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小傳
「余生平以辦報為唯一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
這是張季鸞於其遺囑中的自述，生命來到最後一刻，張季鸞心繫的仍舊是「以文章報國」的報人責任。
立志以文章報國 堅拒加入黨派
生於1888年的山東，張季鸞成長於清末民初這個動盪的時代，亦是林語堂所形容的「中國新聞的黃金時代」。《文匯報》創始人之一徐鑄成在《報人張季鸞先生傳》提到，張季鸞幼時師承關學大儒劉古愚，並於童年時已熟讀四書五經，關心國家大事。在儒家的家國文化熏陶下，張建立出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在少年之時已立志「當好一個新聞記者，以文章報國」。
在涉足中國新聞界前，張於1905年以官費赴日留學，修讀政治經濟學。當時的留日學生中不乏同盟會成員，其中不少亦是張季鸞的朋友，包括李書城和張耀曾。事實上，張的政治思想與同盟會的反專制統治主張相互契合。然而，張拒絕了井勿幕等同盟會人的連番邀請，「我認為做記者的最好要超然於黨派之外，這樣，說話就可以不受約束」。
張在留學期間曾於主張革命的《夏聲》雜誌擔任主編，是其以言救國的開端。至1908年回國，張先後於《民立報》《中華新報》、《新聞報》等與同盟會、國民黨一派有關的報章做編採工作，但張季鸞深信「記者應超然於黨派之外」，更曾為當時的報界慨嘆：「中國之報界淪落苦矣。自懷黨見，而擁護其黨者，品猶爲上；其次，依資本爲轉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賣。并無言論，遑論獨立？並無主張，遑論是非？」張季鸞視黨派、商業化為辦報的阻礙，因此信念，他從未加入任何政黨或革命團體，論政而不參政。
接辦《大公報》：主張「四不主義」 造就文人論政高峰
1926年，正值民國軍閥的混亂時期，張季鸞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接辦《大公報》，提出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作為辦報方針，為當時的華文報章帶來新的獨立辦報思想。
在新記《大公報》誕生前，中國報章的生態先受惠於《臨時約法》，全國辦報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1913年的癸丑報災、期後的軍閥混戰令報章「或仰給於軍閥之津貼，或為戒嚴法所劫持，其言論非偏於一端，即模棱兩可，毫無生氣」。當時的報業不是為黨派利益作宣傳的政黨報刊，就是只從經濟利益為依據的商業報刊。在明治維新時期赴日的張季鸞、吳鼎昌、胡政之三人，由於受過民主自由思想教育，決意改變當時報業的不良風氣，在商業營運中加入中國士大夫精神，為公眾利益而辦報。此外，張季鸞辦《大公報》時以英美路線、自由主義為理想，強調報章獨立於政治、經濟與思想。
張季鸞提出的四不主義，其核心價值在於獨立精神。「不黨」是指不以黨派地位發表意見，以行為之於國家的影響為判斷的依據，提出「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不賣」則是不接受任何來自政治性質的金錢資助，不以言論作交易；「不私」是指報章並無私用，它是人民的喉舌，向全國開放；「不盲」則包含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之意，要求報人獨立判斷，忠於事實。
於《大公報》主筆15年，張季鸞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多個重要事件，包括西安事變與抗日戰爭。面對動盪時局，張季鸞筆下的《大公報》持守四不主義，同時「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保持文人辦報論政的獨立性。由於沒有黨派壓力，張經常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黑暗與腐敗政治。譬如《論造成廉潔有能之政府》一文批評國民黨貪贓枉法的風氣、《勿嗜殺》抨擊直系軍閥的任意殺戮行為。此外，張也常以尖銳鋒利的文筆點評時局和政客，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罵吳佩孚、汪精衛及蔣介石的「三罵」社評。
台灣傳播學學者賴光臨於《70年中國報業史》中，肯定並讚揚張季鸞在推動文人論政方面的貢獻：「談及文人論政確能對國家當局產生直接影響，除了張季鸞氏，還未見有第二人」
戰爭下的《大公報》：自由主義與國家中心論
在追求自由主義的同時，張季鸞深受儒家的「報恩思想」影響，他曾指自己的人生觀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在此觀念下，張抱持著「文章救國」的理念，並在及後國難當頭之際，視國家利益為優先。
當抗日戰爭展開之時，張便將國家利益優先於獨立自由精神，提出「國家中心論」，指「報紙天職，應絕對維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為國民宣傳正確實用之智識，以取代益國家」，認為報紙事業應與國家命運相結合共休戚，追求言論自由的前提是捍衛民族與國家利益。
故此，張季鸞在抗戰期間於《大公報》撰寫了《望軍政各方大覺悟》和《國家真到了嚴重關頭》等多篇有關中日戰爭的社論，向民眾宣傳主權獨立的民族意識，以掀起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改以「明恥教戰」為編採方針，一方面梳理出日本加諸於中國的恥辱，另一方面教導民眾軍事知識。而在八一三抗戰後，《大公報》刊登了大量分析時局戰事的文章，將領土完整、國家主權、民族主義等觀念傳遞予民眾，為推動中華民族作好全面抗戰準備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至1941年，抗日戰爭的中期，張季鸞在《大公報》以《抗戰四周年紀念辭》為題，寫下了他逝世前的最後一篇社評。文中不忘鼓勵國人堅持抗戰，高呼「祝中國最後勝利」。
一代論宗 報人模範
張季鸞以天下為己任，縱在亂世之中，其報人生涯始終持守獨立、愛國的精神，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宗旨。張季鸞的文章對中國報界的貢獻更獲國共兩黨給予高度評價：蔣介石的唁電以「一代論宗，精誠愛國」來肯定他的付出和成就，隨後更發表褒揚令；毛澤東、周恩來則分別讚揚他「功在國家」、「樹立起報人模範」。
胡政之在《季鸞文存》序言中如此總結：「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
附：
浅论文章报国与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2014-04-29闫淼
摘 要：在《大公报》史上，总编张季鸾不得不提，他的新闻评论一纸风行，成为《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作为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复杂的自由主义思想历程和显赫的新闻地位使他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研究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命运等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张季鸾 文章报国 自由主义
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新闻机构都不可避免会带有阶级功利的色彩。就阶级属性而言，张季鸾可以看成是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纯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尽管声称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但在涉及到其阶级的根本利害时，他们总不免会左右摇摆不定。《大公报》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又著论指责蒋介石发动政变滥杀革命群众。《大公报》拥护过蒋介石抗战，但也客观地报道了八路军的战绩，宣传过团结抗战的主张。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张季鸾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思想来源
1、张季鸾与自由主义的渊源
在欧洲，19 世纪后半叶，以边沁、密尔顿为代表的功利自由主义取代了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他们主张通过影响政府，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求得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这与张季鸾的思想大致相同。
张季鸾的一生，以1926年创办新记《大公报》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他先后在《夏声》杂志、《民立报》、《民信日报》、《新闻报》等多份报刊工作过，虽以文笔好而声名鹊起，但事业多坎坷。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写过：\"《中华新报》为政学会之机关报，近亦注意于营业，其执笔之张一苇君，头脑极为清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唯该报营业方面，似未得法，故销数仍未大增。\"①这一时期，虽然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还未完全形成，但已开始萌芽，对于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做到客观公正有了明确的认识。早在日本留学时，他的好友井勿幕邀请他参加同盟会，他就回答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②后一个时期，张季莺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在中国报坛上纵横驰骋15年，达到事业上的巅峰。这一时期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已成熟，并提出了\"四不\"主义的纲领，为自由主义报刊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操作原则。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求学成长经历，张季鸾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传统和自由的交织和影响，使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鲜明而又独特。在《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时，张季鸾编辑报纸参与论战。这是他与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接触，也立下了\"言论报国\"和\"新闻自由\"的志向。不到20岁的张季鸾，正是接受新思想与新事物的阶段。
2、《大公报》与自由主义的渊源
当时流行的报纸有两种，政党报纸和大众报纸。大众化报纸就是所谓的\"廉价报纸\"，作为开现代报纸先河的角色，最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报刊自由主义的那些普遍性的原则，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重要特征是：它们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是最具有独立品格和意志的、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民间报纸。
对于报纸的角色定位，是张季鸾首先要厘清的基本思想，也是改变\"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的根本之道。1926年，他往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十年之后.他更叫确地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沦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③言下之意.就是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要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处方就是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
张季鸾1936年发文纪念《大公报》复刊十周年时，对此有精练的概括：\"同人自复刊以来，常以本报
之经济独€L荩酱ㄈ酥矣谥耙底悦？。④经济独立是报纸得以自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张季鸾在阐发\"本社同人之旨趣\"时.已论述了\"不卖\"原则对于报纸保持独立的重要性。1936年5月提及华北局势刘报纸影响时，他看到的是广告发行皆受重要影响，而且\"纸面之整理.新闻之充实，皆不能如计画以行\"。⑤
二、国家中心论与自由主义
张季鸾其实是一个矛盾共同体，在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主张\"国家中心论\"曾经是《大公报》的另一大所谓的\"罪状\"。他把蒋介石捧上了独裁的宝座，拥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为中心。其实，我们应该把\"国家中心论\"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它是在抗战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九一八\"以后，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大公报》宣扬蒋介石的国家领袖地位，是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激发民族主义，团结全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抗战建国的需要。在自由和权威的天平中，由于民族危机，《大公报》选择塑造权威人物带领救亡。
无论是拥护国民政府建设，还是拥护蒋介石的国家中心地位，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即前者符合于国家统一的需要，后者符合于救亡的需要。加上当时的所有抗日力量都不能不拥有\"拥蒋\"的名义。八路军和新四军用的就是国民党的番号。但《大公报》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死抱住\"国家中心论\"不放，\"拥蒋\"实际上包括了很大的\"抗日\"成分，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因此在历史的背景下，\"国家中心论\"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
三、启示
1.政治理想可以不同，施政理念可以不一，但要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这是有利于政权改进与巩固的事情，并不可怕。
2.报纸要固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底线。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是：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他们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受制于专业规范，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传媒是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
3.在\"客观\"与\"敢言\"间寻求公正。张季鸾说：\"尽可能地剖析事实，衡量利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工整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想上之歧界\"。只会抱怨社会是幼稚；一味提出改良主张是徒劳；而在抱怨社会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才是智慧，张季鸾与《大公报》做到了。
注释：
①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M].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②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④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
⑤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
作者简介：闫淼，出生年月：1988年7月，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新闻学。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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