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维权评论：写在8月30日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

特约评论员：李立诚

中国人对各种传统节日耳熟能详，但是对很多国际人权方面的日期却知之甚少，8月30日是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是纪念世界各地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而陷入强迫失踪状态的人。这个节日是1981年由国际人权团体拉丁美洲失踪及被拘禁者家庭协会联盟发起，在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积极开展工作，反对秘密监禁、强迫失踪和绑架。

确定这一日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促进关怀大量在拉丁美洲因为战乱、独裁统治、人口贩卖而下落不明的一般公民。到了201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5/209号决议，对《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获得通过表示欢迎，并宣布8月30日为“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从2011年开始举行活动予以纪念。至此，这一节日已经不单单属于拉丁美洲等地，而是属于全世界。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虽然已经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看似融入世界大家庭，但是，每一年都会有不计其数的人口失踪，在公安系统，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涉及到的失踪人口数据异常庞大，最终能成功寻回的非常有限。一些人家庭成员，即便至死都未能等到失踪亲人回家的那一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从而成为永恒的遗憾与伤痛。

社会性失踪古往今来都广泛存在，出于自身的原因，一些人因为精神失常或者迷路、失足等原因，成为失踪人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另外一部分，是因为贩卖人口这种违法丧德的活动而失踪，还有一部分是被他人杀害。这些事情，在任何国家和时代都无法完全避免，但是，在中国，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政治原因失踪，如高智晟、孙文广、尹旭安等等。

当然，高智晟、孙文广、尹旭安等人还只是普通公民，即便是政治高层人物，也同样难逃失踪的命运，如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另外，诸如彭帅这样的网球女将，也因为指控被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而失踪。显然，上述这些人虽然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失踪的原因都是政治，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冒犯天威，失踪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当然，对于世界人权组织而言，更希望将目标聚焦到那些因为政治原因而失踪的人权捍卫者。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律师因为频繁上书和为法轮功等弱势群体鼓与呼，结果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并被以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后因为仍然在从事人权活动，故对其收监，刑满释放后，仍难逃如影随形的监控。其妻儿也遭到株连，最后不得不逃离国境。

虽然弹压一如既往，但高智晟一直都是初衷不改，他于2016年6月在台湾出版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披露自己长期遭绑架，遭受酷刑的情况，并断言中共政权距离大去之期不远，结果导致对其监控升级。2017年8月，高智晟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陕西老家，准备到山西躲藏，正准备看牙医时，却被警方搜捕到和带走。从此过后便杳无音信，任何亲朋好友都无从得知其下落，虽然有人前往找寻，但一无所获。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参与美国之音节目连线，痛批中国最高领导人非洲“大撒币”，结果被警方当场带走，过后虽然有短暂复出，但再度被控制，从此以后便人间蒸发一般，所有联系方式都无法联系上他，有朋友前往其居住地探寻其下落，其家人感到恐惧，并缄口不言，虽然在2022年传出其已经于2021年逝世的死讯，但这一消息一直不获家人和官方证实，其去向依旧成谜。

湖北大冶维权人士尹旭安，曾要求当局改正错误定罪，废除劳教制度，取消法外拘留，禁止国家非法征用土地，停止对人权捍卫者和政治活动人士的司法骚扰等。并希望中国政府批准国际人权公约，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在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申请示威，其后又上传“六四”车牌。自2007年以来，尹旭安曾多次被拘留或监禁，两次牢狱之灾的罪名均为寻衅滋事，第一次三年半，第二次四年半。

2023年11月，尹旭安出狱过后，本以为能真正获得自由，身患高血压的他，却被阻止外出看病，并不得与朋友接触。为了防止他外出，当局安排二十人之多的专班，对其轮流值守，并加装多个角度的监控探头，监视其一举一动。据其友人朱承志透露，尹旭安出狱后，自己和朋友曾给他寄药，却始终没有收到回复。自是年12月5日开始，朱承志再也无法和尹旭安联系上，律师蔺其磊认为，尹旭安失踪的状况比起在狱中服刑更让人焦虑。

网球女将彭帅，因为通过微博控告前高官张高丽，结果失踪，无法与外界联系，期间虽然短暂露脸报平安，但外界仍然相信当局是为了应付舆论而安排的指定动作。事实上，那之后，彭帅依然不自由，虽然其后又在冬奥会上露面，不承认失踪，并否认遭性侵，但这显然和高瑜通过央视“认罪”一样，在外界看来，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度，很多东西只是表象。

高智晟、孙文广、尹旭安三人，只能算中国失踪人口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敢于向当局叫板的各类敏感人士失踪的案例比比皆是，当年，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尚未发布的时候就被警方带走，结果被监视居住于秘密场所，最后获得重刑。资深媒体人高瑜，因为通过德国之声等媒体披露中共高层密辛，结果被以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改为5年。维权领袖郭飞雄也曾多次失踪，2023年5月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在联合国官网上，称强迫失踪经常被用作在社会中散布恐惧的一种策略，这种做法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并不限于失踪者的近亲，而且还影响到所在社区和整个社会。对于中国当局而言，强迫各种被视为异类的人士失踪，除了控制其本人和亲友之外，对其他素不相识的人而言，同样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用。现如今，因为被抓捕和失踪的人士越来越多，很多原本敢言敢作的人，也都变得如履薄冰。

强迫失踪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并不限于世界某一特定地区，而中国作为独裁专制大国，情况表现得更为糟糕。不仅仅是汉人区域，在新疆、西藏、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因为政治原因而失踪的人口也是多如牛毛，令人毛骨悚然，如以学习为名的新疆的集中营。从中国高官的失踪情况看，强迫失踪已经作为在政治上打压对手和威胁潜在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总之，在一党独裁、拒绝普世价值的中国，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失踪人口，强迫失踪的情况，绝不可能就此而告终。

2024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