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條題目很容易回答，視乎你的立場和歷史知識。如果我是共產黨員，我會答：日本侵華必然是「利多於弊」，因為中共靠日本侵華而壯大，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連中共黨魁毛澤東都親自多次地感謝日本侵華。如果我不是共產黨員，我會答：必然是「弊多於利」，因為它除了給中華民族帶來近十載的戰爭傷痛外，還因為客觀上幫助了中共上台，導致中華民族再承受戰後七十多年的共產主義災難。
我們不妨趁此機會，溫習一下歷史，看看中共如何借日本侵華而得以坐大直到打敗國民黨奪得全國政權。
首先我們看看毛澤東是如何感謝日本的。根據中共官方文獻記載，毛澤東曾經有七次感謝日本侵華，另外有三次是民間文獻記載。筆者將這10次感謝日本的說話表列如下（見附表）。
圖：程翔整合毛澤東共十次感謝日本侵華，七次為官方記錄，另外三次為民間文獻記載。
為什麼毛澤東要多次感謝日本侵華？大陸很多人不能夠接受這個事實，硬要將它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講話風格，所謂毛澤東式的「黑色幽默」。也有人硬要說他「感謝」的是由於日本侵華而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團結和反抗這一結果，而非「日本侵略行為」這一事件本身，「反映的是歷史上長時間範圍之因果關係，即將一個歷史事件放在歷史長河中觀察，其中的惡因日後亦有可能結出善果。而感謝日本侵略說正是混淆了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邏輯關係」[1]。（[1] 黃海 舒雋 2019-03-26《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說」駁議》，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9年第1期。）
筆者認為，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是他內心世界的如實反映，即心理學上所謂的「佛洛爾德漏咀」（Freudian Slip）。因為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他制定了一套「假抗日、真割據」的方針以及「聯日抗蔣」的政策。這些方針和政策幫助他成功地奪取了中國的政權。
甲 關於「假抗日、真割據」
根據戴晴（葉劍英元帥的養女）的研究，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陝北洛川召開會議，研究抗日事項。毛澤東在會上說[2]：（[2] 摘自戴晴：《國共紛爭》，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1986）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他又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戴晴此文是在毛澤東死後十年發表的。對大陸很多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他們心目中的「民族大救星」原來是這樣的。所以文章發表後，立即遭到毛粉們的圍剿，他們列舉了很多「證據」證明這番話是戴晴偽造的。但筆者有理由相信這是真的，因為：
一，當年有份參加會議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張國燾，對毛澤東這個主張即時表示反對，他的回憶錄詳細講述這件事，雖然他的記載同戴晴的記載文字上不盡相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3]。（[3]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87页）
二，時隔二十年後，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發表其《廬山會議實錄》，記載了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中重創日本，違反了洛川會議精神，成為彭德懷反對毛澤東的罪證。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時，說的話就同戴晴的記載很相似。
「百團大戰」是中共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唯一可以拿出來見人的戰役（至於曾被中共吹噓得很厲害的「平型關大捷」，不過只是一場小戰役），竟被說成是「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從此中共再沒有打出一場像樣的大規模戰役。從李銳對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這些記載看，可以印證戴晴所說不虛。
三，《維基百科》有一條「七二一方針」，引述了當年國民黨、日本和蘇聯的檔案，都有與「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精神相類似的記載，說明這個「七二一方針」是在那個年代各方勢力都知道的事。
基於以上原因，筆者認為戴晴的論述有可信之處。所以我說，毛澤東制定的「假抗日、真割據」，利用日本和國民黨的戰爭來削弱國民黨從而獲漁翁之利，這正是他衷心感謝日本的內心寫照。
乙 關於「聯日抗蔣」
毛澤東另一個致勝的原因就是「聯日抗蔣」。這對毛粉和廣大「盲目民族主義者」來說也是一個不可接受的事實。
在1982年之前，大陸沒有人會相信這個事實（中共高層當事人除外）。但是當年8月23日，中共發出紅頭文件《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指出他：「在政治上對党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其公開恢復名譽。這個事實才逐漸浮現出來。
潘漢年是中共一個非常傑出的情報員，為中共的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當年就是他受毛澤東的委託去同日本和汪精衛偽政府溝通，以便共同消滅國民黨，此事中共黨內只有極少數人知情。可是到中共奪權後，他在1955年以通敵賣國的罪名被關押至死（1977年）。毛澤東去世（1976年）後，中共才著手為他恢復名譽，終於有了1982年那個紅頭文。很多人都認為，他的這個厄運同毛澤東要消滅他本人通敵賣國 ---- 通過潘漢年去勾結日本和汪精衛 ---- 的重要人證有關。
潘漢年獲平反後，為了替他討回公道，很多知情人士開始寫悼念潘漢年的文章[4] 以及為他寫傳記，從而讓我們從字裡行間得以知道毛澤東的一些見不得光的通敵賣國內情。例如，中國學者謝幼田就根據中共自己發表的材料，撰寫了《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詳細地敘述了潘漢年如何受毛澤東委託去同日本勾結。
（[4] 例如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1995）
謝幼田引用的都是中文資料。在謝幼田的啟發下，日本學者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在2019年發表《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明鏡集團出版社出中文版時改稱《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她所引用的都是日本當局的解密日文資料，其中都足以相互對證。
《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說，「1937年日中全面戰爭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與日本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設置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的影佐禎昭等接觸」。
遠藤說：「中方資料對此解釋說，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抗戰勝利，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地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她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則明確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從謝幼田和遠藤的書來看，中共提出「聯日抗蔣」，就是中共與日本情報機構相互交換情報。潘漢年通過「國共合作」獲取有關國民黨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各項政策情報，把這些情報提供給日本，因為對中共來說，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是中共和日本的共同敵人。除了情報上的合作外，中共還試圖通過潘漢年與日軍達成類似「互不侵犯」的安排，即日軍不去掃蕩中共控制區，以交換中共不破壞鐵路。遠藤說：「當時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鐵路運輸安全。只要中共的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願意和新四軍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潘漢年回復說：新四軍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要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方面要給新四軍有一定的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後來，中共又企圖把這種「日、共互不侵犯」安排推廣到華北。
謝幼田和遠藤的書，還有很多具體的例子，篇幅關係這裡不細表。從這些中、日文的資料看，當年毛澤東的「聯日抗蔣」的策略的而且確存在。中共協助日軍去正面打擊國民黨，自己得以在與日軍「互不侵犯」的情況下壯大和發展自己的地盤。
從中共「假抗日、真割據」以及「聯日抗蔣」等方針政策看，毛澤東太有理由要感謝日本了。
對於哪些義憤填膺聲討歷史科試題的中共外交部、中聯辦、新華社、教聯會、以及大大小小的幫腔及幫兇打手們，請問一下，你們敢怒駡出試題的人是踐踏了民族感情底線、絕對沒有妥協的空間，那麼你們有否同樣聲嘶力竭地聲討毛澤東這個最大的「通敵賣國」頭子？如果無，請問是你們雙重標準？抑或是毫無歷史知識不知道中共「通敵賣國」的真相？
文章来源：新世纪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