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中國是變成晚清還是變成日本

盧斯達 / 上報 20240428

「明治維新成功，晚清維新失敗。」雖然是高度傳統和簡化，但也能形容兩條「接受現代性」的路徑。「是變成晚清還是變成日本」，今天對很多「後發展群體」仍然是沉重的問題。

 

日本高層較能理解「國際」這個俱樂部的組成及交涉方式，看到作為世界一份子的條件：日本居民要成為一個西方意義下的「國族」，才有望在「國際主宰」的世界生存下來。大清皇帝和官員遲遲未能放下身段，有不願意「對等外交」的文化心魔，觀念上難以接受自己只是萬國之一而不是天朝上國。這點分別在「競賽」初期已經很明顯。

 

義和團之亂是 124 年前的事，八國聯軍包括日本。經此一役大清被國際社會視為野蠻人。清人在第一天中外接觸可能就在害怕這件事：被野蠻人視為野蠻人。如今惡夢成真。光緒希望變法，慈禧後期也被迫主持改革，但改革大體仍是富國強兵，最多是走向君主立憲。

 

現代中文非常依賴那一堆和製漢語，是由於現代生活的相關觀念名詞，是首先由他們理解及翻譯，現代人至今仍生活於這些詞語中。

 

當時日本相對貧窮，人口少、資源少、天災一向頻繁，但也因此有強烈危機感，一直沒有自我中心的壞習慣。「蘭學」以來，就以最大力度理解這些歐美列強「為甚麼強」。日本理論上還在鎖國，但地方是有競爭壓力，所以一直還是有積極升級的心。

 

列強強的原點是歐洲國族建構時發射出來的大眾精神熱忱，它推動著資本主義、民眾爭取民權、私人市場、激發勞工工作自發性……乃至向外征服的帝國主義，是一切事件的一大源動力。「列強」那麼強，是因為被「平等的光榮身份」號召起來的「國民」自發性更強。法國大革命精神武裝下的法國人，能憑一己之力突破歐洲反法聯軍的圍攻。

 

日本當局明顯更了解何謂「現代國家」，來自藩的下級武士成為明治政府官員，任務是盡快將日本變法一個歐洲式國族，包括富國強兵，但更多是關於生活和觀念的西化。明治 8 年頒布《平民苗字必稱義務令》，規定有「姓」也是一個國民義務，也是「製造國民」的支線任務。

 

必須多管齊下令平民變得比以前更有尊嚴，激勵所有臣民為共同體爭取回報和表現。事後看來，中國一方潛意識認為進入國際是降格，日本一方潛意識卻認為是升級，對學習「國際」相當有熱忱。

 

只不過在經濟學家看來，這都是資本主義的好。在民主或憲政主義者眼中，這是因為日本行了君主立憲。

 

日本明治維新十分是少數成功改革的國家之一。（維基百科）

 

大清滅亡，國民政府出生，之後國民多次示威「罷賣日貨」，那肯定是日資做生意做到能傾銷中國。這「帝國主義」力量背後就是一個一個「變成的」日本國民，被身份的尊嚴和神話激勵的一班人。國民經濟、資本的擴張和再投資，其實到底還是靠普通人的熱情灌溉。

 

晚清人很多精神萎靡，自得其樂，所以魯迅才放棄行醫去寫東西。國民黨和共產黨當時也覺得推動革命很難，因為當時中國人沒有國民意識，因此很難被冒犯，所以也很少會不滿到為一個目標聯合起來革命。

 

傳統對「中國老百姓」的評語也是一體兩面：刻苦耐勞及逆來順受。一戰後，日本索要山東權益的問題，事情終於有了變化，人們跑出來反對日本，大眾感到自己作為一個集體感受到侮辱和危機。中國革命那時才終於初步結出花，有了一班有共同身份的人，但他們剛剛甦醒，面對的是降維登陸的大日本帝國。

 

日本和大清的維新結果大不同，起碼前者的改革目標（成為國際上一個國族）設定得當。大清希望成為一個強國，而改革的阻力來自他們自己對「現代」觀念上的抵抗。

 

最基本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英法聯軍要求下才設立，作用類似外交部的雛形，但只是軍機處大臣、大學士等組成的臨時機構。「外交」本身就不是王朝理解的概念，朝貢倒是有的，但朝貢是講尊卑而不是國與國外交。

 

改革可以是手術成功，但病人最後掛掉。結果也是中國可能在改革中有所進步，但清室自己過渡失敗，未能成功濟身民族之林。

 

英法的大革命以來，關於國民的假設，是建立於內部成員平等的想像，這不容易被天朝思想的社會接受。一個士大夫不可能跟賣麵小伙是兄弟手足，皇帝不可能跟屬下打成一片。在天朝生活的人，就是應該彼此生活於不同宇宙，被階級、文明程度、省籍所分隔，這才合乎天理。

 

歐洲意義下的那種 nationalism ，講市民打成一片無分高低的想像，清政府會認為是煽動漢人排滿。晚明文人寫這些，也會引來散播異端的指責，可能要收監處死。因為呼喚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度，其實是在沖擊帝國的儒家倫理。人人平等的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都要重估價值，那可能會帶來社會動亂。

 

晚清改革失敗一個非主流解釋可以是：中國人對階級不平等的適應力高，甚至每種人早就發展出適應辦法，並樂在其中（只要有更差的比較對象），這可能是一種難以製造積極國民的土壤。革命份子在溥儀在退位後，可能就會看到問題真正所在。皇帝是下台了，但普通人還是消極臣民，而不是理想中的積極國民。

 

這是超長期皇帝統治的後遺症。弱民之術長期實行，保證人們不能輕易造反，但人普遍而言也肯定不會積極到哪裡去。這形成的也是一個不積極社會。

 

光緒沒有得到弱民術的紅利，卻為此付出代價。大家都知道要改革，洋人比我們強，國民卻叫喚不醒。魯迅甚至覺得他們在鐵屋裡面，快要被氣體無知覺毒死。

 

無數的王朝、無數的暴力、無數的聖賢書，將這個區域的人們深度馴化。在此前很多年，皇帝只希望農民低頭閉嘴好好耕作，準時納稅服役即可，到了 19 世紀某天，國家卻突然希望人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吸收世界新知，為民族前途憂心如焚，最好出錢出力……很難。

 

遠古的「消極國民性」這時發揮一把雙面刃的效果。人民容易管治，但人民也消極和麻木：他們不是「真心愛國」，改革也失敗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

文章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