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8
北京的幸福路上再没有上访村，但并不意味着访民的苦难与制度的荒谬已经消失。
作者：荒原
上访一度是中国特殊而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了解上访制度和上访者经历的最佳影像资料，要属纪录片《上访》。
《上访》是独立导演赵亮的作品。该片有两个版本，国际版长约两个小时，曾入选海外的多个电影节。另一个国内版长达五个多小时。国内版由《众生》、《母女》、《北京南站》三部分组成。2009年，在宋庄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中，两个版本各放映了一次。赵亮也获得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节的“独立精神奖”。
《众生》串联起上访者的不同故事，他们因不同的原因聚集在北京南站幸福路周围的“上访村”。导演赵亮在片中力图全景式地展现上访人群的经历，解释什么是上访，人们为何要上访，以及如何上访。
《北京南站》将镜头对准奥运会之前面临被改造的上访村。在这里，访民们基本是十几、二十个人同处狭窄一室，上下铺相连。有些人则在窝棚里、桥洞下居住，天热时还会睡马路边或广场上。他们到菜市场捡菜叶，就馒头吃。有的人靠捡垃圾、卖地图或乞讨为生，以最低消费解决衣食住行。另外，面对时不时就可能出现的截访人员，他们保持着高度警惕，行李常是半打包状态，以防当局突然驱逐，抓人或强拆掉他们的“住所”。
上访者之所以聚集在这里，主要是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接待室都在附近。上访村有不少是长达十年甚至数十年的上访老户，有的人几乎把一生的时间都消耗在了这里。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上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制度。1951年，中共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这算是信访制度的开始。也就是对那些正常的司法渠道解决不了的问题，留下一个所谓民意上达的口子。但后来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实际上法律制度处于废弃状态。一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启动，那些曾经在文革中被打倒而饱受痛苦的中共高层当权者，也认为国家不能没有法律制度，所以着手恢复检察院、司法部，以及律师行业。1982年，国家通过《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条例（草案）》，以突击性解决文革的遗留问题，就如官媒报道，“信访工作迎来了新时期”。而在那个时期，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推动，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的很多冤假错案，也确实通过信访得到了解决。
但在那之后，信访并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瞩目的焦点。
1990年代之后，尤其是新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时有爆发。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各省普遍的“强拆”行为，以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地方上都难以得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原本应通过法律来处理的问题，由于司法腐败，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最终还是要回到“信访”这个由政府官员主导的路径上来。
对访民来说，绕开地方政府，直接到北京，要求中央解决问题，或许有一种深层的社会心理：传统上，人们倾向认为，皇帝是好的，他只是被贪官蒙蔽，而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有可能就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而他能帮助人民讨回公平和正义。“越级上访”，也就是到北京去找最高一级的政府，有时就成了访民的一种执念。
另外一个背景是，2000年以后，互联网在中国迅猛发展，媒体、知识分子对公共事件积极发声，维权运动方兴未艾，整个社会的言论环境相对宽松。访跨省进京的访民，是一个重要的维权力量，也暂时还没有被纳入官方的打击对象。
上述这些，都是纪录片《上访》拍摄的背景。据赵亮导演在媒体访谈中介绍，1996年，他结束了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进修课程，在北京停留的那段时间，无意中发现了上访村的存在，从那以后，他就把镜头对准了北京南站这片访民聚集的区域。而且，这一拍就是10多年，一直到2006年上访村因为北京奥运场馆建设的原因而被彻底拆除。
《上访》的拍摄跨度，注定它恰好记录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大爆发的时期，各地上访民众的众生相。也间接反映出，信访这个所谓“表达民意”的制度设计，在中国的现实中已经破产，而成为一个荒谬的存在。
在赵亮的镜头里，每天，访民早早怀着希望出门，晚上总是失望而回。就像一名上访者所说，“你还没领着表，排到你那儿已下班了，（只得明天再来），好不容易领到，就像圣旨似的……交上去心里嘴上都祈祷啊，领导啊，你可给我好好开封信，能叫下边给我解决，辛辛苦苦，等开了信，拿回（地方）去，又成废纸了。”
在中国，信访问题常涉及多个部门，导致复杂的“信访综合症”，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问题的实际权力，加上信访机构庞杂，统领，各机构推来推去，上访者如同无头苍蝇，来回跑动，问题却始终解决。
2005年开始，信访量成为考核地方政府的核心指标。换言之，一个地方如果有人到本地或北京上访，就关系到当地政府的工作成绩，说明他们的无能，是要受到上级批评甚至惩处的。然而，各地政府并不能解决因司法腐败、征地拆迁、医疗事故或交通事故处理不公，甚至只是邻里矛盾带来的大量上访问题。所谓越级上访一直在频繁发生。虽然通过信访被解决的问题，少之又少，但没有其它维权路径的民众，依然把上访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众生》中，经营煤矿的河南私营老板罗宏全，在当地受到不公待遇后，到北京上访，随后被当地警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全国通缉。在他常年上访之下，地方政府也承认他有理，但却拒绝承担法律责任和给他恢复名誉。
中央希望众多问题解决在基层，地方却无力解决，在一个压力型体制下，为维稳和规避问责，地方政府则常采取所谓“劫访”（使用暴力拦截上访人，包括指使黑社会打击报复，甚至跟当地或上级信访部门勾结，通风报信，半路截走）手段，从北京劫持上访者回到地方。有时甚至用诬陷、罚款、拘留、劳教、判刑、连坐等手段压制上访者，致使矛盾不断激发，问题积累发酵，对上访者造成持续伤害，形成恶性循环。
群众知道地方政府怕上访，所以遇到问题，就优先考虑上访。民众越是激烈上访，地方政府越是采取更为严厉的办法来对付。上访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或打击，甚至超越最初上访的初衷，成为访民继续和持续上访的催化剂。罗宏全就是这样。如同《上访愁》所唱，“自从我走上了上访路，从此我就没有回头。”
这在《母女》中也有呈现，母亲看到官媒上报道了自己痛恨的当地官员，更坚定了其继续上访的决心。“哪怕剩一口气，我都告。”她说，“反正这一生已经完了。”
影片中还反映了一种“销号”行为。一些地方官员试图用公款贿赂上级（中央）的信访部门销号，也就是注销已登记的群众来访，或拒绝登记来访，这样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这也导致上访者把地方和中央的信访部门视为共谋，反而激发他们更坚决地告下去。
信访带来的绝望情绪，让一些访民的行为更加激烈，包括到天安门、驻华领馆等政治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甚至采取跳河、自焚等激烈手段。《众生》中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一个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发传单，很快就遭到抓捕。
罗宏全在北京上访。
一些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信访制度被赋予了双重冲突的使命，既要充当“减压阀”（化解矛盾），又要担任“压力表”（监控基层）。但因为权力来源于上级，地方官员首先要对上负责，以求自保——这就必然凌驾于“减压阀”的功能，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也正因此，基层政府的行为必然是扭曲的，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循环。正如《上访》中，维权律师任华所说的，“信访口实际上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像一堵墙一样把这个问题给堵住了，没有解决，拖延着，让问题更复杂。”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为了做信访制度调查，曾住进上访村一个多月，他的调查结果显示，通过信访解决问题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二，也就是1000个访民中仅有两人解决了问题。因为先天不足，信访制度只能成为显示政府“重视民意”的装饰品和门面。
上访村核心地带名为“幸福路”。但事实上，这里是一个苦难的集中展示地。当民众一旦开始上访，基本都会丢掉工作，甚至不断失去自由，被监视，影响家人子女。上访者的故事，往往从一个人的苦难，变成了一个家庭的悲剧。
影片结尾，北京即将迎来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国家看上去喜庆洋溢，被遮蔽的卑微哀伤的上访者，则无人知晓。上访村被彻底拆除，访民们连仅有的生活用品没抢出就被驱散。上访村没有了，但上访者的故事并没结束，他们被迫搬至更远的地方，慢慢再聚集成新的上访村。但可以确定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管控越加严酷，严防民众的聚集与抗议，《上访》中的那些场景已经很难在中国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赵亮导演的作品，留下了一段难以复刻的样本——记录下卑微的上访者，如何面对强大的国家，不轻言放弃，但却搭上了自己的正常人生。
除了《上访》，导演赵亮还曾拍摄过记录圆明园强拆艺术村的《告别圆明园》、《罪与罚》、《在江边》等纪录片。他说过，自己的作品大都关注的是个体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对时时弥漫在片中的荒诞感，他曾在访谈中说过，并不是他主动去捕捉这种荒诞性，“而是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荒诞，不需要我去刻意寻找。”他也说过，拍《上访》，是出于一种使命感，觉得自己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记录下个人和社会现实的交锋。
如今中国官方宣称已建成网上信访信息系统，“网上受理，网下办理”。而且因为严格的规定，上访可能被以扰乱治安秩序而治罪，甚至可能影响到子女上学、就业等，至少到北京上访的人已相应减少。但上访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信访悖论的根源其实还在于中国依然缺乏宪政、民主，以及真正的法治。纪录片《上访》，就呈现了在这样一个结构性困境里，个体与国家机器的关系，以及人们卑微而倔强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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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间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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