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支边战友联谊会"江治国会长及"重庆支边战攻联谊会"全体成员，谨向丁惠民的家属及子女表示深切哀悼。
重庆支边战友联谊会
江治国
2024年9月22日晚8点
原题: 向知青英雄丁惠民致敬
作者：王友琴
转自：新三届
写在前面：45年的1979年1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知青开始回城，揭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之序幕……
丁惠民
2023年12月18日，很久以来想做的一件事终于达成 ——我和丁惠民先生第一次通了电话。感谢当年的知青朋友WSD的帮助。
丁惠民是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出生于1953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66年，他读上海历园小学6年级。因为1966年6月以后全国学校停课，他无学可上，这也是他的最高学历。
1970年，和他的同代人一样，作为小学六年级还没有毕业的孩子去了云南景洪农场10分场（曾经一度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一团十营"，后又改回原名）。云南景洪离上海有四千多公里的距离。
1978年，他带领西双版纳数万云南知青采取行动，公开"我们要回家"的诉求。
他起草三次请愿信，上万名知青签名按手印，他们三次发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回信；他们举行罢工，要求回家，没有结果；最后，28名知青代表从西双版纳出发，在昆明—北京的火车不准他们乘坐的情况下，改乘昆明—成都的火车，终于辗转到达天寒地冻的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他们举起了"我们要回老家去"的横幅。
……
我找到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拍照放在这里。照片上有毛泽东的一段话，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在此前和此后，都作有关于知青的"最高指示"，一直持续到他在1976年死亡前几月。但这一段包含了一组对一个社会巨大群体打击沉重的新概念。其中的"知识青年"，是指城市学校的学生，后来被简称为"知青"，毛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新说法、新做法，导致文革中一千八百万城市青年离开父母、离开家庭、中断教育，到遥远的农村去，并被要求在那里"扎根"，即永远不再回城。
"知青运动"，被列为文革造成的主要"新生事物"之一。反对这些"新生事物"就被说成"反文革"，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那时候最严重的罪名之一。
55年过去了。有人说，知青是自愿下乡的，现在虽已经回城，依然眷恋着乡村。
什么叫"自愿"？只有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才会有"自愿"。而知青从来没有过选择的可能。直到毛泽东死亡两年多后，1978—1979年云南知青抗争返城。1980年，知青下乡政策被停止。
在丁惠民之前，知青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回城回家："走后门""找关系"，给干部送礼、送钱，想办法办"病退""家庭照顾""独生子留城"，女生设法找城里丈夫结婚，用性服务贿赂有权有势的干部，各种各样。概括地说，就是个人在"最高指示"构建的大网上，找个小洞钻过去。钻小洞并不容易。除了物质和性服务的付出，还有道德和心理的永久伤害。
1971年，第二号人物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后，知青的事情似乎有了一点松动。
1972年底，福建莆田县的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冒险给毛泽东写信说，他的儿子是1968届初中生，在农村插队收入低，不能养活自已。毛泽东给他寄了300元。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强奸多名女知青，两名军人干部贾小山和陈国良被判处死刑。
新华社记者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用十六种方法捆绑吊打知青，写进"内部参考"，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通报。
但是知青们都明白，这些措施只是要修理枝节让他们继续留在农村，而不是让他们回城。
北京知青钟阿城，和丁惠民在同一个分场，八十年代他成为知名作家。1978年他办理回北京的手续，景洪农场不给他户口。场长夫妇到北京。阿城妈妈请他们在大饭店吃饭，场长妻子说想要毛毯（当时一条价格超过一般人一个月工资），阿城妈妈立即买了送上，但户口还是没有给阿城；场长妻子又说要吃银耳（当时一斤价格超过一般人半个月工资），阿城赶快买了一斤送去，还是不被放行。当丁惠民的油印公开信传开，农场领导问钟阿城是不是他写的。阿城指出信中有病句，以证实不是他写的。在那种情况下，农场干部立刻把户口给了他让他回北京，以免他加入知青抗争事态。
我和我的大妹妹小时候都跳了班，她14岁，我16岁，作为知青到了云南。我们无路可走，在劳动之余自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数理化课程。文革后恢复高考，我的父母平反后，我们以高分考进了最好的大学。我知道我们是例外的例外，同龄人都没有在学校学过中学数理化课程，很少人能考进大学。
但是，勇者、智者如丁惠民，他领导的抗争，帮助了所有的知青。
1979年1月，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知青开始大回城。一时间转户口的地方出现了大拥挤，因为知青怕办晚了就不让办了。
丁惠民是1979年10月最后离开西双版纳的。他父母工作的工厂已经搬到湖北，妈妈提前退休，让丁惠民办了"顶替"。两年后他和一名西双版纳的重庆知青结婚，他调到重庆的一家高温作业工厂当工人。他们有了女儿。
回忆当年北京请愿，丁惠民说到，实际上去了28个半人，因为28人中有一个女知青是怀孕的，在北京差点发生流产，把他急坏了。好在没有出事。那个孩子长大后考进了幼儿师范，她喜欢小孩子，现在是很好的幼儿园老师。谈到这个叫着他"叔叔"长大的知青二代，丁惠民的声音里满是温情。
绝大多数知青以个人方式设法离开农村，丁惠民却选择抗争被强加给整一代人的所谓知青生活。他是站出来为自己也为全体知青回家的公开明确地争取的那个人。他领导了抗争的全过程。在全国一千八百万下乡知青中，此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做。
知青回家运动没有发生在有更多上海知青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没有发生在有更多知青的东北建设兵团，却发生在云南，因为那里有丁惠民，有那个领导大家采取行动的人。拿英国哲学家柏林的话来说，是坚持运用"积极自由"的人；拿简单直白的话来说，他是个英雄。
一位比知青一代年轻十多岁而没有当过知青的朋友说，在从丁惠民身上，可看到"虽千万人吾往矣"中那个"1"的力量（即英文所说的power of one），那个赋予后面无数个零以意义的"1"的力量。没有前面他这个1，后面的无数个零也只能还是零。他有决心，有愿景，有行动力，也有领导力。他没有号召别人冲锋而自己却躲进战壕里，而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撤在最后面。
这位年轻朋友为丁惠民的所作所为流下了眼泪。她说，假使可以选举，我会投票选丁惠民当市长……
在全国一千多万知青中，丁惠民是独特的和非凡的。他对知青群体命运的体验与对自己行动的选择和担当，帮助后来者免于被强迫中断学校教育、被强迫离开父母，去遥远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10月的一年，成为值得曾经的知青不能忘却的一年。当年的知青和后世来者，当向丁惠民和他的知青同伴们的抗争，投去深深的敬意。
向丁惠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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