他乡、富则守家待业,中国的下线城市是非常靠关系盘踞的,就是你在一线城市,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但在下线城市不是这样的。好的饭碗、好的机会、好的单位、它全都是靠关系去流动的。山东地区、东北地带特别重视这个,一线城市月入3万又怎么样?在他们眼里不如月薪3,000的公务员守家待业,铁饭碗吃到死。”

此外,中国社会的家族传统也成为独生子女返乡的原因。苏小姐说,她的一名大学室友毕业后在杭州工作,几年后应父母要求回到县城陪伴长辈。

当然,想留在一线城市立足并不容易。苏小姐指出青年月薪人民币1万元,扣掉基本开销所剩无几,迫使多数人在北京攒钱后,撤到二线城市;另外,北京和上海的户口限制政策也让许多年轻父母,为了小孩的教育资源,撤居下线城市。

就业市场颓废不振 青年逃离北上广 

位于香港的IMC Talent猎头公司创始人徐大为表示,现在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缺乏发展红利,机会越趋减少,外地青年安家落户的可能性低。再加上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提供青年更多选择或“掉头转向”的机会。

对于当年众人趋之若鹜的一线城市,现在却失去吸引力,几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人士普遍认为是因为经济前景差、人才汇聚导致岗位竞争激烈,还有外资撤离造成失业率更严峻,从农村初到城市的社会新人人生地不熟,没有人脉牵线很难在大城市生存。

做为职业规划师,徐大为在为青年服务的海量案例中发现,30岁是许多年轻人考虑撤居下线城市或返乡的分水岭。

他们有的基于父母之命不可违,回到老家进入事业单位求安稳或接受家族规划的现成机会;有的是放弃仕途企图心或对大城市高收入的追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的想搭上县城发展的顺风车自我尝试。

徐大为说:“青年们其实有一股声音,逃离北上广。年轻人做出了去县城发展的选择。那现在的事实肯定跟大城市是有落差的,他们只是说甘愿放弃或暂时放弃这种生活品质上的落差,去尝试、或者追寻父母的意见或者是想要是找一个(工作生活)平衡点。”

徐大为认为,就业区域的转变与城市失业率息息相关,尤其疫情后,一线城市经济下滑,行业进行调整,“降本增效”的结果是裁员和停止招聘,整体就业市场越加艰难。

与此同时,徐大为说,随着“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和青岛的崛起,带动产业迁移,像是新能源行业转移至安徽、云存储行业落脚贵州,都意味着释出大量人才的需求。

然而在县城就业要面临许多挑战,例如薪资待遇较低、生活便利性较差、职场环境边界感模糊;再者,县城工作机会多需进入体制,要通过公务员考试选拔人才的机制。

此外,比起大城市,在小县城工作更需要费心经营事业单位的人际交往关系,因此徐大为说,县城就业并不适用于所有年轻人。

徐大为分析,扭转青年就业形势的指标,不仅要看国家经济振兴和产业利好政策,也要等待行业调整结束的时机。

他举例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就业市场震荡,持续到2009年第三季,反观现况则是从去年至今的行业“降本增效”还没恢复,因此短期内仍是颓废的就业市场。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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