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1月22日讯】“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话。
毛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是独裁者。中共1949年建政后毛发动的历次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表明:毛确实是古今中外罕有的暴君。
但是,无论毛多么狂,多么暴,多么横,在毛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一批反抗毛暴政的人,包括一些年轻人。
1966年,毛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持续十年之久,又被称为“十年浩劫”。就在这充满血腥、暴力、愚昧、盲从、疯狂的年代,中国仍然涌现出一批反对毛发动文革的人。其中有一个年仅19岁的女大学生,她的名字叫王容芬。
一,豁出性命,反毛退团。
王容芬1947年出生于北京市海淀区,童年在培元学校读小学;10岁时,以语文、算术二门课200分的成绩考入北京101中学;16岁时,以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学习。
1966年,她19岁时,已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优秀学生干部了。这一年的8月18日,她作为学生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被无数人狂热崇拜的毛泽东。
这是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8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的第一次。此次接见后,红卫兵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冲出校园,冲向北京的大街小巷,“破四旧”,大搞打、砸、抢、烧。此即“疯狂的红八月”。
据《北京日报》报导,1966年8-9月间,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校长,还有很多市民。
王容芬在“疯狂的红八月”里的所见所闻,骇人听闻,令她的良心倍受煎熬,忍无可忍。1966年9月24日,她奋笔疾书,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信中写道: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天,她跑到天安门附近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里买了邮票,贴上,将致毛的信寄出。同时,给中共中央、她所在的学校、她的妈妈寄出同样内容的信,算是诀别。
当时,她身上还揣着一封用德文抄写的致毛的信。寄完信后,她步行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出来后,径直向东直门外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走去。快到苏联大使馆时,她从口袋里掏出“敌敌畏”,“咕嘟咕嘟”全喝下了去;之后她就昏倒,不省人事。
她当时的想法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只有苏共敢跟中共叫板,她想让苏联外交官最先发现她的尸体,然后,把她以死反抗文革的消息传出去。
谈到为什么给毛写信,王容芬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818之前)街上已经全乱了,我们家也被刨地三尺,说我们家藏着那个……偷听敌台,有这个,有那个……又是特务,又是什么的。然后邻居什么的都不行了,在街上看到的,大卡车拉着一个女的给剃的那个‘鬼剃头’,那时叫‘阴阳头’,一半秃、一半长的那种,可怕极了。挂着大厚牌子,沉重极了,脖子上细铁丝勒进肉里边去了,那个人还是个大肚子(孕妇),我真看不下去了。”
“这么没人性的做法……太多了,我们外语学院在魏公村,进校门的时候有一个湖南公墓,(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坟被砸了,骨头被拉到外语学院大操场的舞台上,摆在桌子上批斗,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好几个老师自杀了。”
“我们学校法语系的一个教授,因为他太太是法国人,红卫兵逼着他自杀。校医室有一个大夫姓黄,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毕业证书上有(校长)蒋介石的签名、盖章,把他也逼死了。”
王容芬在德语系学习,看过纳粹大屠杀的纪录片。她将眼前的景象与纳粹的暴行对比,感觉更残酷、更野蛮、更不可思议。她想:“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于是,她决定上书毛泽东,以死抗争。
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在全国上下包括许多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官陷入一片狂热之时,却用常识与良知,保持了难得的敏锐与清醒,毅然决然上书中共最高统治者毛泽东,豁出性命,作最后一搏。
有人形容,她的这一决绝举动是:“明知要毁灭,却拚命地扑向熊熊之火。”
二,被判无期,大难不死。
可是,老天爷不收她。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
她回忆说:“醒来的时候,一大堆警察围着,在公安医院里边。在那儿待了一天两宿,就给抓起来了,送到功德林监狱了。”
在功德林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她被关到德胜门外的“少年犯罪分子管教所”。在那里办学习班,挨批斗。之后,被关到半步桥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969年,说是中苏要打仗了,搞战备疏散。她被疏散到山西临汾晋南的看守所关押。之后,被换押到晋东南的晋城看守所。
1976年1月10日,她被关押近10年后,在晋城看守所,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行是:用最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宣判后,她被押解到山西榆次的女子监狱,又叫山西第四监狱,去劳动改造。
判刑前的一年,是她在监禁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她受到双手被“背铐”、双脚被套上“铁镣”的酷刑折磨。她回忆说:
“到了山西,(监管人员)确实不打我,不骂我,戴的背铐叫‘小铐’,那是在铁匠炉上打出来的,那种铁铐整个就夹在肉里头了,上一把大锁。那种铐戴上去以后不出三个钟头,全都‘招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压迫得心脏都不行,它把动脉整个给你卡住了。”
“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一咬牙就顶过来。他们觉得‘唉,这女的怎么还不求饶啊?’,这一戴啊,后来就不行了。去了一个法医,看了以后说‘这个女人要死了,你们不能这么下去了’,他们才给我摘。”
“摘的时候是十冬腊月,摘不下来了,整个那皮跟铁、跟肉全都长在一块儿了。他们就硬给撕下来了,连皮带肉,就把那个铁铐扔到炉子里。屋里烧着炉子,叫消毒还是叫什么,听着‘滋滋’的响,冒着烟,那是烧人肉啊,都是我的肉、我的血。”
“吃饭的时候牲口还能用两个蹄子扒扒、四个蹄子……我没有啊。我就想,你把我胳膊给砍下来,我就不受这个罪了。那受罪受死了,每时每刻都在煎熬。”她当时只能趴在碗边,用嘴去啃饭。
“当时跟我关在一块儿的是一个苏联女人,她说‘折磨一个牲口也就是抽几鞭子,有时有晌的;折磨一个人竟能这么没明没夜、没日没月地折磨下去?’她看不下去了,她心挺好的,给我擦屎擦尿,给我洗什么的。”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十年文革总算结束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搞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1979年3月11日,在被关押长达12年半、被判刑两年零两个月之后,她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
就因为那封“反毛退团”的信,她被关进监狱时,还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她出来时已是32岁的大龄青年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
三,劫后余生,著书立说。
出狱后,王容芬当过德语代课老师;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重建社会学,面向社会招生。她写了一篇论文寄去,被看中,面谈后就被录取了。
她先是社科院中国社会学会筹备组工作。社科院社会学所成立后,她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成为研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专家,译介了不少德文社会科学名著,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等。
学者傅国涌曾说:“我最感兴趣的是王容芬译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只有《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两篇讲演,而我常常把其中的一些话当作格言,抄在日记本上。”
1989年6月,王容芬前往德国定居,至今依然笔耕不辍。
四,经历六四,不存幻想。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的静坐、请愿、游行。
王容芬回忆说:“当时,我人在北京,我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每一天都去。我参加了首都知识界声援学生的团,当时还让我们也去绝食,我也参加了。跟家里都交代了,跟我婆婆交代了,把孩子交给她了。婆婆还给我一个大棉袄穿着,说‘晚上别冻着了’。”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调20万大军进北京,用坦克、机枪,冲锋枪等,制造了天安门屠杀。美国政府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中南海内部的一份文件,评估“六四”死伤民众多达40,000人,其中10,454人被屠杀。
王容芬说:“我曾对邓小平有一定的承认和感激,一来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二来认为经济改革是从他开始的。但是六四一杀人就彻底完了,这个过了底线了,你以前的就什么都不是了。”
“(邓小平调)20万军人镇压屠杀几千学生和市民,这太过分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向平民、市民这样开枪,而且他们使用了连纳粹都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又称“开花弹”),这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王容芬还对中共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她说:“共产党的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它是一个暴力的反人类黑社会组织。”
她坦陈:“我已经过了相信邓小平的那个阶段,我不会再信了,共产党哪一派我也不信了,因为只要是共产党,就是有局限的,因为一但触及共产党自己根本利益的时候,它就会动枪动炮。共产党它永远不会变的。”
五,铭记历史,清算罪恶。
2008年1月12日,旅居德国王容芬发表致中共党魁胡锦涛的公开信。信中写道:
“文革是反人类大劫,其持续之久、危害之广、杀人之多、手段之劣,在人类历史上都属罕见。”“一旦41年前的人类悲剧重演,不要说改革开放受挫,5000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就彻底毁了!”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如果中共)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红卫兵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结语
回顾王容芬的非常经历,她真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奇女子。
有人总结她的命运有三个令人惊叹之处:一是在举国痴狂之际,竟能独具慧眼以不怕死的勇气戳穿“皇帝的新衣”;二是竟能坚强并幸运的活下来,目睹“文革”的破产,按当时“标准”,王容芬如果被执行了死刑,决不令人吃惊;三是王容芬受尽非人折磨之后,精神竟没有崩溃,而能在理性严谨的学术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就,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余生。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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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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