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3日星期五

许那:当恐怖侵入生活 讲真相要付多大代价

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许那。(大纪元)













【大纪元2025年10月02日讯】许那(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又名许娜,法轮功修炼者,北京独立画家、艺术家和诗人。其作品多次入选重要美术展并获得国家级奖项。因修炼法轮功、参与维权活动、批评时政及揭露中共病毒和防控真相,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刑期加起来长达十六年。许那的丈夫、与她一同修炼法轮功的知名的音乐人于宙,被捕后仅八天,就在看守所中被虐待致死,至今仍无死亡真相。

许那:生于吉林长春。她成长于艺术家庭的熏陶之中,父亲是画家,母亲是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在其自述中回忆,父亲经常在家里画油画,松节油与核桃油的气味弥漫在儿时的记忆里,绘画由此成为她再熟悉不过的表达方式。

一九八七年,许那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导专业。她并不喜欢这所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大学,她后来回忆说:“三十多年前,我因政审不合格,不是团员,尽管分数远远超过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也被拒收,误入传媒大学。”在求学期间遇到八九学运,许那积极参与学运,上街游行,与同学共同打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标语,后来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静坐绝食活动。那场被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为她的生命奠定了自由的底色。

一九九一年大学毕业后,许那对现实失望,拒绝进入沦为中共喉舌的广电系统工作,转而进行诗词创作。她曾以诗人自居,潜心创作出很多诗词作品,并于一九九三年精选、编撰成诗集《隐蜜》,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许那将兴趣与精力转入绘画创作。一九九七年,她的作品《静物》入选中国油画学会主办的“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并荣获优秀作品奖。继而又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随后,许那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在绘画创作上继续深造。有评论人士指出:“其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有着素人画家天真烂漫的稚拙和朴素,从画中能够感受到艺术家心中的那份美好和平静。因崇尚欧洲中古时期宗教画,其作品重视精神性及永恒价值,其作品主题富有诗意。”那些年,许那对世事不闻不问,希望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像庄子那样“逍遥游”,以为可以躲进小楼、岁月静好。

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许那。(大纪元)

一九九零年代中期,许那与于宙相恋并结婚。于宙是北京大学法语系高材生,多才多艺,毕业后做了两年翻译,后下海经商,又转而从事音乐创作和演出。一九九八年,于宙加入一支颇受欢迎的民谣乐队“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表演屡屡获奖,后来被业界评为“二零零七年最受欢迎的民谣组合”。

一九九五年,于宙和许那一起修炼法轮功。他们在法轮功中找到了中国社会早已崩坏的群体认同。

文革之后,中国民众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破灭,陷入信仰危机,于是气功热应运而生。法轮功是气功的一种,且是较晚才出现的流派。一九九二年,退伍军人李洪志先生在东北创立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结合静功与动功的健身气功,同时又包含佛家与道家等传统思想。一九九零年代中期,法轮功在中国迅速传播,吸引上千万人炼功。最初,中共没有打压法轮功,且有不少退休高官修炼法轮功,并将其当作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来推广。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文章,以文革大批判式的语言攻击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法轮功修炼者到北京《光明日报》、天津《青少年博览》杂志等多个官方媒体门口反映情况,引起中共当局的警惕,警察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

从一九九六年六月起,法轮功学员长时间接连不断地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写信反映法轮功问题,但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天津发生防暴警察粗暴殴打、非法抓捕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早晨,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国家信访局(距离中南海新华门约两公里)附近上访。他们在周围的人行道上安静坐着或看书,举行了持续十六个小时的和平请愿。这是自“六四”后十年来中国(中共)政府遭遇到最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对此表示震怒,要求对法轮功开展铁腕镇压。江泽民在当日晚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领导人写信,表示:“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随后,中共将法轮功定位为邪教,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展开大镇压和大批判。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轮功修炼者从全国各地自发到国家信访局上访。许那和于宙也来到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北京府右街。然而,这一次中共当局早有充分准备,一到那里,他们就被警察塞进大公共汽车,拉到丰台体育馆软禁。在那里,她头一次看到那么多年轻的学员,大家静静坐在那里,来回走动的是警察和记者。她记得下过一阵小雨,有学员把自己的雨伞给了警察。

后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赶进大公共汽车,他们不知道要被押到哪里去。于宙跑到车头拦截,挥舞着手臂激动地大喊:“为什么?不要这样啊!我们想做好人难道有错吗?”但于宙被警察拉开,推进车,与许那一起押送到中关村派出所。在那里,许那见到满满一院子的学员,多数是人民大学的师生。在警察的包围下,他们被强迫倾听警方宣读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定性。

后来,许那在回忆文章《当恐怖侵入日常生活,讲真相要付多大代价》中写道:“当恐怖侵入生活的日常,在一个谎言铺天盖地,信息严密封锁的国家,讲出真相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年以后,想起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这个日子,我才意识到,那一天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当然也改变了我们。”

随后,许那和于宙再次前往天安门抗议。刚刚走出地下通道,他们就被便衣拦住:“你们是炼法轮功的吗?”他俩异口同声地回答:“炼!”一个“炼”字刚一出口,他们就被驱进等在旁边的警车,之后关了一个月。

二零零一年七月,许那为外地来京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住宿、散发法轮功相关资料,被北京警方逮捕,随后被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刑法》第三百条)判刑五年。中共通常以《刑法》第三百条来构陷和迫害法轮功及其他宗教人士。流亡美国的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中共用《刑法》第三百条来迫害法轮功,是“口袋罪”,是错用,违反宪法。而且,给法轮功贴邪教标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许那被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在这所监狱,每天只让囚犯睡四个小时,白天要干重体力奴工活。许那进监狱的第一天,就被分配了普通犯人训练一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一天做六百双拖鞋的鞋帮子。许那出狱后在题为“法轮功女学员狱中历练”的自述中写道:“我多么希望自己被关押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不是中国的监狱。因为在纳粹的毒气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监狱,它让你活着生不如死。反复经历漫长的酷刑,酷刑中她们配备懂医的犯人看护,随时检测你的体征。我在那多日不许睡觉,被发现心律不齐。于是警察命令说:‘让她睡一小时,休息一下。’”

许那还详细描述了各种各样隐蔽而精致的酷刑,比如:劈叉,将双腿拉开成一百八十度,命令三个犯人坐在双腿及后背,反复按压。警察自豪于这个发明:“这个办法好,因为疼痛难忍,但又不伤及骨头。”在狱中,许那承受过十一种不同的酷刑折磨。

北京女子监狱常常给许那调换地方。监警头子发现,许那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与之友好相处。二零零二年底,监狱长看到不但不能转化许那,反而许那影响了很多人,决定把许那关押进小号,加重迫害,使她无法接触其他囚犯。

许那通过亲身经历指出,中共的邪恶超过了纳粹:纳粹反人类的目的是消灭犹太人的身体,而中共的目的是摧毁人的精神、良知。当她在酷刑与洗脑中更加挺直腰板时,一个警察认真地对她说:“应该申请对你进行开颅手术,把你的大脑摘掉。”

二零零三年,许那当年的大学同学、央视节目主持人徐滔来采访北京女子监狱,许那被隔离在警察办公室。当时的场景比卡夫卡的小说还要荒谬:四个犯人,以人肉拷子的形式钳住许那,她清晰听到不远处采访现场,曾对她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讲如何文明执法,而她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她的嘴里被堵上了毛巾。那次采访后不久,法轮功修炼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监。监狱当局称董翠为病死。许那因检举、控告董翠被虐死的事实,再次被投入小号折磨。

出狱后,许那发现,她离开了小监狱,却进入一处大监狱。她感叹说:“那些自以为自己在中国自由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摘除了精神,生活于一个无形的大监狱中,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认同它存在,认同它应该继续存在,获罪于天,岂能长久?所以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如果它加固了这个机器的邪恶运转。”

许那和丈夫于宙没有放弃法轮功信仰。他们积极参与法轮功的活动,传播有关书籍,屡屡被警察传唤和骚扰。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许那、于宙夫妇开车回家路上被警方拦住搜查,警察在车中搜出法轮功书籍、神韵及六四的光盘。于是,警方将夫妇二人带到通州拘留所审查。

八天后,体格健壮的于宙突然被宣告离奇死亡,时年四十二岁。这一天正是中国黄历的大年三十。警方声称,于宙死于绝食或糖尿病。他的遗体蒙着白单,在二十多个警察包围下,家属不被允许接近。家人强烈要求解剖遗体,但当局解剖后一直不公布结果。许那要求警方提供丈夫在监室内的监控录像,警方却告知:监控已损坏。许那与于宙的父母拒绝签字火化遗体,于宙的遗体遂长期冻在冰柜里。

几个月后,许那被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以同样的“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三年。她在狱中再次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三年后,她刑满释放前,被当局警告:“立即火化于宙的遗体,严禁再讲此事。”

许那没有放弃探寻丈夫死亡的真相。她常常想起跟丈夫的最后一次长谈,他们细数若干死去的法轮功修炼者时,于宙没有什么感慨,只是说:“将来我们俩中,不管是谁,如果为讲真相、维护大法而死,剩下的那个人,一定不要难受。我们为真理而来,朝闻道、夕可死。”二零一二年,许那与王导演(她的大学同学)合作,秘密拍摄了一部讲述丈夫生平经历的影片《缺席的人》。

许那透露,有一位姓鲍的自称是于宙所在监所的“牢头”来找过她。此人告知:北京“十佳”警察董亚生指使他与另外三名犯人就于宙的死因给检察院作了伪证。但于宙死亡的真相,他仍不肯全部说出来,理由是“我害怕被灭口”。

许那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她这次出狱的感受:“二零一一年出监后我发现,这个表面看起来很难改变的国家,因一张光盘、一张传单、一个破网软件,真的发生改变了。”她认识了很多年轻一代的、更加勇敢坚强的法轮功修炼者:“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时,他们还都是五六岁,如今,他们作为新中国人的一代弟子走进修炼并被迫害。当恐怖侵入生活日常,谬误与偏见主导整个社会,人们很容易屈服于暴力与软弱,只能意意以求个人幸福、罔顾他人苦难。他们却有着坚持正义立场的勇气,他们的故事就是与这个世界的冷漠、自私、功利抗衡的过程。他们所争取的不过是正常国家人人都会有的权利。他们被迫害,让世界看清了中共,也又一次提醒国人: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动作、一个聚会、一本书、几张照片,就会招致牢狱,而这一切已持续了二十多年。这一切不能再延续了,因为天理昭昭。我们并非生活于动物的丛林,人类社会不是它肆意横行的乐园。”

许那也没有停止艺术创作。二零一二年,她先后在北京西五画廊举办个人作品展及参加北京市与台北的艺术展,她的作品也在香港引起艺术收藏家的关注。

许那的一位后来流亡海外的朋友说,许那在丈夫去世后没有消沉下去,“她说话很有条理,声音透着一种笃定。尽管丈夫去世,她仍坚持该做的事情。她很勇敢,很坚韧。”她说,许那经常默默地帮助别人:“她个人有一些积蓄,不太多,如果看到别人有困难,会伸出手去帮人。不太考虑个人的得失。她关心别人,非常细致,很像一个妈妈。”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许那再次与另外十名法轮功信仰者一起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方抓走,住家遭查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被搜走——那时,他们正在拍摄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北京的街景和日常生活,并提供给海外的大纪元等法轮功背景的媒体。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许那被北京东城区警方以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转为刑拘。九月一日,被北京东城区检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之后,许那等多人的案卷被北京东城区警方移交给东城区检察院准备起诉,但因东城区检察院核实后认为该案“证据不足”,两次退回卷宗要求补侦。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许那的辩护律师梁小军去看守所会见许那,随后在推特披露:“以许那为‘主犯’的十一人案件已经起诉到东城区法院。因他们特殊身份(法轮功学员)而起诉的罪名,无法掩盖他们言论自由被限制的事实。”梁小军对许那很赞赏和敬佩:“残酷环境之下,她淡泊名利。她本应有的名气与影响被民间社会所低估,却为官方所不敢轻视。每次会见她,于我,都是一种聆听与学习的过程。……这次去会见她,她已经收到了起诉书。她说:我第一次被抓的时候,这次和我同案的这些孩子(那时)才两三岁。如今,李宗泽等十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将遭遇判刑,不过仅仅因为他们拍摄了几张疫情期间北京街头最常见的真实照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将被吊销律师执照的梁小军在推特上表示,他赶往看守所会见了许那。这是一次为了告别的会见。梁小军说,“她关心我,总在问我的情况。”“感恩那些我曾经在看守所会见过、在法庭上为之辩护过的人权捍卫者、民主人士和宗教信仰者。”十一天之后,北京市司法局以“公开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为由,吊销了梁小军的律师执照。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许那案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许那等十人已被超期拘押一年半左右。许那第三次被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许那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刑。

二零二三年九月下旬,许那被转到北京女子监狱服刑。家属多次要求探视,均遭狱方刁难,至今不让会见。

美国国务院、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多次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许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均将许那列入资料库,予以特别关注。

许那曾在文章中表示,她不会向中共的极权暴政低头:

如果你想拥有它所允许给你的“获得感”“安全感”,你就要学会如何忘恩负义、指鹿为马、助纣为虐,并为之涂脂抹粉,成为它的一部分,成为假恶暴的一部分。我终于看清它为什么迫害“真、善、忍”,就因为它是假、恶、暴。作为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人,我终于认识到:必须讲出它谎言之下的真实历史,让人看清七十年来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谁是一切灾难的元凶;必须讲出它如何渗透亿万中国人的头脑,侵蚀国人的心灵,疯狂其理智、扭曲之人性。

觉悟这些之后,我不再害怕被人说成是“反革命”“反党搞政治”。面对这种没有人性的、践踏天赋人权的政治,如果我没有明确的态度,如果我不反对,我必是逆天的,我必是软弱自私的,我必是与邪恶为伍!而反对它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地为国人的未来负责。

许那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多年的亲身经历使我觉醒,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不公义都离我很近,我不能装作看不见,它最后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世界每一件不公义,即使离你很远,也与你息息相关,因为他时刻拷问着你的良知。有些事与我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我无可逃避。

本文转载自余杰著《永不屈服》(《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系列第三卷)

许那现被关押在北京市女子监狱
通信位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庆丰路汇丰街润荷巷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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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5386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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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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