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对不同制度下国家间繁荣差异的研究”。在他们三人看来，全球最富裕国家比最贫穷国家富裕的程度相差那么大，后者长期赶不上前者，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就是社会制度的差异。
换言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把制度分为包容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经济制度以及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经济制度四类，认为包容型政经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型政经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不能够持续。
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聚焦制度的重要性
三学者之一的阿西莫格鲁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起源和未来一文中，对四种制度的含义和特点进行了解释。据其论述，攫取型经济制度的特点包括不安全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壁垒，不公平竞争，阻碍市场运行的管制。这些特点往往有利于某些内部人或是社会中某些有权势的政治群体。与此相反，包容型经济制度包括安全的产权保障，零壁垒的行业进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政府支持市场，维护合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得具有不同家庭背景和能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公民都能公平参与经济活动。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集中于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手里，缺乏权力的约束、监督和平衡，缺乏法治，这种制度支持的往往是攫取型的经济制度，它的极限是极权。与此相对，包容型政治制度则是 “多元主义”的，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布，无论谁当权，政治权力都要受到不同集团、不同形式的约束和监督，包括选举、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等。
用制度差异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并非始自阿西莫格鲁等人。1991、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分别因在经济制度研究上的贡献获得诺奖，前者提出了非常有创见的产权成本理论，后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解释了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并提出了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此二人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学者，他们的学说在中国曾产生广泛影响，很多自由派经济学者，包括今年两次被当局点名参加习近平和李强经济座谈会的周其仁，都是科、诺二人的拥趸。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制度差异理论也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时隔20年，诺奖再次授予研究制度的学者，说明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力量的重组时刻，经济学研究再次聚焦制度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既然制度差异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那些拥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通常会发展得更好，而那些被攫取性制度主导的国家常常陷入停滞或衰退，那么，人们自然要追问，阿氏等人的观点能否解释中国的经济成长。从前述他对攫取型政经制度的论述看，好像专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实现了高速增长，如今看似动力已衰减，可它是否还有可能延续一段较长时期的增长，很多人希望从阿氏等三位学者的理论中得到答案，看看他们如何解释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成就并预测未来发展。
攫取型经济制度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和科斯、诺斯这两位前辈同中国经济学者多有互动，并在以前有时就中国经济发言不同，阿西莫格鲁三人涉及中国经济的论述不多，不过，上面引述的阿氏谈中国经济一文，对中国经济做了相对悲观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对创新不够开放，虽然中国有很多科技创新，但中国的制度并不够开放，不足以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使得组织和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处于攫取型经济制度下的增长，它只是利用了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没有去改变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
阿氏对中国经济有这样的论述，和他理论中一个独特观点有关。在他看来，攫取型制度虽然使得经济增长不能持续，但并不见得和经济增长互不相容，在一定阶段，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是这种经济增长不能威胁到社会中那些政治上有权势的群体的政经利益；同时，增长运用的是已有的创新，从而不会产生“创造性破坏”，不能维持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 但攫取型制度能够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把资源从一个部门配置到另一部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过，它对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资源的重新配置只可能在之前众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释放出来的初期产生高速增长，随着更多的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投资拉动型增长的收益也将迅速降低，而一旦完成了追赶，必须转变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
阿氏认为，中国在追赶型增长阶段做得非常成功，因为追赶型增长依靠的是技术转移、外包生产。可这种技术的采纳和改进，到工资开始增长之后就行不通了，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现有增长方式的潜力将枯竭，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而创新需要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故除非中国能从更深层次改变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实现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否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追赶型增长很快就会失去动力。
虽然阿西莫格鲁谦虚地表示自己从任何方面都谈不上中国专家，但他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这就是理论的力量。中国经济增长的剧本当然要比阿氏简要的解释复杂得多。由于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有着巨大的人力成本优势，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完全符合阿氏所说的攫取型制度的所有特征，是攫取型制度的极端形式，它压榨了中国人30年之久，因此，一旦有所放松，人民就会迸发出巨大的针对完全计划体制的破坏性创新力量，经济增长就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恰好中国经济的开放又遇到经济全球化，并深度嵌入全球化，致使中国经济开启了一个长达30年的高增长时期。在这个阶段，尤其早中期，中国经济取得了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开放国际化以及个人自由的扩展等成就。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增长本质上仍属于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攫取型制度下的增长，只不过它没有毛时代榨取的那么严重，但仍然表现出一种攫取型制度下的增长特征。30年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以党政官僚为主的权贵阶层，以及依附于权贵阶层并和它深度结合的资本阶层，所以，虽然绝对贫困被消除了，但相对贫困反在拉大。
没有政治自由，中国经济未来堪忧
习近平上台后的1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的这种攫取性特征，表现得要比过去30年严峻得多，曾经取得的改革成就被削弱乃至倒退，突出的如企业家的产权常受到政府的侵蚀和剥夺，经济的民营化被一定程度逆转，国企和民企不能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的壁垒增强，一些行业受到严格管制，政治上权力垄断在一人之手，“法治”倒退，社会多数人不能进入公平竞争的市场，市场和政治自由被进一步受限。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虽然由于经济的持续衰退当局也试图做一些调整，然而，这些后改革时期中国经济的攫取型制度特征，并没有大的改善。
问题还如阿西莫格鲁所言，攫取型制度常常显示出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旦主导了社会，并不会转瞬即逝，自动消失。这其实就是诺斯经济学理论中的路径依赖，即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而经济进入锁定状态，要摆脱就十分困难。
攫取型制度从毛时代以来就是如此，只不过攫取的程度一段时期强，一段时期弱，如今它被再次强化，实际可看作中国经济的增长锁定在了攫取型制度下的增长路径中。从历史经验看，增长路径一旦被锁定在某一状态，持续时间少说也要十几年。所以，中国经济要重新激发动力，打破目前的路径依赖，必须在经济改革之后，启动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改革，赋予每个公民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自由，让人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此乃阿西莫格鲁这位新晋诺奖得主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对中国发出的委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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