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榆：以进促稳？官僚衰退下的中国经济危机

在2024年底前所未有的经济萧索中，中共召开了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试图应对已经到来的大衰退。不过，从所有迹象看，这个缺乏实质性改革的会议或许成功避免了演变成一次新的“七千人大会”，却无力阻止中国经济的恶化。

以进促稳能否应对危机？

在中国举行年末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在12月9日召开了会议，用半天时间为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其中，主要有三项政策指导很不寻常，引发市场关注：一是将推行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北京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债务操作，中央财政赤字将达到占GDP4%的空前水平；二是将推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再一次出现的政策表达，表明中国领导层放弃了过去十几年一贯谨慎、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以金融放水改善通缩；三是将“全方位扩大内需”、“稳定股市楼市”。

这是今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和9月底连串调整政策以来有关提振内需的最新和最有力的提法，表明中国领导层认识到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即中国内需不足的严重性和过去半年提振内需政策的有限性。

如此种种，显示中共高层终于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困难，以前所未有的“超常规、反周期”的提法表明他们对经济危机到来的共识，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各项反危机政策开了绿灯，重新将经济工作放到“党的”优先地位，第一次将扩大内需的政策优先性置于所谓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之前，以全力应对2025年到来的经济危机，以及与川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

只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为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同时，还强调了2025年的“反腐”和纪律工作，继续强调“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的领导权威。这种上半场谈经济、下半场谈纪律的会议模式已经成为中共讨论经济政策的惯例，意味着无论经济政策怎样调整，都不会触及其最高领袖的权威。

所以，在随后11-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没有出现1961年11月中国三年饥荒后中共经济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情形：各省大员对中央计划指标都报以沉默并演变为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然而，在面临类似问题的2024年度会议上，在承诺财政和央行大规模放水的同时，东南沿海省市被赋予了承担财政转移贡献的任务，拟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也被公开提上立法规划。

这些极其有限的反危机政策，被堂而皇之地冠之以“以进促稳”。虽然这些措施承认东南沿海民营经济主体地位，回到“发展是硬道理”的邓氏路线上，回到以经济增长缓解社会矛盾的道路上，但对经济危机的根源避而不谈，继续掩盖中国最高领袖十几年来的路线错误和领导责任。

也就是说，整个会议唯一亮点的所谓“以进促稳”的“进”不过是退，退回改开时代以基本经济增长保障社会稳定的基本路线，放弃了习近平就任以来强调的“不要看GDP（增长）”、“准备过紧日子”的反增长理论。后者正是习近平过去十几年得以鼓吹“国进民退”、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并借此将李克强总理边缘化的政治斗争手段。而“以进促稳”的政策结果则相反，大大加强了李强总理和国务院的经济事权。

不过，除了可以预见李强、国务院和经济官僚的权力将扩大，并将努力调用所谓“政策工具箱”的一切政策工具进行反危机努力，包括所谓“扩大开放”的领域，这些政策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仅见的新意，如“2025年将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承诺也难以打动人心。12月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第二天中国股市的普遍下跌，即说明了市场的反应和担心，比12月9日政治局常委会后的犹豫和观望的情形还要糟糕。

“守正创新”的官僚衰退

公众看到的是，面对显而易见的经济危机，中国最高领导人只是被迫技术性地放水、放权以对，但是他继续拒绝实质性改革，继续切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试图在“坚决不改”的前提下寄望于所谓“两新”，还美其名曰“守正创新”，不啻为掩耳盗铃。

总体上，会议公报仍然充满了折衷和平衡的修辞，对提振内需的强调转为“扩大消费”，仍然强调所谓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引领、向制造业现代化倾斜等，并无公众期待的面向医疗等社会保障的积极财政政策。而后者被普遍认为是内需的核心。

这些都显示，一方面，在新冠疫情结束两年后，中共领导层终于意识到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习近平不惜冒着巨大政治风险而改弦更张、回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上；另一方面，这种改变似乎只是表面的，在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体系中的一种技术型调整，放手让经济官僚和东南沿海大省发展经济，但是总体上仍然坚持习近平固有的制造业崇拜，不愿意在经济体制上进行大幅度改革，更拒绝在有关内需的根本问题上进行改革。

在过去一个月里，中国已经有两位经济学家高善文和付鹏分别从统计失真和代际公平角度部分道出了真相，但有关中国严重通缩的问题所在，却被官方禁言。这种对真相的隐瞒和扭曲或许正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关键。围绕社会系统的两个流动要素之一—信息—的极端审查和扭曲，也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公民社会、公共空间和知识分子的审查与压迫，连同愈演愈烈的信息防火墙隔离和教育脱钩，导致金钱流动无法进行，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也无法进行有效的预期管理。理论上，这恐怕才是中国通缩的核心根源。

美籍经济学家辜朝明将日本三十年大衰退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归结为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衰退，因为他们向外界隐瞒了经营的秘密，导致几乎所有传统救市措施无效。同样，中国当下的严重通缩问题也可归结为中国官僚的衰退。一个由共产党官僚集体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正因为官僚的衰退、向人们的隐瞒而导致全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且可能带来远比日本三十年衰退更为严重的后果。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在“特殊三年”后面临的情形与“饥荒三年”后所面临的情形并无多大差别，后者同样因为官僚的衰退而引发从1959到1979年持续二十年的大衰退。今天的中国，官僚衰退的不止是隐瞒各种真相和他们对信息的控制，譬如他们在国家管理中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动态清零”时期的口头传达不留痕迹的指令方式，仅仅这一做法就破坏了法制、让资本市场无法建立信心，还在于隐瞒他们自身或许就是衰退的根源，因为他们已经无力管理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只能隐瞒中国制造业模式本身就是衰退的根源、并且在全球范围制造衰退这一根本问题。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巨头比亚迪一再利用自身谈判优势压低供应商价格、拉长回款期、大量低薪使用劳务派遣工等等恶资质本主义的做法，不仅与大众公司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创造了一个共同繁荣的汽车产业相反，而且败坏了整个产业乃至造成传统燃油汽车工业的破产，还以这种社会倾销的方式威胁全球汽车市场。这是中国特色的过剩资本主义，完全符合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描述。而且，中国制造业已经且继续在中国内部和全球制造衰退，制造和输出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一如美、韩、德国等对过剩的中国制造的威胁的认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鼓励这种制造衰退的制造业模式仍然是中共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之一。这大概就是所谓“守正创新”的实质，中共官僚们还远未看清教科书意义上的中国通缩危机，也不愿意进行根本改革。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官僚衰退。

所以，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人民和企业都在选择各种出清方式，包括尽早还债、停止消费和投资、自杀和跑路。这也意味着，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将可能继续恶化，并在与反危机的政策措施的拉锯战中逐渐走向大萧条。

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