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香港知識人的流亡經驗，不僅是地理位置的變遷，更深刻地體現了一種精神與價值的離散。在《國家安全法》的壓迫下，香港的公共空間急劇收縮，知識人面臨前所未有的存在困境。如何在此歷史關頭自問：何為知識人的核心使命？本文試圖在余英時、沙特（Jean-Paul Sartre）與鄂蘭（Hannah Arendt）三位思想家的理論框架下，深入探討「知識人」與「知識分子」的本質分野，剖析其在極權與流亡處境中的倫理要求與行動路徑。
此文不僅具有理論意義，更有現實的迫切性。當香港知識人散布於世界各地，他們是否仍能承擔起知識人的歷史使命？在失去故土的情況下，如何維繫批判精神與公共關懷？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香港知識人在全球化時代的價值定位與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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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良知批判與士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
余英時在其長期的學術生涯中，始終致力於重構「知識人」的概念內涵。他明確指出，知識人不僅有知識，更重要的是有良知，並承擔向社會發聲的責任。這一定義深植於中國傳統士文化的土壤中。在余英時看來，中國傳統的「士」承接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以「仁義」與「忠恕」內化於學術實踐，形成一種涵攝歷史與當代的批判性視野。
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詳細論證了「士」的歷史演變。他認為，從春秋戰國時期的「游士」到漢代的「士大夫」，再到明清時期的「士商互動」，「士」這一階層始終保持著某種文化的連續性，即對「道」的承擔與對社會正義的追求。這種文化基因在現代知識人身上得到了延續，但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余英時的論述中，儒家傳統的「道」不僅是一種哲學概念，更是知識人承擔社會責任的精神支撐。他在《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指出，「道」的核心價值在於其「內在邏輯」，即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與社會實踐的結合，實現文化傳統的連續性與自我超越。
余英時特別強調知識人的「自省」能力。他認為，真正的知識必須來源於「自主反思」，即個體在歷史語境中承擔良知的試煉。在《歷史與思想》中，他闡述了當公共空間受限時，知識人須以「誠實態度」直面歷史創傷，並積極維繫批判理性。這種自省不是自我封閉，而是為了更好地承擔公共責任。
余英時的「自省」概念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在香港的政治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下，流亡知識人更需要通過自省來維持精神的獨立性。他們必須反思自己在歷史進程中的角色，承認過去的局限性，同時堅持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還強調，知識人的自省必須與公共性相結合。認為知識人不能僅僅滿足於個人的學術研究，而必須關注社會現實，為公眾發聲。這種公共性的體現，不僅在於知識人的學術研究能夠服務於社會，更在於他們能夠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為正義發聲。
余英時在晚年特別強調「知識人」與「知識分子」的區別。「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帶有某種語言暴力的色彩，因為「分子」這個詞本身就是一種分類和定義的工具。相比之下，「知識人」更能體現人的尊嚴和主體性。在余英時的概念框架中，「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具有跨越專業邊界的能力，能夠積極介入社會實踐，為弱勢群體發聲。而「知識分子」（technocratic intellectual）則往往局限於學術或技術領域
，迴避公共議題，止步於「角色定位」。這種區分在當代香港的語境下具有特殊的意義。許多香港學者在《國家安全法》的壓力下，選擇了自我審查和沉默，這實際上是從「知識人」向「知識分子」的退化。相反，那些堅持發聲、承擔公共責任的學者，即使面臨流亡的困境，也仍然保持著知識人的品格。
余英時對王陽明良知學說的研究，為理解現代知識人的責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他認為，王陽明的「良知」概念不僅是個人道德修養的基礎，更是知識人承擔社會責任的精神動力。在余英時的解讀中，王陽明的良知學說具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知行合一」，即知識與行動的統一；二是「致良知」，即通過道德實踐來實現人的完善。這兩個特徵對於流亡知識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知行合一」要求知識人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必須通過實際行動來實現自己的價值追求。對於流亡香港知識人而言，這意味著他們不能僅僅滿足於在海外的學術研究，而必須通過各種方式繼續關注香港的政治社會發展，為香港的民主自由事業貢獻力量。其次，「致良知」要求知識人始終保持道德的敏感性和批判精神。即使在流亡的困境中，他們也不能放棄對正義和真理的追求。余英時特別強調，良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道德實踐，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得到體現。
沙特：存在主義視野下的政治參與與知識人責任
沙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為理解知識人的責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在1946年的著名演講《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沙特明確提出，存在主義是一種使人生成為可能性的學說。這種人道主義的核心在於強調人的主體性和自由選擇的責任。沙特認為，人的存在先於本質，這意味著人沒有預設的本質，而是通過自己的選擇和行動來塑造自己的身份。他強調：「如果存在真是先於本質的話，人就要對自己是怎樣的人負責。所以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後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來面目，並且把自己存在的責任完全由自己擔負起來」。
這種責任不僅是個人的，更是社會的。沙特指出，當我們為自己做選擇時，實際上也在為所有人做選擇，因為我們的行動創造了人的形象，並肯定了這個形象的價值。這種觀點為知識人的社會責任提供了哲學基礎。
沙特在《為知識人辯解》（1996）中將知識分子分為「技術性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人」兩類。前者僅服務於專業體系，後者則跨界投入政治與倫理判斷，承擔時代責任。他明確指出：「知識人若逃避政治，將成為權力的共犯」。沙特的政治參與理論強調知識人的「介入」（engagement）責任。他認為，無論是研究哲學，還是從事文學創作，其目的都是為了改善人類對自身的認知，以維護人的尊嚴和社會正義。這種介入不是盲目的政治參與，而是基於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斷的行動。
沙特本人的政治實踐為這一理論提供了生動的例證。他參與了法國的抵抗運動，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並在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中積極發聲支持學生運動。這些行動表明，知識人不能僅僅停留在書齋中，而必須積極參與社會變革。
沙特的自由概念對於理解知識人的責任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人是「被判了自由的刑」，這種自由不僅是權利，更是責任。對於知識人而言，自由意味著他們有選擇的權利，同時也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沙特的自由理論具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絕對性，即人的自由是無條件的；二是責任性，即自由必須與責任相統一。這種自由觀對於流亡知識人具有特殊的意義。即使在流亡的困境中，他們仍然擁有選擇的自由，可以選擇沉默，也可以選擇發聲；可以選擇妥協，也可以選擇抵抗。
沙特強調，真正的自由不是為所欲為，而是在承認自己責任的基礎上做出選擇。他在《存在與虛無》中指出，人的存在是一種「欠缺」的存在，這種欠缺驅使人們不斷地尋求完善和超越。對於知識人而言，這種欠缺感正是他們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
沙特在晚年提出了「希望的本體論」，這一概念對於理解知識人在困境中的堅持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希望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存的本體論結構。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人們仍然可以保持希望，並通過行動來實現這種希望。沙特的希望概念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基於對人的能動性的信任。他指出，希望的存在和意義不是由行動結果的成敗來決定，而是由希望自身來決定。這意味著，即使知識人的努力可能不會立即見效，但他們仍然有理由堅持自己的信念和行動。
對於流亡香港知識人而言，沙特的希望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即使香港的政治環境暫時無法改變，他們仍然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維繫希望，並為未來的變革做準備。這種希望不是消極的等待，而是積極的行動。
漢娜·鄂蘭：極權主義批判與公共空間的重建
漢娜·鄂蘭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概念，為理解極權主義下知識人的責任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她指出，造成人類大規模災難的邪惡往往不是來自於惡魔般的個人，而是來自於普通人的不思考和盲目服從。鄂蘭認為，艾希曼的邪惡在於他的「缺乏思考能力」，這種思考無能使他成為極權體系中的配角。她強調，大規模犯下的罪行，其根源無法追溯到作惡者身上任何特殊的病理現象或意識形態信念，而是來自於一種「超乎尋常的淺薄」。
這一觀點對於當代知識人具有警示意義。在極權主義的環境中，知識人最容易犯的錯誤不是主動作惡，而是停止思考，放棄批判精神。鄂蘭指出，思考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是維護人的尊嚴的根本途徑。
鄂蘭的公共空間理論為知識人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框架。她將公共空間定義為一種將人們聚集在一起、互相聯繫的「事物共同體」。這種公共空間不是一個固定的物理場所，而是由人們的言行互動所構成的場域。鄂蘭強調，公共空間的特徵是強調公民的在場，因此公共空間必然指向一個具體的時空情境。人的自我只有在公民的身份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極權主義的危害在於抹殺了這個空間，並以「制約與反應」的工具形式將人們的個體性消除。
對於流亡知識人而言，重建公共空間成為一項重要的任務。即使在流亡的狀態下，他們仍然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創造和維護公共空間，包括學術討論、網絡平台、文化活動等。這些「臨時公共性」雖然規模有限，但仍然是抵抗極權主義的重要途徑。
鄂蘭強調判斷力在道德實踐中的重要性。她認為，在極權主義的環境中，傳統的道德準則往往失效，人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判斷力來做出道德選擇。這種判斷力不是基於既定的規則，而是基於對具體情況的理解和分析。鄂蘭指出，那些拒絕參與大屠殺或不協助納粹施政的人，並未因為當時的環境而失去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這些人仍然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這說明，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人們仍然可以通過自己的判斷力來維護道德底線。
對於知識人而言，判斷力的培養和運用是其基本職責。他們不僅要有專業知識，更要有道德判斷力，能夠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做出正確的選擇。這種判斷力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通過不斷的思考和實踐來培養。
鄂蘭認為，政治行動是人類最高的活動形式，因為它能夠創造新的可能性，實現人的自由。她強調，行動的本質在於其不可預測性和創新性，正是這種特性使得政治變革成為可能。鄂蘭的行動理論對於流亡知識人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即使在流亡的狀態下，他們仍然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政治行動來維護自己的價值追求。這些行動包括學術研究、公開發聲、國際遊說、文化活動等。
鄂蘭特別指出，行動需要勇氣，因為行動者必須承擔行動的後果。她認為，只有那些敢於承擔責任的人，才能真正實現人的自由。對於知識人而言，這種勇氣不僅體現在對真理的追求上，更體現在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上。
流亡香港知識人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回應
流亡香港知識人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身份認同的危機。他們在地理上離開了香港，在文化上卻仍然保持著與香港的聯繫。這種狀態使他們處於一種「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境地，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薩依德 （Edward Said）在《知識分子論》中指出，流亡能夠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這些使得知識分子的行業有生氣，但未必減輕每一種焦慮或苦澀的孤寂感。流亡者具有「雙重視角」，能夠以更加客觀和全面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對於香港知識人而言，流亡的經歷使他們能夠跳出香港本土的視野，從全球的角度來思考香港的問題。這種視野的轉換不僅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理解香港的困境，也有助於他們尋找解決問題的新途徑。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實施，使得香港的公共空間急劇收縮。許多知識人被迫選擇自我審查或流亡海外，這對香港的學術和文化生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在鄂蘭的理論框架中，公共空間的消失是極權主義的重要特徵。她指出，當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界限被抹掉時，就是極權主義降臨之日，行動消失之時。對於香港知識人而言，重建公共空間成為了一項緊迫的任務。
流亡知識人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重建公共空間：首先是通過學術研究和出版來維持知識的生產和傳播；其次是通過網絡平台和社交媒體來維持與香港社會的聯繫；第三是通過國際組織和活動來擴大香港問題的國際影響力。
流亡狀態下的知識生產面臨著新的挑戰。知識人不僅要適應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還要重新定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許多香港學者發現，他們的研究領域和方法在新的環境中需要進行調整。對於流亡知識人而言，知識生產的轉型不僅是被動的適應，更是主動的創新。他們需要利用流亡的經歷和新的環境，來發展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這種轉型雖然充滿挑戰，但也可能帶來新的機遇。
流亡知識人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建立國際連結，擴大香港問題的國際影響力。他們可以通過學術交流、媒體發聲、政策倡導等方式，來提高國際社會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和理解。許多流亡香港知識人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例如，羅冠聰、邵嵐等人在海外積極從事國際遊說工作，試圖推動西方國家對香港問題的關注。這些努力雖然面臨著諸多困難，但對於維護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三重理論視野下的實踐路徑
承襲余英時的良知精神，流亡香港知識人需要誠實直面歷史創傷，避免自我保護式的迴避。這種誠實不僅體現在對過去錯誤的反思上，更體現在對現實困境的清醒認識上。知識人需要承認自己在香港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局限性，同時也要認識到流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這種自我反思不是自我否定，而是為了更好地承擔未來的責任。
遵循沙特的政治介入模式，流亡知識人應該積極參與公共實踐，通過跨界寫作、國際連結與本地倡議等方式，維繫香港議題的公共性。這種參與不是盲目的政治行動，而是基於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斷的選擇。知識人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來參與公共實踐：學術研究、媒體發聲、政策倡導、文化活動等。這些活動雖然形式不同，但都體現了知識人的公共關懷和社會責任。
借鑑鄂蘭的理論，流亡知識人需要堅守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抵禦「平庸的邪惡」，在各種限制中創造討論空間，發揮知識人的批判能量。這種堅守不是消極的防守，而是積極的創造。知識人需要通過不斷的思考和討論，來維護自己的判斷力和批判精神。他們不僅要關注香港的問題，更要從全球的視野來思考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
流亡香港知識人可以與其他地區的華人知識人建立連結，構建一個全球華人知識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僅能夠為香港知識人提供支持和幫助，也能夠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貢獻。這種共同體的建構需要超越政治立場的分歧，基於共同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追求。它既是對傳統士文化的繼承，也是對現代知識人責任的履行。
結論：從死亡到重生的精神轉化
流亡對香港知識人而言，既是一場痛苦的蛻變，也是自我重構的契機。在面對香港「死亡」的絕境時，知識人需要通過深度的自我反思和勇敢的行動選擇，來實現從死亡到重生的精神轉化。
余英時、沙特與鄂蘭的理論為這種轉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余英時的良知精神要求知識人誠實面對歷史，承擔道德責任；沙特的存在主義強調知識人的自由選擇和政治參與；鄂蘭的公共空間理論指出了知識人在極權主義下的抵抗路徑。
綜合這三重理論視野，我們可以為流亡香港知識人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保持批判精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拒絕成為任何意識形態的附庸。知識人的首要職責是追求真理，維護理性，這種職責不因地理位置的變化而改變。
第二，積極參與公共討論和社會實踐，通過各種途徑維繫與香港社會的聯繫。流亡不意味著放棄，而是尋找新的參與方式和影響途徑。
第三，建立國際連結，擴大香港問題的國際影響力。在全球化時代，知識人的責任不僅是本土的，更是全球的。
最後，我們必須認識到，流亡香港知識人的使命不僅是為了香港的民主自由，更是為了人類普世價值的實現。他們的努力不僅具有地區意義，更具有全球意義。只有從這個高度來理解知識人的責任，我們才能真正把握流亡香港知識人的歷史使命和時代價值。
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些流亡的知識人如遠方的燈火，照亮著那不肯熄滅的自由意志。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主義的抗議，他們的聲音就是對人類尊嚴的維護。歷史將會記住這一代香港知識人的勇氣和堅持，他們的經歷將成為人類自由史上的重要篇章。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2025年7月15日
英國 － 聖奧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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