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豪：雨伞运动十年 香港人的政治觉醒与破灭

今年是雨伞运动10周年，香港媒体人曾志豪回顾这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如何为反修例运动“热身”。他认为，如果没有伞运，香港人是不可能在2019年产生“揽炒”的思想，也不会走向“勇武”。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4年的夏天，明明只是10年前的事，但对香港人而言，已经是上世纪般遥远的回忆。如果可以，我会这样和下一代说：那是2014年，仍然是，旧香港的时代……。

是的，10年、20年的时间值，都不及“旧香港”三个字来得直接：那是没有民主但仍有自由、香港人对前途感到失望但未觉绝望的时空。然后，下一代可能感到不耐烦，要你比较雨伞和反修例运动的分别，我只好这样说：雨伞运动是“反对”，反修例是“反抗”。雨伞运动，把香港人最后一点的政治耐性消耗干净。接下来只可以更加激进。

雨伞运动前，香港人的游行示威被嘲讽为“行礼如仪、打咭（打卡）拍照”，因为有固定路线、有安排好的终点、有完结时间。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目的主要是反对《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虽然人数众多，但基本上没有超出这种“起点开始、终点结束、不会加时、不会加插地点”的固定模式。

那种游行示威的“压力”，其实和管治阶层的“文明”程度有关。管治阶层愈文明、愈容易感受到“压力”而让步。2003年的那次，也是因为自由党的田北俊“太文明”，感受到压力而让步跳船，结果因为立法会少了关键的一党支持，才逼使董建华收回成命。

我记得雨伞前，曾参加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游行活动，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在政府总部前逗留一下便会鱼贯离开；偶然有人会拿大声公呼吁“游行人士不要解散，我们再杀上中联办”，换来的往往是沉默冷待，人群四散。因为这偏离了原本的游行路线，而且新加示威地点，超出了市民的计划行程：我还要约朋友吃饭呢，怎么可能OT（加班）再战？

背后也反映出当时香港人的想法：我们是要民主，我们是要争取，但如果要付出太多代价，那就不如择日再战，今天先回。更反映出香港人对政治的看法：我们尽责任向政府提出了意见，政府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我们总不可能逼政府马上答应要求吧？

雨伞运动完全不同——“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重点是“占领”，而“占领”的目的就是逼政府答应民众的要求，不答应不离开。

这其实是顛復了过去的政治想法：没有固定的起点，也没有指定的解散时间；政府不能不回应，人民不是单纯发声，而是要得到答案，未有答案便继续占领。

如果你只经历过2019年的硝烟四起，你是无法想像，2014年的占领运动对当时的香港人有多么震撼和创新。因为，2014年的香港人，居然可以接受占领马路去逼政府谈判、答应要求，不再满足政府派人接信敷衍了事的回应。所以当大家回顾雨伞运动、觉得很左胶很浪漫却嫌不够勇武时，千万不要忽略了曾经的时代背景，香港人是由“到时间回家”演变到“占领马路不回家”，而且是各区开花。

雨伞运动用宏观历史镜头一看，完全是为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做热身，而这个热身，是对官民而言都发挥了作用。

先说对官员的作用。2014年的雨伞运动，政府最开初让市民在各区占领马路，而且采取拖字诀，任由各占领区消耗民意、任由占领的市民和其他持份者争执。付出的代价就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让雨伞运动的维持了79日之长！

去到2019年，当612市民要故技重施、试图包围立法会再占领街道时，警察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就是实时用强硬武力驱硬，除了催泪弹，更出动了布袋弹、橡胶子弹等大杀伤力武器，而这些武器在雨伞运动时并未出现。

我估计，警方内部是下了决心，不会让雨伞历史重演，不允许香港再出现占领街头的画面。警方或者估计，只要没有占领的据点，便能把运动迅速扑灭；谁知事与愿违，被武力驱散的香港人，反而爆发出不论强度、还有长度都比雨伞运动更厉害的反修例运动。

同样地，雨伞运动的“占领”也令香港人汲取教训，知道久失必守的道理，也知道再用“占领街头、制造社会空转成本、对政府管治造成压力、逼政府让步”的方程式是不起作用，所以才会有 Be water 和遍地开花的新形抗争形式。

所以当2014年撑起雨伞时，原来已经为5年后的反修例运动，拉开了帷幕。2019年发生了很多勇武抗争的场面，装修、火魔、路障，争议不少，也让外界奇怪：香港人是如何一夜间变勇武、或者变成可以接受勇武？

还是要和2014年的运动有关。雨伞运动的占领区，特别是金钟的占领区，可以说是把香港人的文明、有礼、中产、守秩序的良好品格，做了最彻底的呈现。

就说一点好了，2014年的金钟占领区，因为占据了夏悫道马路，那时居然会出现“夏悫道X号”的门牌号码让邮差送信！这不是集浪漫乌托邦文明秩序所有特质于一身的事情吗？占领街头占领到可以让邮差送信，和2019年的示威人潮中开出红海让救护车通过，都是香港抗争史上的奇迹。

但也因为这79天的雨伞运动文明秩序，最后没有得到政府的让步回应，产生的后果有二：当时雨伞后的公民社会气氛跌到谷底，无人知道还能再做甚么抗争才有用；另一个后果便是：如果再做抗争，便要以雨伞运动做座标，就是不要学雨伞运动的模式。

雨伞运动后期的口号“拆大台”成为2019年的反修例主轴，几乎每一场大型警民冲突都是突如其来、也不是由任何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和团体策划。2014年的占领，也变为2019年的 Be Water，流水四散、绝不恋战据守。2019年的家长车、人链物资供应，也绝非凭空出现。2014年的占领区得到市民的支援才得以持续占领，可以说也为公民社会如何互相合作支援，提供演练。

2014年的占领是用和平方式令社会停摆空转，2019年的抗争者似乎很早便意识到这种“社会成本”对愈来愈专横的政府不会有用，所以才会有“揽炒”的概念。可以说，如果没有雨伞的预演，是不可能在2019年便直接产生“揽炒”的思想。

对我来说，回顾雨伞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世界：香港的抗争不是突然爆发，香港的勇武也是由和平演变而来。政府说2019年的示威是外国势力、颜色革命而激发，其实是妄顾事实，一切是由政府冷待2014年的雨伞运动而激起的。要用整个10年的时间轴去回顾，才能看清香港人的思想如何转变。

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曾任职香港电台，担任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目前旅居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