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胡风案牵连 贾植芳的政治冤狱史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

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虽然从未加入任何党派，却四次坐牢，每次都是政治犯。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他坐过北洋军阀的牢、日伪政府的牢、国民党的牢，最长不过一年多。但1949年后，他卷入毛泽东制造的冤案，被关进共产党的监狱，一坐就是11年，还被监督劳改13年。

他就是贾植芳。回顾一生，他写下《狱里狱外》一书，记录这些牢狱之灾。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贾植芳的人生，看看他如何评价这些经历。

第一次坐牢

1916年，军阀混战的年代，贾植芳出生于山西襄汾，家里条件优渥。少年时代，他开始到太原、北平等地求学。

1935年，19岁的贾植芳正在北平崇实中学读书，那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全部英文教学。阅读英文书籍给他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开始寻找自己的理想。

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洋政府的警察抓进了看守所，罪名是“共产党嫌疑犯”。

那时政治犯的地位比刑事犯高。他刚进去时，第一顿饭，吃的是窝窝头、酱菜、一碗开水。

一个老犯人跟他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

第二次开饭，他就把窝窝头、咸菜摔在地上，大声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

看守所当差的马上给他送来“优待”饭：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一碗鸡蛋汤。

两个月后，他的伯父——一位在济南做买办的富商——用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他保了出来。

留学日本

第一次牢狱之灾后，为了避免贾植芳再闯祸，伯父出钱，送他去日本留学。他进入日本大学社会科，攻读社会学。

抗战爆发后，贾植芳放弃学业，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的时候，伯父写信劝他：“你千万不要回国，你一个人也救不了国家。”

伯父要他留在香港念大学，或者去欧洲留学，三五年后再回来。但是，正是血气方刚年龄的贾植芳怎么会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躲起来呢？

回国后，他进入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往前线部队任日文干事。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他遭遇了第二次牢狱之灾。

第二次坐牢

1945年贾植芳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担任日文资料翻译，原本以为生活可以安定了，但是却被人怀疑是共产党，遭到通缉，于是他带着妻子开始逃跑。

5月，贾植芳经过徐州时，在公告栏中看到汪精卫伪政府的淮海省长是郝鹏举，那是他当年在留日学生训练班时的总队长。

他竟然一时兴起，跑到郝鹏举的办公室看望，并想策反郝鹏举抗日。郝鹏举很生气，直接通知日本宪兵队，把他抓走。

贾植芳被关在徐州市警察局特高科的监狱里。在日伪监狱，虽然吃得不好，但有一个特别之处，允许他的妻子每天给他送饭、送菜。

后来有记者问他：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贾植芳说：不怕。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三个月后，日本战败投降，他被释放了，期间没有受到过审问。

第三次坐牢

出狱后，贾植芳只身来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身上只有八块钱。他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频频发表文章，针砭时弊，引起当局的注意。

1947年，他第三次被抓进监狱，关在上海市南市区蓬莱路的警察局，原因是有人检举他对人说过国民党三个月就得垮台之类的话。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贾植芳一辈子的好友——著名现代代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

1937年留学期间，贾植芳因投稿结识胡风，两人虽远隔千里未曾谋面，却因文稿相知，成为终生挚友。

贾植芳第三次入狱后，胡风等友人在外面多方奔走、营救。最终，被关一年多后，他被营救出狱。

1949年共产党篡权了，许多像贾植芳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非常高兴。他激动地写道：“我们竟还能活到这个美丽时日的来临！”以为终于能“活得像个人”了。

但这其实是真正苦难的开始。

第四次坐牢

中共篡政后，贾植芳先后担任过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是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学科带头人”，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等诸多机构会员、理事。

但是好日子只有短短的五年。

1955年1月，中共开始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大兴文字狱。好友胡风一下子从文联委员，变成了反革命、阶下囚。贾植芳困惑不已，而且他没想到，自己也会被牵连进去。

这一年5月的一个早晨，贾植芳被通知到上海市高教局开会。他被带到一间屋子。桌子上放着两包大前门香烟、一杯盖碗茶，两个扎着小辫的姑娘表情严肃地坐在靠窗的地方准备记录。

这时，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等人进来，贾植芳与他们握手寒暄。然后，陈其五开始跟他“谈话”。

陈其五问他和胡风的关系。贾植芳说，胡风是他的朋友，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

陈其五问贾植芳，是否看懂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编者按语”。

贾植芳的回答是：“字，全部认识，但意思我不懂。”

陈其五要求贾植芳交代他和胡风的反党阴谋。

贾植芳说，胡风给中共提意见是为了促进文艺繁荣，又没有在马路上乱撒传单，能有什么阴谋？

没想到，陈其五当场宣布对贾植芳进行隔离审查。

几个小时后，贾植芳就被押入上海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单人监房，他的家被抄。两天后，他的妻子任敏也被逮捕，关进监狱。

狱中的政治课

狱中，贾植芳饱受折磨。1960年秋冬之际，由于饥饿和疾病，他得了严重的浮肿病，看守所不得不把他送到提篮桥的监狱医院住院治疗。

医生给他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蔬菜，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不到三天，他腿部的浮肿逐渐消退下去了。

三天后，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就叫他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给他们喂饭、喂水。

他抗议说：“我的病还未好俐索，而且我快50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

对方理直气壮地训斥道：“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否则要吃手铐了！”

这不亚于一堂政治课，让他恍然大悟：自己政治犯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流氓阿飞。

冤狱11年劳改13年

被关押11年后，1966年3月，贾植芳被上海市中级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刑12年。4月，他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监督劳改”13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各种批判、游斗、凌辱和殴打，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

妻子任敏被关押一年零四个月后，在1956年秋获释，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因为她拒绝和贾植芳划清界限，被流放到青海的一个山村，做小学教师。

1959年冬，她被当局以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的罪名，收监关押四年。直到1963年，她被判刑十年，提前释放，但是她只能去农村改造。她选择了贾植芳的家乡。就这样，这个在城市长大、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当了14年农民，受尽歧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文革结束。

两年后，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妻子任敏也调回上海。

1980年12月，上海中级法院宣判贾植芳“无罪”。此前，任敏也被宣判“无罪”。

如何评价四次牢狱之灾

被中共投入冤狱的时候，贾植芳还不到40岁，重见天日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开外。

对于自己的四次牢狱之灾，他有深刻的反思。他说，这25年半，“我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2006年《南方都市报》的访谈中，他说：“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我坐牢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看守的可以给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最后那次坐牢（即坐中共的牢），不能买也不能送。开饭的时候我挑稀饭，可以多吃一点，中午饭都是菜皮烂饭，筷子都挑不起来。”

他在《狱里狱外》中写道，被共产党打为“反革命”之后，他感到很困惑，共产党说国民党是“反革命”，自己也批评国民党，甚至为此坐过牢，现在国民党被打败了，自己怎么反而成了“反革命”了，“种种自作多情的理想还没有施展，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胡风案的真相

“无罪”的贾植芳，怎么被中共关押11年、劳改13年呢？因为他是毛泽东1955年制造的一个重大冤假错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受害者之一。

毛泽东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重大冤假错案呢？因为他憎恨不向他低头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打倒不顺从的胡风，凭空捏造“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场文字狱有140万人被株连。而这只是毛27年统治中无数冤案之一！

——《百年真相》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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