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对全球化经济理论的最后致敬 ——评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之后，舆论对AJR（三位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 Robinson姓氏的缩写）获奖完全不感意外。早在2012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那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出版之后，经济学界与评论界就高度关注，随着《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相继出版，AJR在经济学界就成了高光人物。当时引起关注的重点与今天仍然一样，就是他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性质的评判及预判是否准确。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对中国经济的评断

在历年获奖著作中，AJR这三本书非常特殊，是阐述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史著作，其中最为有名的书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该书对大量历史案例进行研究，以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角度解释各国发展情况不同的原因。该书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将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与榨取型政治制度，并给定内涵，然后将所有国家（不分时代）纳入这个框架内分析。Acemoglu与Robinson（以下简称AR）在“历史制度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架构下，从杷梳人类历史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旁征博引重要的国家发展个案和“关键时期”（critical juncture）来说明国家之间的初始制度分歧如何在第一时间发生，这种分歧往往由历史偶然事件（historical contingency）事件决定（如欧洲的黑死病），并经由长期“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 ，促成制度的延续与变迁，以此来说明当前国家的富裕与贫穷落差。

大致而言，AR将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加包容性经济制度构成良性循环，带来繁荣；而榨取性政治制度加榨取性经济制度组合则构成恶性循环，导致贫困。所谓包容性政治制度有两个要素，一是政治集权（Politcal Concentration），指国家拥有集中化的权力来推动政策与资源配置；二是政治多元化（political pluralism），强调社会成员拥有政治参与途径且权力广泛分配于多元群体，以有效节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

包容性政治制度不支持榨取型经济制度。因此“包容性经济制度”只能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形成，让多元社会群体有参与和分享经济资源的机会，并由市场提供一套公平法律来保障个人劳动权与私有产权不受侵犯。包容性经济制度会诱发自由个人专注于生产、投资与创新研发的经济行动， 并促使市场走向开放多元、催生“创造性破坏”来引导国家走向持续性的成长。

哪些国家被列入榨取型政治制度？

根据以上标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与日本都形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自然也是包容性经济制度），这个模型被用来解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欧的民主化进程。前苏联、中国、朝鲜则是榨取型政治制度（自然也是榨取型经济制度）。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前苏联（1928-1970）被归纳是一种“成长式的榨取政治制度”，国家政治权力集中。治理能力增强，垄断权力的政治精英直接分配资源给工业活动，促成了经济成长。但这种缺乏技术变革的成长，无法达到持续且稳定的成长。中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被作者视为是榨取型政治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他们认为中国现有的成长是一种“追赶效应”（catch up）创造的“威权式成长”（authoritarian growth）。除非政治出现重大改革，不然在缺乏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创造性破坏的条件之下，无法维持长久性的成长。

基于中共在改革以来实施的是榨取型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的组合，AR在书中预测：“就中国而言，以追赶、引进外国技术和出口低端制造业产品为基础的增长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走到尽头，特别是一旦中国的生活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之后”，“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中国惊人的增长率将慢慢消失。”AR还指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共和经济精英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设法保持权力”，几乎没有理由期待中国向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过渡”。

对中国是榨取型政治制度，这点无论中外都没有异议，中国政府也没法正面批驳，因为政治上一党垄断，全社会缺乏政治竞争机制，民众缺少参与政治的管道与机会；经济上政府与民争利，国企困难时就“国进民退”，国企办不好时就鼓励私有经济等事实俱在，不容反驳。但引发外界质疑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世界领先的。这一现象如何解释？2012年书籍正式出版时，人们发出如此疑问；12年后的今天，该书作者拿到了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依旧横梗在这里。

包容性经济+国家投资扶持技术创新

如果考虑一下作者在书中所谈的邓小平改革是榨取型政治与包容性经济相结合，这个疑问就不会再产生了。中共的计划经济长处是在短期内能集中资源办大事，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一是个人的激励问题，大锅饭造成人人搭便车的现象；二是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政府）不肯分享利益的问题，从而无法形成技术创新——这正是“榨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但邓小平的放权让利，就是允许私人资本参与经济发展并且允许其分利，形成了所谓包容性经济。这种包容性经济是中国过去30年创造了世界上数量第二多的亿万富翁的原因。2015年习近平开始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是自邓改革以来最大的一轮国进民退，用AR的理论来解释，就是从包容性经济退至榨取型经济，反映在中国经济上，就是经济发展走弱，尤其是民营企业一片哀鸿。

这个理论框架的弱点是只有企业家才有创新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的破坏”这一概念认為，经济发展的过程，经常是不连续的──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冒险成功，导致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这个新生产技术会将旧技术彻底淘汰，而这比起在原有的技术上做小规模的改良，是更能够增进生产力的。但是创造性的破坏只能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孕育，中国这种榨取型政治体制，缺乏法律体系对产权的保护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家创新，因此中国只能仿制既有的技术，无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展出取代旧技术的新技术，这样很容易就会达到经济学上所谓边际产值递减的状态，无法再继续支持经济成长。中国不少论者以“新三样”取代“旧三样”为例，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创造性破坏，达成了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的转换，以此证明整个理论的不完美。

这是作者疏漏之处，因为书籍出版是2012年。他们并未想到，中国会在2013年推出“千人计划”，以相当低廉的“成本”付出，复制借鉴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各领域的高新技术；他们也未预估到，中国在2015年出台《中国制造2025》，公然以国家力量全力推动这种基于在“抄袭、剽窃”基础上的十大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升级。在遭遇特朗普政府2019年中美贸易战后，中国政府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但很快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

用国家投资取代企业家创新，倾国之力“引进”人才、投入资金，就是中国找到“政治控制与经济成长”相结合的“神奇处方”。中国经济学者与海外华人学者未必不知道这，但不能或者不愿意说出来，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被复杂化成“对中国分析不准确”。

余论

AJR在这个时点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原因已经由授奖方说出来了，目前，正是全球化理论遇到强大挑战之时，诺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 “缩小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重要性”，这时给全球化经济理论授奖，当然是种致敬与肯定。全球化遇到的挑战之一是中国的崛起并对西方制造业形成的威胁，AJR对中国的分析正好切合时势之需。

但我认为，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全球化经济理论的最高也是最后的致敬。目前世界进入剧烈变化阶段，以美国为第一推手的全球化正遇到一个强大的回水湾，俄乌战争的一个超出美国与西方预想的结果就是世界从美国主导的单极变成多极，多年沉寂的“全球南方”（又称77+1）苏醒，宣称要“政治自主”，结束西方国家的霸权；金砖国家这几年快速发展，今年就连法国也要求加入（被拒）。如同当年非洲发展出一套反殖反帝理论、拉美国家奉阿明的“中心-边缘论”（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反西方掠夺一样，AJR这套榨取型政治经济理论，“全球南方”可能完全不接受，他们更可能认为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榨取导致它们的贫穷落后。

书目：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合著），

《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Simon Johnson与Daron Acemoglu合著）

《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Daron Acemoglu与James A. Robinson合著）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