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改革（1985-1991）
作者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失败的主要标志是，苏联旧体制崩溃了，但是1，没有创建出新体制；2，国家解体；3，戈自己下台。原因何在呢？
1 不改革也不会崩溃
首先要明确一点：如果根本不推行改革，苏联很可能不会崩溃，很可能在停滞和缓慢衰落中长期延续下去，逐渐沦为二流国家；因此美国的500多位苏联问题专家没有一个人预见到苏联解体就不足为奇了。是失控的改革导致政权崩溃、国家解体，正如伟大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精彩总结所断言的那样（参阅拙作《周舵读书报告》之二十：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而这恰恰是西方研究者普遍忽视的，中国的研究者更不必谈。
作者的论证我不得不省略了，我想提醒读者思考类似的三个案例：古巴，朝鲜，委内瑞拉。古巴一个弹丸小国，就在美国大门口，被美国严厉制裁了六十多年，整个国家破败不堪，老百姓只能勉强糊口，很多人满腹怨言，政权却至今稳如泰山。朝鲜更不必说了，经济一塌糊涂，老百姓大批饿死，也没有一点将要崩溃的迹象。委内瑞拉的年通胀率高达惊人的一百万%，货币等同废纸，近三百万难民逃亡国外，美国也是一直在严厉制裁，怎么样了？马杜罗政权活得好好的。可见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人民没饭吃不一定动摇专制政权，“不得民心”的政府未必倒台，因为“民心”是可以被统治者塑造的，而且一旦塑造成型就很难改变。
在极权国家做民意调查，结果几乎全都一样，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0%以上甚至100%。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非止一端，既有恐惧、不敢讲真话，更有无知和偏见。或许无知和偏见的占比更大——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信息被封锁，不无知才奇怪。加上政府的宣传洗脑，那就不仅仅是无知而且是偏见。无知的头脑是空的，塞满偏见的头脑则不然，脑子里被政府塞进了一团乱麻，即便接触到新知也装不进去，甚至敌视、反感。而不满情绪和造反行动根本是两码事，少数觉悟者的不满并不会变为反政府的行动。
换言之，这种民调的高满意度很可能是真实的，并非因恐惧而说假话——看看绝大多数出国游历过的中国人的观感就不难理解了。
2 英雄史观
“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的文献将精英为新的政治制度而斗争置于阐释的中心”（P.41），麦克福尔认为，同样，苏联的改革也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正如没有列宁就没有苏联的创建，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苏联的民主转型。这里没有人民群众什么事，准确说，人民群众是被大人物利用来创造历史的原材料。这么说真是够冷酷，但历史真相就是如此，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历史真相符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论。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改革？显而易见不是为了搞垮苏联，也不是为一己私利，或者为了他所归属的、把他推上台的那个苏联权贵集团的私利。更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力——极权主义制度已经令他大权在握，无可撼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因为他怀抱雄心和责任感，不能再忍受苏联长期停滞和不断衰落的现状，尽管这现状完全符合他自己和苏共特权阶层的利益。
人是有价值观的，人与人是不同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是不同的，共产党的改革派和极左保守派也是不同的。激励人类从事伟大事业的伟大理想——无论其对错好坏——从来都是既不理性又非自私自利，而影响历史进程的最强有力因素恰恰是这些伟大理想，恰恰不是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算计。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自利理性人”假设只不过是一个方便建模的、极简到高度脱离实际的假设。
非常遗憾，目前绝大多数中外学者所使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几乎完全是理性主义—泛逻辑主义方法，严重忽视研究对象的非理性方面，如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道德情感，价值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等等，由此得出许多荒唐可笑的结论（可参阅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
不仅此也。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的需求和需求所促生的价值观是分层次的，低级需求满足后就会产生新的、更高级的需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非历史首创，赫鲁晓夫等苏联最高领导层早就在斯大林死后开始了改革（他们不叫改革，叫“反对个人崇拜”或“解冻”），试问这些旧体制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两个字——“安全”，因为在斯大林极权体制下，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高层，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最讽刺的是——越是位居高层越没有安全，所以，最有改革动力的恰恰是如赫鲁晓夫这样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如此浅显的事实怎么会被众多的改革悲观者忽视，认定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改革？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大权在握的理想主义者，在苏共僵化腐朽的体制内是实实在在的一小撮，稀罕如凤毛麟角。因此，他们几乎没有社会基础，除了同样属于极少数、但变革主张大相径庭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外，整个苏联没有什么人想改革、敢改革，而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四分五裂并且对于改革的目标和路径认识得非常肤浅，甚至根本错误。比如“左派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兄弟，他们只是反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目标是想要实现“列宁的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衷，所谓“新思维”实际上很接近他们的立场。“右翼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对苏联旧体制倒是彻底否定的，但他同样不了解西方自由民主的真谛，在转型过程中也没起什么作用。
3 戈尔巴乔夫外行混乱的改革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然失败吗？作为对照，邓小平的改革必然成功吗？并非如此。戈的处境和邓小平有很多不同，比如苏联没有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强烈冲击，体制内外都缺乏改革动力；但他也有比邓小平有利的条件，比如他的权力受到的限制比邓小平少得多，有利于改革自上而下推进。但要细说谁的改革处境更有利，由于相关因素太多太复杂，社会科学又不可能做可控实验，所以是不会有定论的，争论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
我们现在比较邓和戈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出戈的改革既外行又混乱，毫无章法——实在对不起了，“毫无章法”的意思是，完全符合“摸着石头过河”乱摸一气的“摸论”逻辑，差别只不过是，邓小平摸着了石头，戈尔巴乔夫却摸到了鳄鱼尾巴上。
很难说这差别是由于能力还是由于运气，或两者兼而有之，对此我也不想深究，再深究也同样不会有确切结论。但我们也一定不要忘记，我们这些后来者今天作比较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只不过是事后聪明罢了，如果把我们放在当事人的位置上，很可能我们的选择比他们更愚蠢。对历史人物作评价必须先定坐标系，时间、地点、对象、标准，没有设身处地的历史感，时间地点对象都不同却套用普遍性的抽象标准作评价，那是无意义的。苛责前人是容易的，但也是荒诞的，以今断古、苛责先人是种幼稚病。因此，用历史眼光看，“外行混乱”的评价并不切题。不管怎样，姑且就这么说吧。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事实上是怎样的。
与许多研究者的武断结论相反，和邓小平一样，戈也是从经济改革入手；也和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一样，戈尔巴乔夫走的是前苏联时期匈牙利、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搞国企改革，“经济核算、提高效率”的路径。不同的是，我认为邓内心里对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无可救药、对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比戈认识得清楚很多，邓多次劝非洲国家“不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是发自内心的。至于为什么，可能与邓小平在法国的六年多亲身经历有关系。与邓小平不同，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满怀信心，他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排斥与极左保守派没有什么区别：
“戈尔巴乔夫鼓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劣根性”（P.44）。
观念决定行为，因此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对苏联的集体农庄实行中国式的“联产承包”私有化，也不可能走中国价格改革“双轨制”和企业改革的“增量改革”那条路——“增量改革”的意思是，不把希望寄托于国企改革，而是让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外发展起来，逐步替代国企的地位、成为经济主流，等到时机成熟，再彻底废除计划经济。民企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在设法推进，但不寄予过高希望因此也不去大动，只作保守疗法，一直到1993年以后，朱镕基才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国企。
用学术语言说，“增量改革”就是“帕累托最优”；通俗地说，就是有人受益的同时无人受损。这条改革路径意义非凡；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政治改革同样适用——政治改革要想成功，虽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非正义、甚至是非法攫取的利益令人痛恨，但也不得不尽可能让其利益不受损，以削弱改革的阻力。激进派却相反，道德至上，不但要清算一切既得利益，而且祈望改革者道德高尚、不计私利，宁可掉脑袋也要理想主义到底。这其实还是“党文化”、乌托邦，空头知识分子的通病（以上关于中俄改革的比较是我个人观点，与麦克福尔教授无涉）。
戈强推的经济改革很快碰壁，他意识到遭遇了保守势力的强大抵制。依照共产党人的思维惯性，他首先想到的对策就是两个字：集权，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他这位伟大改革家手里，以强迫反对派就范。平心而论，这也不能算完全错误，靠强权推动现代化的成功先例并不少，台湾的蒋经国，南韩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关键在于，这些成功先例全都是处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强大影响之下，体制内外对西方文明的认知水平，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基础与西方的类似性亲和性，方方面面都与苏联斯大林模式差别巨大，很难作简单类比。
无暇细说，只能提一句：亲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威权主义—专制主义制度，和反西方的共产党极左的极权主义制度，尽管都不是自由民主，但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差别，也因此它们的现代化转型遭遇的困难也有巨大差别（详见后文）。这是必须细分的，不细分的粗略论断无意义。
戈集权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清洗高层，大批撤换反改革的领导人。因为大权在握，他做得很成功，掌权不到一年就把党内高层领导更换了几乎一半。效果如何呢？毫无用处：
“作为一个整体的苏共并不接受他指派的改革领导者”（P.46）。
于是，戈不得已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关键转折点就此到来——戈采取了甩开不配合改革的苏共，转而采取了双重激进方针：启动社会动员，同时授予“橡皮图章议会”苏维埃以实质性权力，所谓“公开性”“激活人的因素”。与众多外行民主派对“公开性”的赞美相反，从此戈的改革就一路向“失控”步步演进，再也回不了头。
这和邓小平的改革路径不但不同而且背道而驰，倒是与毛泽东的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堪有一比，但是，毛能控制住局势，戈却做不到。（注：毛1957年反右的初衷是，鉴于波匈事件的“官僚主义”教训动员体制外“帮助共产党整风”，并非“引蛇出洞”。引蛇出洞是闹出乱子后毛的自我辩护之词。）
“公开性”意味着放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限制。理所当然，苏共统治的反人道罪行被大量揭露出来，激进反对派崛起，他们不但开始彻底否定旧体制，这固然是旧体制罪有应得，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批判矛头开始指向戈本人和他的改革，不配合、甚至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各种组织和街头运动雨后春笋般冒头。
与此同时，体制内的保守反改革势力被激进派刺激起来，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互相激发，政治—社会格局趋向两极化，政治社会分裂程度急剧升高；等等，所有这些，全都是戈不想看到的。他只是想利用党外的社会力量去冲击极端保守的共产党体制，根本没有丝毫意图要和这些越来越活跃的、形形色色的反改革激进派站在一起。想利用，又没有能力操控，于是一匹匹脱缰野马开始狂奔。
“公开性”、社会动员之后的第二步，是赋予橡皮图章苏维埃实实在在的立法权（苏维埃是俄文“代表会议”的音译，相当于中国的人大）。也和“公开性”一样，逻辑上这一步无比正确，事实上却事与愿违，被戈激活的苏维埃很快成为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权力中心，形形色色互不相容的政治—社会力量混乱角逐的大舞台，其主要效果，就是让极端主义的苏共政治文化（“党文化”）浮上水面，得到了充分展示、发育和强化的绝好机会。
戈的第三招，是创立总统制。这也是按照甩开苏共、另立权力中心以利于戈尔巴乔夫个人集权的思路所做的设计，而且和前面两招一样草率仓促，既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预测过可能导致的后果并事先做好准备，更没有形成任何体制内外的共识，完全是戈一人拍脑袋拍出来的。后来叶利钦的“超级总统制”和普京的个人独裁，应该说至少一部分是由戈铺平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在苏联的旧体制下，“是党而不是国家起着维持该体系的粘合剂作用。随着党的权力开始衰退，该体系中的各级行为体一起背叛了纵向的权威……在高层权威变得模糊不清之后，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之一的苏联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P.66）
戈甩开苏共推行改革，催生出体制外大量新政治行为体的同时，改革议程的争议范围随之迅速扩大，经济、政治和国家统一三重争端一起爆发，苏共高层也随之分裂并且把分裂向下、向外层层传递：
“最终，各种政治行为体的改革偏好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衷迥然相异。……这些激进的和保守的新势力破坏了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改革计划而导致了苏联的瓦解。”（P.67）
戈尔巴乔夫外行混乱改革的整个发展历程，就是这样按照参与动员→多元行为体涌现→混乱失序→体制内外的极端派崛起→暴力冲突→失控崩溃的内在逻辑，一步步走到了终点。
1990年5月，叶利钦在被戈尔巴乔夫激活的俄罗斯第一届苏维埃选举中险胜（俄罗斯当时还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在赢得这一权位之后不久，叶利钦及其盟友开始扩大反戈尔巴乔夫和反苏联政府的政治斗争，宣称戈及其政权对改革不再起促进作用，反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绊脚石。……他们要进行更激进的改革。”
叶利钦渴求对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国家主权，而“苏维埃选举赋予了他们将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权限。”(P.91)
时隔仅两月，1990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以压倒多数投票宣布俄罗斯独立，其它加盟共和国迅速跟进，苏联解体已经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民主派开始出现分裂而保守派开始集结，极左的俄共与坚决维护苏联统一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结合，久加诺夫与日里诺夫斯基结成“红-褐联盟”（红色是共产主义，褐色是法西斯主义），而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到亲西方自由派一边，而是选择与保守派结盟，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民族独立运动实行武装干涉，导致14人死于暴乱，数百人受伤。
然而尽管如此，保守势力并不认同戈：
“一种无政府的感觉席卷了整个苏联。在苏联混乱不堪的最后一年间，意识形态的分野在几乎每个问题领域都变得明显起来，然而，没有什么比国家边界的分割和在苏联国家内部将主权移交给下级这两个问题更为事关重大。”（P.100）
“国家边界的分割和在苏联国家内部将主权移交给下级”就是国家分裂、民族独立的意思，于是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
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戈尔巴乔夫极力想要保全苏联，经过百般努力，他和叶利钦以及其它共和国的9位领导人签署了“9+1协定”，准备仿照美国联邦制的样板，重新协商一个新联盟条约，签署时间定在1991年8月20号。
然而——戈尔巴乔夫真是倒霉透顶——保守势力抢在条约签署前一天发动了政变，结果众所周知，在叶利钦领导的强有力抵抗下，军队拒绝执行政变当局暴力镇压的命令，政变失败，苏共被禁，苏联解体，1991年圣诞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下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
中共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出于自身私利对苏联解体痛心疾首，他们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但这不是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只能说，戈的外行混乱改革导致的失控使得苏联有可能解体，但以新的联邦制保全苏联也是可能的，是极左保守势力的8.19政变使得保全苏联国家统一的希望彻底破灭。
至于说苏联解体是好还是坏，那是另一回事。至少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而言，苏联解体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应该好好感谢发动8.19政变的那群混账东西。不少中国人因苏联解体痛心疾首，这是什么逻辑？是糊涂，还是坏？或者既糊涂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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