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七被巴拿马政府的卡车拉到难民营的时候，营地里只有他一个中国人。36度的烈日下，他与19位来自中东和加勒比海的同伴排成一队，等待难民营的警卫搜身检查。
几周的逃亡生活让高大敦实的老七瘦了一些，身上的篮球衫显得有些松垮。他用一块毛巾在脸上不停地擦拭，汗水还是顺着脸颊和脖子流下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把湿透的毛巾紧紧攥在手里——这是他20多天前从东北老家匆匆离开时，母亲塞给他的最后一样东西。
老七的手机和汗巾。他在哥伦比亚一座小城市遭遇抢劫，手机屏幕被摔碎。 （ 摄影 / Mengyu Dong ）
San Vicente营地警卫在指挥载有移民的巴士停车。（ 摄影 / Mengyu Dong ）
年轻的巴拿马警卫收走了一行人的护照，挥手示意他们到别处去排队领食物，然后转身指挥另一辆满载着移民缓缓驶来的卡车。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偷渡客冒死徒步穿越横亘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原始雨林，然后设法继续北上，横跨中美洲和墨西哥，凭借运气和前人留下的经验，争取在绵延3000多公里的美墨边境线上找到缺口，进入美国开始新生活。
这条徒步偷渡美国的路被中国人称为“走线”。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至少有52万人和老七走过同样的路，是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在这条路上，中国人是后来者，也是近两年增长最快的族群。根据巴拿马当局的统计，2022年，在大陆严格施行出境限制的情况下，仍有两千多中国人穿越雨林北上，达到新冠疫情之前十年人数总和的六倍之多；而刚刚过去的2023年，穿越雨林的中国移民人数突破25000人，仅次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成为巴拿马当局统计的偷渡人数当中排名第四的国家。
巴拿马San Vicente营地里，从雨林幸存下来的移民排队接受警卫人员的检查。 （ 摄影 / Mengyu Dong ）
活着从雨林走出来的人，大部分会被巴拿马政府的边境保卫部门送到雨林附近的难民营，这些营地是巴拿马政府和国际组织共同建立的，为移民提供基本的人道援助，包括免费的医疗和食宿。
记者在难民营里见到老七的那天，营地发放的午餐是夹生的米饭和一点点鸡肉。他用塑料勺子把饭盒里的饭菜压实，然后握起拳头放在旁边，说：“你看，一顿饭给的量还不如我的拳头大。” 他随便吃了几口，就把餐盒放在地上，喂了营地里两只瘦骨嶙峋的流浪狗。
“过去几年人生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对记者说，“怪不了别人，是我自己想当英雄，又不够勇敢，最后只能逃跑。”
老七今年35岁，曾是一家外企的农业工程师。几年前，公司业务转型，他拿了一笔补偿款后离职创业。他用这笔钱加盟了一家连锁餐厅，开业不久就赶上疫情，在严格的封控政策下，餐厅只能勉强维持。“以前做工程师的时候，我见到穿制服的人只觉得他们和我互不相干。这几年自己开店，看到他们就越来越害怕。有时城管路过我的店门口，我都会主动迎过去递上一瓶水，说一句：‘来，大哥喝水。’” 他说，自己做小本生意，摸不清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只能尽量用最恭敬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权力比他大的人，希望这样能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
他偷渡的起因是去年7月的一通电话。当时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所中学的体育馆坍塌，致11名学生丧生，其中有老七朋友的孩子。他说，自己出于义愤帮助朋友越级上访，随后就“被当地盯上了”。据他回忆，当时餐厅有一项手续迟迟办不下来，因为当地消防部门“在找我的麻烦”；接着，老七坐火车到外省办事，车刚刚越过省界，他就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的人问他要做什么、何时回家；老七不记得自己对着电话说了什么，只感到恐惧从心里蔓延开，挂电话时手一直在颤抖。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他想到在此前引起极大关注的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中，一名网名叫“乌衣”的女生前往当地试图探望受害者后两度被拘押，并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他越想越害怕，“我没有乌衣那么勇敢，只想赶快逃跑。”
他开始翻墙查看出国的途径，把热门的移民国家都研究了一遍：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 但他觉得自己达不到这些国家要求的资金和教育背景，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现在不走，之后一旦被‘边控’，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这时，老七在墙外社交媒体看到“走线”的攻略，情急之下决定冒险一试。“有钱人想移民有很多途径，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走这条危险的路，”他说。
老七说手机壳和戒指是他从中国离境前购买的，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 摄影 / Mengyu Dong ）
出境前，老七按照网上的攻略买了一件假的路易·威登大衣，又花40块钱买了一枚戒指戴在无名指上，“假装是有家有业的成功人士，这样到厄瓜多尔好入境。” 由于厄瓜多尔对中国旅客免签，几乎所有中国走线客都从这里启程。一到首都基多市，老七就把大衣脱下来送给了路边的流浪汉，自己换上破旧的篮球衫。在接下来的旅程里，他不需要再扮演富商，相反，看起来越穷困、越不起眼，就越能避开劫匪和腐败的执法人员。
从厄瓜多尔开始，老七坐着颠簸的长途大巴几经中转，到达哥伦比亚的港口内科克利。在这里，他发现只懂中文一样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因为偷渡客要走的每一步都标好了价格：花十几美元可以住一间带空调的酒店；按照不必明说的规则，住在哪家酒店，就跟哪个蛇头走；在蛇头的安排下，移民们乘船出海，再跟着当地向导徒步穿越雨林。
多年来，走这条路的移民来自南美、非洲、加勒比海、中东…… 而随着中国移民人数越来越多，一些蛇头开始用翻译软件甚至专门雇佣懂中文的助理和中国人沟通。
在哥伦比亚港口小镇内科克利，一队中国移民正在排队登船，前往雨林的入口。 （ 摄影 / Mengyu Dong ）
老七选的是最便宜但也最艰难的路线，他付了330美元——这是针对中国人的价格，委内瑞拉人只付150美元就足够了。如果想走一条徒步距离更短、能骑马通行的线路，则要付四到五倍的价钱。
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雨林名叫达连隘口（Darien Gap），这里没有公路，南北通行的直线距离约100公里，须翻山涉水才能通过。雨林的东南侧属于哥伦比亚，但政府的控制力较弱，移民走的路线由参与贩毒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掌控；属于巴拿马的西北侧同样有着盘根错节的犯罪势力，针对移民的犯罪时有发生。
夏季雨林里的温度在35度左右，而且大雨容易引发山洪，几条河流中常见到遗体，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死亡之河”；在闷热潮湿的天气里翻山越岭，时常有人因受伤或体力不支而掉队。移民一旦落单，就很容易成为犯罪势力的“猎物”，特别是女性和儿童。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自2021年到去年底，至少有近1000名移民在穿越雨林期间受到性侵，其中大多数是女性——由于性侵案件的特殊性，实际遭到侵害的人数很可能更多，被杀害、因伤病死亡或遭遇抢劫和其他侵害的人数更无从统计。
来自江苏的孔先生在雨林里被蚊虫叮咬留下的疤痕。许多移民身上都带着这样的印记。 （ 摄影 / Mengyu Dong ）
老七觉得自己全部的幸运都用在了雨林里。八月正值雨季，他在危机四伏的丛林里跋涉了四天，没有遭遇劫匪，甚至连天气也站在他这边，“一共只下了两场雨，真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走到第二营地，”他说。营地里多数移民和老七一样，跟着幸存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攻略走到这里。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永远留在了雨林。
中国人常说的“第二营地”是位于距雨林出口约30公里的San Vicente难民营，2020年9月建立，是几个难民营里条件较好的。这里的简易板房能容纳约500人，有洗手间、淋浴房和干净的饮用水。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在这里为移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在雨林里失散的家长和孩子寻找彼此。这条横跨美洲大陆几千公里的迁徙之路上，巴拿马的营地给移民提供了难得的喘息空间。
在巴拿马San Vicente营地里，红十字会为移民发放物资，其中有驱蚊水、止汗剂、创可贴等。 （ 摄影 / Mengyu Dong ）
San Vicente营地配有洗手池、厕所和淋浴间。（ 摄影 / Mengyu Dong ）
在营地里，除了耐心什么都不需要。移民排队交护照、打指纹、领饭，然后等警卫的通知排队坐车离开…… 除了等待，什么都做不了。巴拿马当局使用美国提供的系统，搜集移民的指纹和护照信息，然后分享给美国国土安全部进行审查。一旦相关信息触发了美国移民和刑事司法体系的记录，巴拿马当局就会收到警告。2020年，几名来自也门的移民被迫在巴拿马营地滞留了50多天，美国当局对媒体表示正在对相关人员进行背景调查。案件最终的结果没有公开记录，美国国土安全部未回复置评请求。
San Vicente营地里，巴拿马的工作人员正在记录两名中国移民的指纹，巴拿马将她们的个人信息与美国当局分享。（ 摄影 / Mengyu Dong ）
“美国想要我们把这些人拦住，”巴拿马边境服务局（Senafront）的官员告诉记者。由于未获准接受采访，这名官员希望保持匿名，“但系统并不完全准确，况且移民人数太多，全部遣返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能做的。” 他说，多数中国移民一两天内都被允许离开，但赶上周末或系统故障，也可能需要再等。
老七到营地打过指纹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逃亡之路上，他第一次不需要思考，也无法行动，只能被动地等。和他一同穿越雨林的海地人和埃及人说着克里奥尔语和阿拉伯语，各自聚在一起说笑、争吵；老七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待着。
营地门口的小卖部有饮料、薯片和方便面，供工作人员和手头比较宽裕的移民解馋。几个七八岁的南美孩子学会了用中文和阿拉伯语找人要可乐喝。老七为了省钱从没买过饮料，他只喝营地里的水。
穿黄色背心的男孩Gerardo来自委内瑞拉，10岁，穿黑色T恤衫的男孩来自哥伦比亚，8岁。 （ 摄影 / Mengyu Dong ）
来自厄瓜多尔和海地的移民在San Vicente营地排队等待警卫检查。 （ 摄影 / Mengyu Dong ）
老七等待的第三天，一辆卡车载着近100名中国移民抵达营地。他们走的是较贵的线路，徒步的距离更短，但坐船的时间更长。因为海上风浪大，所以耽搁了几天才到营地。在警卫的指挥下，他们重复着老七完成的流程：交护照、打指纹、领饭，然后到简易板房里休息。
San Vicente营地院子正中间的桌子上有几排电源插座，人们围坐在一起给手机充电。 （ 摄影 / Mengyu Dong ）
正午时分，没有风扇的板房就像大型蒸笼，汗味和婴儿排泄物的味道混在一起，不一会的工夫就让人们一个接一个放弃了难得的床铺，聚拢到院子里。几个中年男子把衣服撩起来露出肚皮，或者干脆打赤膊；女人坐在凉棚下，期盼偶尔吹过的风带来一丝安慰。
院子正中间的桌子上有几排电源插座，人们围坐在一起给手机充电，试着用营地微弱的Wi-Fi信号和家人取得联系。
委内瑞拉人Nestor在营地里帮人修手机。 （ 摄影 / Mengyu Dong ）
来自委内瑞拉的Nestor在这里帮人修手机，修好了就收10美元；要是修不好，就收5美元的“辛苦费”。从这里到美国，他和11岁的女儿至少还要走4200公里的路。一旦离开巴拿马的营地，接下来每一步都需要用钱：光是去哥斯达黎加的大巴车票就要40美元；除一路食宿外，要是遇到军警还免不了要给贿赂…… 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眼下他只需要把面前的手机修好。
Nestor面前坐着这部手机的主人，他今年40岁，是福建连江人。他的背有些佝偻，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说，以前福建老乡找蛇头偷渡要付30万到60万人民币，价格太贵，他承担不起，所以迟迟没有行动，“年初听说‘走线’，觉得还是得带女儿赌一把。”
他说，女儿还小的时候，妻子就离家出走，从此失去了联系，“为了养孩子，我什么都做过，打过鱼，搞过装修。疫情后国内经济太差，还是要去美国讨生活。” 他13岁的女儿梳着麻花辫，在一边默默听父亲说话，一声不吭。两人的小腿上布满了蚊虫叮咬留下的猩红色的血点，几乎每一个从雨林里走出来的人都带着这样的印记。“我觉得巴拿马很好，还给我们涂药，照顾我们，” 他说。
来自福建连江的父女在排队登车，离开San Vicente难民营。 （ 摄影 / Mengyu Dong ）
“要是能有钱‘大包’，就少受罪。” 连江爸爸告诉记者，“大包”指的是由中国蛇头全程安排线路，每到一个地方有专人接应，有些蛇头甚至承诺能买通墨西哥等国的执法体系。想走这样的路线，除了要有资金，还要有门路才能联系到可靠的人。
而“走线”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依靠“熟人社会”运行的偷渡模式。许多走线赴美的人都是偶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再顺着评论区的信息找到微信或电报（Telegram）上的群组，根据前人的经验，一点一点搜集信息。许多移民告诉记者，如果不出意外，走线的路费比“大包”便宜许多；如果手头有十万元左右的积蓄，就不大需要为偷渡借外债，到了美国可以更快重建自己的生活。
父女俩在美国没有亲人可投奔，但和大部分连江人一样，他们打算去纽约。在异国他乡，就算没有熟人，他们也希望找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只要能赚钱，让孩子好好长大，”他说。
Nestor没能修好连江爸爸的手机，他边讲西班牙语边用手比划着解释道，手机有几个电子元件进水损坏了，他这里没得换，只能拿去哥斯达黎加的手机店修。连江爸爸按照约定给了他5美元，Nestor一边道歉一边收下了钱。
营地的工作人员大多讲西班牙语，极少数人会讲英语和法语，没有人懂中文。中国人的出现让他们觉得既好奇又困惑。
巴拿马移民局工作人员Medina在手机里装了微信，帮助中国移民和亲友取得联系。（ 摄影 / Mengyu Dong ）
巴拿马移民局的雇员Medina在手机里装了微信，帮助中国移民和亲友取得联系。“要是我的家人在这里，我一定很担心，”他说，“我想尽量帮他们。”
但今天他遇到了一个难题：16岁的中国女孩Jia正坐在地上大哭，她两天前和父亲在雨林里走散了，至今不知父亲是否还活着。Medina用对讲机呼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Claudia，她和同事负责给Jia这样和父母走散的孩子提供帮助。Claudia说，会把Jia暂时安置在专门为未成年人修建的营地，在那等待她父亲从雨林里出来。“大部分人都能走出来的，”Claudia用翻译软件告诉Jia，“不用害怕。”
边境服务局登记了Jia的护照信息后，Claudia护送着她坐车离开了。
在San Vicente营地里，一名福建女子怀抱8个月大的女儿。她们希望走线赴美与孩子父亲团聚。（ 摄影 / Mengyu Dong ）
去年穿越雨林的人当中，未成年人超过10万。营地里的诊所里，人道组织安排医务人员给婴儿和儿童检查身体，两个中国女子轮流抱着一个小婴儿在队伍里等待。
婴儿只有8个月大，是个女孩子，她的妈妈来自福建，爸爸几个月前已经走同样的线路到了美国。陪在福建妈妈身边的女子是路上认识的朋友，来自安徽，一起进雨林的队伍里还有广东、河北和四川人。“一路上我们自己的行李一路走一路扔，只有宝宝的东西都留着，大家轮流抱她，” 安徽女子说。
“和爸爸走散的女孩怎么样了？” 她问记者。她听人说女孩和父亲在雨林里吵了一架，挨了父亲一巴掌，之后女孩子就和队伍里其他人一起先走了。安徽女子说，她后来在翻山时看到了女孩的爸爸，他已经累得几乎说不出话，只挣扎着对她说了一句：到前面要是看到我女儿，请照顾好她。
给宝宝称完体重后，福建妈妈去小卖部买饮料，安徽女子抱着宝宝回到营房里休息。她的丈夫邵先生盘腿坐在床铺上，不时拽着T恤的领口扇风，额头上汗水直冒。记者问能否给他们一行人拍张照片，邵先生断然拒绝，“等到了美国，让你随便拍，在这不要拍。” 记者表示照片和报道可以等他们到美国安顿下来再发表，他仍然不同意。他说自己在国内做生意，养成了对人警惕的习惯：“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所有的中国人。”
邵先生说，疫情前他曾打算投资移民，但和许多生意人一样，他并不想生活在国外，“只想拿一个外国身份，大部分时间还留在国内赚钱”。疫情的到来打碎了他的投资移民梦，邵先生说，作为小企业主，他有太多被甲方拖欠款项的经历，特别是疫情后，即使最终能拿到钱，“还款周期也很长，期间大公司把钱放在自己的投资公司里，不给你结账，你只能被迫接受”。
他说，随着政治环境收紧，民营企业的日子更难过。2022年习近平连任后，他对国内彻底丧失了信心，“就想着赶紧走，再不走更他妈没有钱走了，”他说，“新闻里天天在歌功颂德，听不到真实的声音。但人人想要离开的国家，肯定是地狱。”
2023年有超过10万未成年人穿越达连隘口。（ 摄影 / Mengyu Dong ）
和他同行的河北人小高同样对政治环境感到失望。大学毕业后，小高加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内容审查。由于工作的关系，“可以上外网，监控外网的大v都在说什么，避免这些内容传播到墙内，”这份工作让他接触到未经审查的信息，“大学时候相信的事情，现在都推翻了。” 小高同样拒绝拍照，他说即使戴着口罩，一样躲不过人脸识别，不希望给国内的家人带来麻烦。
营地里的中国人大多与邵先生和小高一样，在记者说明采访目的后，他们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谈及对政治和领导人的不满时，也并不吝惜词汇；有人谈到自己国内参与过“白纸运动”等抗议活动，或者和老七一样，因为偶然的原因站在了国家机器的对立面。
但是同意实名受访的人极少，愿意露脸出镜的几乎没有。大部分人都说，不希望影响还在国内的家人。此外，“走线”赴美的移民大多数在入境后会申请庇护，而庇护裁决的不确定性极大，决定权几乎全在移民法官个人手上。在中国移民人数较多的纽约和洛杉矶的移民法庭，最严格的法官在2017年-2022年间批准的庇护申请分别只有16.5%和4%。人们担心，一旦将来移民过程不顺利，自己可能面临被遣返回国的命运，因而不愿实名受访。
也有一些人是例外。一位江苏男子在营地小卖部旁边的长椅上对记者说，他47岁决定走线，是因为国内生意难做、政治气氛压抑，希望到美国另谋出路，“路上遇到的中国人虽然有怨气，但大多数出来主要还是为了生活”。
鲁建军，人称阿泰，持不同政见者。他带着两个儿子走线赴美与妻子团聚。 （ 摄影 / Mengyu Dong ）
正说到这，坐在另一边的一名男子突然转过头打断他：“等我到了美国，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去白宫门口抗议，消灭独裁。” 他叫鲁建军，50岁，是持不同政见者，他的朋友们叫他阿泰，曾在国内建立维权律师社群，开设律师顾问服务公司，但在2019年被当局查封，他的合伙人覃永沛2023年3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五年。
鲁建军说，妻子一年前已经持旅游签证抵达纽约。受到疫情和中美关系的影响，申请美签变得难上加难。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中国公民2021年申请赴美商务和旅行签证（B1/B2）通过率仅21%，这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期间签发旅行禁令，让大多数从中国大陆出发的旅行者无法入境美国；等禁令废除、中国境内旅行限制也逐步放开后，案件积压和严格的审批又让申请者望而却步。去年，赴美商务和旅行签证的签发数量仅有疫情前的7%。
鲁建军决定带着5岁和7岁的两个儿子“走线”赴美和妻子团聚。在雨林里小孩走不动，他就花钱请当地人帮他背孩子。其他中国移民很少有人愿意和他讲话。
“真有不害怕的，”江苏先生轻声说，“那你拍他吧，我只是个小老百姓。”
下午，天气变得更加闷热。尽管营房门窗大开，坐在里面仍然不停流汗。除了几个在雨林里受伤的人还躺在床铺上，剩下的几乎都去了院子里。一名来自委内瑞拉的小男孩在营房的台阶下面发现一只小猫，就伸手把它抱进怀里；老七喂过的流浪狗躲在水箱后乘凉。
一名来自委内瑞拉的男孩将营地里的一只小猫抱在怀里。 （ 摄影 / Mengyu Dong ）
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发还护照，他们念不出中国人的名字，就用西班牙语写好指令，用翻译软件里翻成生涩的中文，再通过喇叭播放出来：“中国人在营地里，领取他们的护照；中国人在营地里，领取他们的护照。”
这个毫无感情的声音又重复了几遍，昏昏欲睡的人们打起精神，顶着烈日排起了队。工作人员请一位广东男子帮忙用麦克风念名字，被叫到的人一个接一个取回了自己的护照，然后开始排队等大巴。
等所有人的护照都发完了，老七还是没听到自己的名字。这是他在营地里的第四天，他感到自己的耐心逐渐消失殆尽。每天都有中国人进来，打指纹、吃饭、取护照、登车离开，只有他还在这里。他拿着手机里的翻译软件，反复去问站岗的警卫、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和任何肯听他说话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他走。不胜其烦的警卫骂了一串西班牙语脏话，挥挥手让他滚开。
营地的警卫是巴拿马边境服务局的人员，这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巴拿马没有常备军队，边境安全就由边境服务局负责。按照着装纪律，他们30多度的天气里也要穿长袖迷彩服和皮靴，除非是在办公室里休息时才能脱下外套，这也是整个营地里唯一有空调的地方。
负责营地安全的官员告诉记者，他五年前因为交流学习的机会去过北京，“那里奢侈品商店看起来比美国还多，中国人怎么会走这条路呢？”
“中国人从不惹麻烦，在营地受了欺负也不声张，”他说，不久前营地警卫发现几名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突然用上了新款的苹果手机，而这些人因为没有资金继续旅程，已在营地滞留月余，警卫检查后发现其中一部手机的系统语言是中文，想必是从中国偷渡者身上偷抢的。“我猜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又希望继续赶路，不想耽误时间报案，就忍耐下来。”
他说，几年前加入边境服务局时，正是移民人数逐步增多的时候，“当时我们觉得，要是越境人数超过10万，巴拿马就根本没有办法应对了；结果（2022年）来了25万人，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
“哥伦比亚不管自己的边境，美国也不管，压力都堆在我们身上，” 他用手指揉着前额说，“想到美国大选就觉得焦虑，要是选上一个共和党人，得有多少人希望抢在新总统就职之前往美国跑？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他和记者的谈话被警卫人员的敲门声打断了。他打开门，门外一名手下对他说，之前在雨林里和女儿走散的中国爸爸找到了。
51岁的中国父亲与女儿在雨林中失散后，在San Vicente营地里团聚。出于对受访者安全考量，面部已加马赛克。（ 摄影 / Mengyu Dong ）
不远处，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被警卫带着，从营地大门一瘸一拐走进来，好像每走一步都忍着剧痛。警卫问记者能不能领这位先生去营房，他需要去联络未成年人营地的工作人员，把女孩送来。
51岁的中年男子解开脚上的纱布，露出满是水泡的脚。（ 摄影 / Mengyu Dong ）
听到女儿是安全的，父亲一下松了一口气。营房只有几十米远，他却好像一步也走不动了。他表情痛苦地在院子里的长凳坐下，慢慢脱下鞋，解开脚上的纱布，露出满是水泡的双脚。他51岁，在新疆长大。“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坐船到雨林入口的时候鞋里进了水，其实应该洗一洗脚，把沙子冲掉再走，但我没有。结果泡了几天，皮肤就磨穿了，”他说。他九十年代参加过两次高考，没能如愿考去内地的大学，就进了一家轮胎厂当工人，“干了20年，后来工厂倒闭，我就出来当保安，一个月只有2000块钱。”
“有一次我丫头生病，住院一个星期花了900多医药费，”他说，“疫情后到现在我就没有攒下来过钱，不然我都50多岁了，怎么会走这条路出来呢。”
他说，本来希望与妻子和女儿一起去美国，但妻子不愿离开家，他就带着女儿走了，“不希望她在国内‘卷’，考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家里没有‘关系’，读完出来还不是收入很低。”记者问他和女儿是怎么走散的，他没有说自己在雨林里是不是动手打了女儿，但承认自己脾气很急躁。他说，在雨林里因为琐事争吵后，女儿赌气走在队伍最前面，他因为脚上有伤而掉队，两人就走散了。
等了许久，警卫还没有把他女儿送来，他又在院子里坐了一会，慢慢走去营房休息了。
去年穿越达连隘口的52万人当中，委内瑞拉等南美国家的移民占了多数，但也有越来越多来自中东、亚洲等地区的面孔。大多数美洲以外的移民都从厄瓜多尔和巴西这两个签证政策较宽松的南美国家启程，他们必须有护照、能够承担得起国际旅行的机票，才能从母国到达南美。因此，相比最穷困的南美移民，这些“外来者”通常资金更充裕，能负担得起更安全的路线。一旦打过指纹、拿回护照，只要能够支付接下来的旅程，他们就会尽快从巴拿马的营地离开。
巴拿马的法律虽然允许移民申请庇护，但大多数走这条路的移民都希望能够抵达美国。巴拿马是拉美生活水平较高、政治较为稳定的国家，但每个月最低工资仍然仅有300多美元；而如果能顺利进入美国，工资收入至少是这里的四倍——尽管接下来的路程仍充满艰辛，但这些已经冒险穿越雨林的人都想要赌一把运气。
一名阿富汗女生和父母排队登车离开San Vicente营地。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她无法继续读书，她希望到美国继续学业。 （ 摄影 / Mengyu Dong ）
去年，除中国人外，阿富汗、越南、印度等国移民亦增长迅速，特别是阿富汗人。美国2021年8月撤军后，为阿富汗人设立了临时的人道主义入境许可（humanitarian parole）；但通过该途径安置在美的阿富汗移民迟迟得不到永久身份，同时积压的申请处理非常缓慢，移民平均要等待两年之久。
“走雨林虽然危险，至少不是被动等待，而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位阿富汗女生对记者说。她曾在喀布尔读大学，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女性无法继续接受教育。她家人决定一起走线去美国。
19岁的阿富汗少年Mustafa Habibi，他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穿越达连隘口，随后北上前往美国。 （ 摄影 / Mengyu Dong ）
19岁的Mustafa Habibi也是喀布尔人，家里兄弟姐妹七个，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老师。2021年，他们一家人先逃往伊朗，后来持人道主义签证前往巴西。他们在巴西住了六个月，会说五国语言的Mustafa在一家帮助移民的国际组织工作。“我非常喜欢巴西，那里的人非常热情善良，”他说。但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巴西收入不高，Mustafa的父母亦担心巴西的医疗和安全条件，于是决定带着孩子去美国弗吉尼亚州投奔亲戚。 他们一家人从巴西出发，每个人给蛇头付了1400美元，请蛇头将他们送到巴拿马。
他们在哥伦比亚的码头登上一艘船，船上60多个人挤在一起。出海不久就遭遇大风，海浪不断把小船掀起，又重重地抛下。Mustafa害怕极了，他想起不久前在新闻里读到一队同样来自阿富汗的移民就是在这片海域因风浪罹难，“我们当时都以为船要沉了，船上都是女人和孩子的哭声，”Mustafa说，“这段旅程留下了太多记忆。”
Mustafa一家在雨林里走了三天，他的小妹妹生了病，发起高烧。撑到营地后，妹妹在妈妈的陪同下被医务人员转送去了附近的医院治疗。Mustafa从早上就开始焦急的等待，他好几次去问警卫，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你妈妈和妹妹在回来的路上，你要有耐心。
虽然他和家人接下来还要面对漫漫长路，但Mustafa已经在思考美墨边境墙另一头的生活。“很多去美国的人都只想赚钱，但我觉得钱不是生活的唯一，”他说。Mustafa喜欢计算机，自学过编程，他希望在美国读大学，以后做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我喜欢帮助别人，以后要是能帮一个公司抵御黑客就太好了。” 但他有一个担心：“可是我们离开阿富汗的时候，我还没拿到高中毕业证，你说美国的学校会收我吗？”
阿富汗移民Rashid Sakhizada坐在巴拿马San Vicente营地的床铺上。 （ 摄影 / Mengyu Dong ）
和他同行的Rashid Sakhizada也许稍微幸运一些，至少不用担心上大学的问题。Rashid是哈扎拉人，是阿富汗的少数民族，“你看过《追风筝的人》吗？里面的哈桑就是我这个民族，”他告诉我，塔利班认为阿富汗属于普什图人，剩下的民族都应该去自己的国家；而哈扎拉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在塔利班眼里，就只能下地狱”。
大学毕业后，Rashid曾为一家中国培训公司做项目经理，所以会一点点中文。他说，要是以后能在美国安定下来，他希望到全世界各地去看看，“我喜欢旅行，认识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文化，”他说，“迁徙是很重要的自由，没有这一点，别的梦想都实现不了。”
不远处的警卫向Rashid招手，示意他可以排队登车了。他和记者道了别，抓起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向大巴车边的队伍走去。
烈日下，老七也站在等车的队伍里，他终于拿回了自己的护照，没有人跟他解释为什么他等了这么久，他也没有再追问。如果路程顺利，他们约12个小时后就能抵达哥斯达黎加边境，从那里到美国，还有至少4000公里的路要走。
八月是巴拿马的雨季，高远的蓝天顷刻间布满乌云。声音嘶哑的警卫挥着手让人们排成一排。不一会，雨滴淅淅沥沥落下，有人从背包里掏出塑料袋顶在头上。大巴还没有准备好，豆大的雨珠已经倾盆而下，排在后面的人一下子散了队，快跑几步挤进凉棚里躲雨；队伍前面的人还在雨里执着的站着，他们已经等得太久了。
在雨中排队等待登车离开难民营的中国移民。（ 摄影 / Mengyu Dong ）
（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与安全，文中除Mustafa Habibi、Rashid Sakhizada之外均为化名）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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