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人初选案」首批5名被指为组织者的被告，包括戴耀廷、区诺轩、赵家贤、锺锦麟及吴政亨，周二（25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暂代高等法院）开始作求情，控方今在庭上确认各被告可被分为不同的刑期等级，同时认为案中组织者是罪行始作俑者及幕后主谋，必然属「首要分子」，而根据港区国安法，首要分子需判最少10年监禁。代表戴耀廷的资深大律师黄继明就陈词指，戴耀廷仅以法律学者身分受访，角色有限，并非共谋者而是「其他参加者」，所以向法庭大胆提出，以3年作量刑起点，给予认罪刑期扣减后判刑两年。
控方望法庭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控方今引用《刑事罪行条例》第159C条，条文指若串谋干犯的罪行属须判或可判终身监禁的罪行，刑罚必须与该罪行「严重程度」相称，因此若要与国安法22条刑罚相称，必须采纳条文的判刑下限。控方又认为，参照立法文件及官员说法，相关条文的立法原意，必然是让串谋罪行与实质罪行刑罚一致。控方又指出，立法者于1996年订立条文时，必然是预见未来或会出现如国安法般严重的罪行，才会选用「严重程度」一词。
另外，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条文，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判处无期徒刑或最少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者，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者则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李运腾问控方，指有陈词提及负责否决预算案的议员，才是「首要分子」，控方则指，案中组织者如不视为「首要分子」，是难以接受，指相关陈词是违反常识。
控方更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及实用指南第105条，指与涉案的颠覆罪相似，李官则指，「吕世瑜案」提及排除内地法例，问控方的做法，是否「走后门」？控方称不属于「走后门」，强调需要审视立法原意，两者使用相同法律字眼及同一套立法。李官再指，问题是可否参考内地法律内容，控方称法庭有权参考。
戴耀廷一方认建议判囚两年「有野心」
代表戴耀廷的资深大律师黄继明，陈词时则邀请法庭采纳3年监禁，作为戴耀廷的量刑起点，而戴及早认罪，应获减刑至判监两年。黄承认，在法官颁下裁决理据后，有人可能认为判囚两年的主张是「有野心甚或大胆」（ambitious or even audacious），但他强调有法律原则支持，并在考虑戴的个人情况后决定提出。而在在延伸庭旁听的同案被告，包括余慧明、吴敏儿及刘頴匡等就闻言发笑。
法官指戴不是初犯者 辩方同意有定罪纪录
不过，法官陈仲衡随即打断，指戴不是初犯者（not the first offender），黄就澄清指「个人情况」不是指戴初犯，同意戴有定罪纪录。翻查资料，戴耀廷因提出发起占领中环，2019年4月被裁定串谋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罪成，当时处理该案的法官，正是时任区域法院法官陈仲衡。
黄继明之后续指，控方指控各被告没有停止及退出串谋，法官陈庆伟随即提醒本案为持续罪行，「不单没有停止，更是继续串谋」。黄回应，在国安法生效前，戴与他人采取非暴力手段，运用宪法权力争取普选是合法行为，然而翌日即变为非法。黄明言戴的角色有限，其立场是本案是就《刑事罪行条例》下串谋罪的定罪，而非就《国安法》罪行的定罪，故判刑原则应根据香港法律，认为《国安法》的量刑可予参考，但颠覆罪的刑期分级下限并不适用。
戴耀廷一方认为有别于买凶杀人案 戴并非共谋者
法官陈仲衡就一度问及，若戴不是控方所指的「首要分子」，那谁是「首要分子」？黄回应，戴并不会投票否决财政预算案，更无法控制当选者的意向，直言有别于控方提出的买凶杀人例子，指买凶杀人的主脑从案情清晰可见，惟戴在本案中，其后仅以法律学者身分受访，并非共谋者而是「其他参加者」，认为法庭在量刑时，不应考虑戴之前的行为。
黄又回应《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串谋罪立法背景，指出有关串谋罪罚则只修订过刑期上限，打破原本的7年上限，令串谋谋杀等罪行最高同样可判终身监禁，然而这些严重的罪行，都不设刑期下限，故认为国安法的最低刑期亦不应适用于本案。聆讯明续，黄继明将继续为戴耀廷作求情陈词。
案件编号：HCCC69/2022、HCCC70/2022
粤语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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