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7日星期五

曾志豪:雨伞运动十年 香港人的政治觉醒与破灭


今年是雨伞运动10周年,香港媒体人曾志豪回顾这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如何为反修例运动“热身”。他认为,如果没有伞运,香港人是不可能在2019年产生“揽炒”的思想,也不会走向“勇武”。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4年的夏天,明明只是10年前的事,但对香港人而言,已经是上世纪般遥远的回忆。如果可以,我会这样和下一代说:那是2014年,仍然是,旧香港的时代……。

是的,10年、20年的时间值,都不及“旧香港”三个字来得直接:那是没有民主但仍有自由、香港人对前途感到失望但未觉绝望的时空。然后,下一代可能感到不耐烦,要你比较雨伞和反修例运动的分别,我只好这样说:雨伞运动是“反对”,反修例是“反抗”。雨伞运动,把香港人最后一点的政治耐性消耗干净。接下来只可以更加激进。

雨伞运动前,香港人的游行示威被嘲讽为“行礼如仪、打咭(打卡)拍照”,因为有固定路线、有安排好的终点、有完结时间。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目的主要是反对《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虽然人数众多,但基本上没有超出这种“起点开始、终点结束、不会加时、不会加插地点”的固定模式。

那种游行示威的“压力”,其实和管治阶层的“文明”程度有关。管治阶层愈文明、愈容易感受到“压力”而让步。2003年的那次,也是因为自由党的田北俊“太文明”,感受到压力而让步跳船,结果因为立法会少了关键的一党支持,才逼使董建华收回成命。

我记得雨伞前,曾参加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游行活动,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在政府总部前逗留一下便会鱼贯离开;偶然有人会拿大声公呼吁“游行人士不要解散,我们再杀上中联办”,换来的往往是沉默冷待,人群四散。因为这偏离了原本的游行路线,而且新加示威地点,超出了市民的计划行程:我还要约朋友吃饭呢,怎么可能OT(加班)再战?

背后也反映出当时香港人的想法:我们是要民主,我们是要争取,但如果要付出太多代价,那就不如择日再战,今天先回。更反映出香港人对政治的看法:我们尽责任向政府提出了意见,政府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我们总不可能逼政府马上答应要求吧?

雨伞运动完全不同——“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重点是“占领”,而“占领”的目的就是逼政府答应民众的要求,不答应不离开。

这其实是顛復了过去的政治想法:没有固定的起点,也没有指定的解散时间;政府不能不回应,人民不是单纯发声,而是要得到答案,未有答案便继续占领。

如果你只经历过2019年的硝烟四起,你是无法想像,2014年的占领运动对当时的香港人有多么震撼和创新。因为,2014年的香港人,居然可以接受占领马路去逼政府谈判、答应要求,不再满足政府派人接信敷衍了事的回应。所以当大家回顾雨伞运动、觉得很左胶很浪漫却嫌不够勇武时,千万不要忽略了曾经的时代背景,香港人是由“到时间回家”演变到“占领马路不回家”,而且是各区开花。

雨伞运动用宏观历史镜头一看,完全是为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做热身,而这个热身,是对官民而言都发挥了作用。

先说对官员的作用。2014年的雨伞运动,政府最开初让市民在各区占领马路,而且采取拖字诀,任由各占领区消耗民意、任由占领的市民和其他持份者争执。付出的代价就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让雨伞运动的维持了79日之长!

去到2019年,当612市民要故技重施、试图包围立法会再占领街道时,警察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就是实时用强硬武力驱硬,除了催泪弹,更出动了布袋弹、橡胶子弹等大杀伤力武器,而这些武器在雨伞运动时并未出现。

我估计,警方内部是下了决心,不会让雨伞历史重演,不允许香港再出现占领街头的画面。警方或者估计,只要没有占领的据点,便能把运动迅速扑灭;谁知事与愿违,被武力驱散的香港人,反而爆发出不论强度、还有长度都比雨伞运动更厉害的反修例运动。

同样地,雨伞运动的“占领”也令香港人汲取教训,知道久失必守的道理,也知道再用“占领街头、制造社会空转成本、对政府管治造成压力、逼政府让步”的方程式是不起作用,所以才会有 Be water 和遍地开花的新形抗争形式。

所以当2014年撑起雨伞时,原来已经为5年后的反修例运动,拉开了帷幕。2019年发生了很多勇武抗争的场面,装修、火魔、路障,争议不少,也让外界奇怪:香港人是如何一夜间变勇武、或者变成可以接受勇武?

还是要和2014年的运动有关。雨伞运动的占领区,特别是金钟的占领区,可以说是把香港人的文明、有礼、中产、守秩序的良好品格,做了最彻底的呈现。

就说一点好了,2014年的金钟占领区,因为占据了夏悫道马路,那时居然会出现“夏悫道X号”的门牌号码让邮差送信!这不是集浪漫乌托邦文明秩序所有特质于一身的事情吗?占领街头占领到可以让邮差送信,和2019年的示威人潮中开出红海让救护车通过,都是香港抗争史上的奇迹。

但也因为这79天的雨伞运动文明秩序,最后没有得到政府的让步回应,产生的后果有二:当时雨伞后的公民社会气氛跌到谷底,无人知道还能再做甚么抗争才有用;另一个后果便是:如果再做抗争,便要以雨伞运动做座标,就是不要学雨伞运动的模式。

雨伞运动后期的口号“拆大台”成为2019年的反修例主轴,几乎每一场大型警民冲突都是突如其来、也不是由任何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和团体策划。2014年的占领,也变为2019年的 Be Water,流水四散、绝不恋战据守。2019年的家长车、人链物资供应,也绝非凭空出现。2014年的占领区得到市民的支援才得以持续占领,可以说也为公民社会如何互相合作支援,提供演练。

2014年的占领是用和平方式令社会停摆空转,2019年的抗争者似乎很早便意识到这种“社会成本”对愈来愈专横的政府不会有用,所以才会有“揽炒”的概念。可以说,如果没有雨伞的预演,是不可能在2019年便直接产生“揽炒”的思想。

对我来说,回顾雨伞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世界:香港的抗争不是突然爆发,香港的勇武也是由和平演变而来。政府说2019年的示威是外国势力、颜色革命而激发,其实是妄顾事实,一切是由政府冷待2014年的雨伞运动而激起的。要用整个10年的时间轴去回顾,才能看清香港人的思想如何转变。

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曾任职香港电台,担任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目前旅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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