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诺贝尔文学奖、光州事件与六四屠杀

有评论指出，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韩国社会没有人用“只有出卖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来把她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没有人给她扣上“韩奸”、“卖国贼”、“反动文人”的帽子。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上报"发表文章《韩江若是中国人，就是韩奸、卖国贼、反动文人了》，作者何与怀指出，在自由的环境中，韩国的知识分子，韩国的作家艺术家，充分发挥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为沉重的历史痛彻心扉。他们为逝去的故人、受伤的同胞、多灾多难的民族呐喊。他们直面历史创伤。韩国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避讳历史上的敏感事件，还会大书特书。关于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的作品，除韩江的小说《少年来了》外，电影电视剧等其他作品据统计就有上百部。

这种"敢言"，正是韩国文化事业繁荣昌盛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敢言"，又得到全社会的认同。10月10日韩江荣获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韩国民众纷纷表达了兴奋之情和致敬之意，没有人用"只有出卖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来把韩江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没有人给她扣上"韩奸"、"卖国贼"、"反动文人"的帽子。

文章说，中国"六四"是一个悲壮的历史篇章，跟韩国光州事件相比，它的规模更大，它的悲情更为壮烈。但是，如果说光州事件的血没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韩国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议会制度；非常不幸，中共当局走的显然是另外一条路子。所有有关"文革""六四""反右"……这些涉及中共历史错误的重大事件，不能研究，不能描写，甚至不能提及。今天中国，在思想和表达都被压抑的环境中，人文凋敝，难有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诞生。如果哪个作家今天还企图在作品中"直面历史创伤"，下场将不堪设想。

 

政治创伤：东亚诸国的命运交织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诺奖作家韩江：肉体即政治所在，"记住这一切"之艰难》，作者朱宥勋认为，韩江的小说主要环绕着韩国的政治创伤与女性处境两个主题展开，光看关键词并不新奇，但她却能在大题目里精耕细作，让读者体验到深邃，而不是标签与教条。韩江的《少年来了》描写"光州事件"、《永不告别》描写"济州四·三事件"，正是回应自身与亲族的生命伤痕。

文章指出，韩江时常将韩国本身的政治创伤，放置在东亚的脉络来处理。《永不告别》更是并置了济州岛、台湾和冲绳，小说中谈论济州岛因镇压而死的三万人时说到："台湾也有三万人被杀害，冲绳是十二万人。"这些并置段落篇幅不长，但精巧展示了东亚诸国的命运交织，使这些作品既属于韩国、也不只是韩国。

女性写作：对于父权文化的反抗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反抗父权和厌女文化：诺奖作家韩江与"韩女文学"》，记者Motoko Rich指出，尽管韩江的获奖被广泛誉为韩国文化的最高成就，韩江和这些女作家所代表的却是对韩国文化的一种反抗，这种文化仍然深深根植于父权、时有厌女表现的观念。对她和其他韩国女作家来说，写作"是一种异见和反抗的形式"。

 

文章指出，韩江的写作灵感来自韩国历史上"人类暴力"引发的问题。她说，她说，《素食者》的一个重要元素--她对肉类消费的"负罪感"与她的家乡光州发生的大屠杀有关。在谈到《少年来了》的写作过程时，她说："我在写这本书时最常感受到的是痛苦，一种势不可挡的痛苦。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哭。"上周五，韩江的小说家父亲、84岁的韩升源告诉韩国记者，因为（乌克兰和中东）更大范围的暴力，他的女儿决定不召开新闻发布会谈论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