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领袖朱虞夫抵美 自述遭中共迫害经历

2024年7月28日南京民主人士朱虞夫获美国人道援助抵达美国。（受访者提供）

【大纪元2024年07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今年年初前往日本治病的南京民主人士朱虞夫，通过美国紧急入境通道待遇，于7月28日顺利抵达美国。

现年71岁的朱虞夫，是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因为追求民主曾被中共多次判刑，入狱16年。去年得知罹患胃癌，在家属的奔波维权下，终获中共当局放行前往日本治疗。不过，朱虞夫虽身在日本，却还是被杭州国保长臂管控。

日前，朱虞夫在美国的妹妹朱小砚告诉大纪元记者，“我哥哥在美国国务院的敦促下，得到了美国移民局的人道主义紧急入境的许可，若没有意外发生，我哥哥乘坐的航班将会在洛杉矶时间28号下午的2点半到达洛杉矶。”

她说，这段时间离朱虞夫的签证到期日越来越近，杭州国保几乎每天都和他确认回杭州的日期，为了确保哥哥赴美的安全，直到他转机之前，她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行程。

朱虞夫是在傅希秋牧师、陈闯创律师等人的帮助下来到美国。

朱小砚表示，“朱虞夫是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人道主义的紧急入境通道。这个不是签证，这个入境允许在美国住二年，通知中明确告知需要在这个二年之内转换身份，至于转换方式应按实际情况来确定。我想我哥哥最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政治庇护。”

朱虞夫目前已经在美国，精神状况良好。朱小砚表达感谢大家对朱虞夫的支持和帮助。

在朱虞夫到美国前，他公开了一篇二千字的字数，道尽他这一生为追求民主自由遭遇的波折和各种打压。以下是全文：

我是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今年71岁。自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专制暴政嫉恶如仇，立志改变肆意践踏人权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有尊严。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杭州建立民主墙，探讨中国产生“文革”的深层次原因，冀以铲除产生“文革”的土壤，与朋友一起创办“四五”月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镇压，取缔，被胁迫回单位接受“帮教”批判，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当局一贯的连坐手段中，所有的亲戚都被牵连。

1989年“六四”期间，我因为同情学生，与朋友们参加了几次声援学生的活动，被立案侦查—-“收容审查”关押了27天，被当时的工作单位杭州市江干区房管局撒销了工会主席职务，下放基层。

1998年6月25日，与朋友们一起组织成立“中国民主党”，6月30日因为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被抓，在杭州凯旋派出所关押二天。7月8日再次与朋友们一起被抓关押和监视居住。

1999年6月17日又突然被抓，在万山遣送站被关押三个月后又转去杭州下城区特警队关押，并于9月中旬转为刑事拘留被关进杭州市看守所。于11月9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6年9月刑满释放（6月至9月三个月的关押不算刑期，应是超期关押）。

因为我不认罪服法，并且持续参与民主运动，遭到杭州国保头头的忌恨，其公开扬言“朱虞夫上次苦头没有吃足，还要把他弄进去”。

为了给2008年的奥运会保驾护航，2007年4月，湖北国保由杭州国保陪同来我家抓捕民主觉人胡俊雄，市国保那个头头伙同另一个警察暴力攻击我儿子，我见状上前解救儿子，那个恶警将之前出警抓赌时扭伤的脚踝诬称被我所伤，再次将我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二年。

国保头头也在判决书上作为证人，2011年民主呼声日盛，杭州国保将我作为杀鸡儆猴的对象，以我创作的一首小诗《是时候了》为由，将我再次抓捕，罗织言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于2018年3月4日刑满释放。刑满释放后我一直被软禁在家，不准离开杭州，甚至一度不能跨越杭州城内的钱塘江。

在我三次被判刑下狱的日子里，我的家人、子女的学习、工作、就业也受我的牵连而历经坎坷。

我是一名基督徒，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基督精神充满崇敬，藐视权贵，怜悯弱者，牺牲自己，造福大众一直激动着我。我愿意像主那样，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走过那条充满着血与火的荆棘之路。但是当年统治者不允许人们有任何宗教信仰，成为基督徒只是我深心的梦想。

第二次出监狱后，朋友带我去杭州崇一堂参加查经，却被国保便衣跟踪，市国保特意去找教堂阻拦我的信仰活动。这更坚定了我受洗成为一个正式基督徒的决心，在慕道班学习后，我于2009年8月1日受洗皈依了主。

长期的监狱生活严重的损害了我的健康，作为一名政治犯，在监狱遭到特别残酷、残忍的对待，我第一次服刑的省六监公然对我说：“你是反对共产党来坐共产党的牢，坐在共产党的牢里，当然不会让你过好日子！”

我在监狱里是被长期隔离关押的，监狱里规定不准任何人与我讲话，除了个别主管警察，其他狱警都不能进我的囚室，为了摧残我的意志，规定我不准看书看报，不准自学。更为可怕的是，监狱里长年给服刑人员吃霉米饭，特别是2003年后，基本每月至少有二十天以上都是吃的发黑了的霉米饭。

根据管理条例，被关押人员都应该有“放风”（晒太阳）保障健康的安排，我所在的监区也每周安排二次放风，但是我却没有放风的资格，在北向的囚室里，只有夏天的落日余晖照进囚室，心情非常郁闷，向监区头头提出放风要求，此人是个声名狼藉的贪腐分子，他居然 对我说：“你要晒太阳很方便，只要帮教带你到对面阳台上坐坐就可以了，我又没有拿你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对你好。”

在万般无奈之下，我绝食抗议，但是监狱是个一手遮天的地方，此人要看管我的帮教犯严密封锁消息，在我绝食的第十三天晚上，我突然倒下了，慌张的医务犯向值班的内管狱警报警，将我带去监狱医院抢救，这个秘密才被监狱获悉，于是调走了此人。

我长长的三次监狱生涯都被酷刑对待，因为被严酷的非人道对待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健康。出狱后，我被剥夺了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待遇。

去年三月份，我的四妹病危，她在临终前希望兄妹能见上一面，但是却在我临上机前被国保拦阻，并被没收护照，我最终还是没能见上我已经阔别二十多年妹妹的最后一面。

自最后一次出狱后，我隐隐感觉到我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差，由于被剥夺了养老保险金和健康保险待遇，我没有经济能力来承担我的体检费用，所以生病后都是靠自己硬扛过去的。

2023年11月2日，我被急救到医院，经医院检查后得出胃癌晚期的结论。并立即住院作了全胃切除手术，作了二次化疗，因为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且家门口的24小时的严密管控，强大的精神压力及抑郁情绪显然会恶化我的病情，更因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国内无法使用高疗效、低副作用的药物，我家人建议我先赴日治病。

政保部门在医院了解到我病情的危重、生存期已经屈指可数，且有我海外家人与政保部门的多次陈情与力争，终于同意放行我赴日治病。但是，由于我的家人目前都在美国，我急迫地希望在我来日无多的日子里，能与家人团聚，生活在一起，能感受一下这辈子未曾有过的天伦之乐。

责任编辑：李沐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