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普京入侵乌克兰，举世震惊，给世界局势带来了深刻变化。俄乌战争充分表明，1985年启动的俄罗斯民主化转型并没有成功，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极具借鉴意义。如果让我在相关文献中选择一部最值得介绍的杰作，应该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M.麦克福尔的《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本文概略介绍这部杰作，以资参照。
（一）全书要点
首先需要说明，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前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被普遍称作“民主转型”，这是有误导性的。笔者认为，俄罗斯的这一转型是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文化各领域的全面转型，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转型——政治现代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民主化又仅仅是政治现代化的环节之一。不仅如此，仅就政治转型而言，“自由化”即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创建也比“民主化”更重要、更基本、更关键。从现代化模式的角度说，苏联—俄罗斯的这一转型是从此前错误的现代化道路——法俄激进革命道路，向以英美为典范的主流现代化道路转型。但是约定俗成，也为了尊重原著，我还是沿用该书作者的说法，把这个转型称作民主转型。
这个“民主转型”的具体过程极为复杂，相关文献汗牛充栋，各家学说各执一词，要想理出头绪相当困难。为方便读者理解全貌，我先把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的要点概括提炼如下：
1 转型三阶段
麦克福尔教授把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分为三阶段：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1985—1991）；叶利钦第一阶段改革-俄罗斯第一共和国时期（1991.8—1993.11）；叶利钦第二阶段改革-俄罗斯第二共和国时期（1993—2000）。他认为前两阶段的改革是失败的，第三阶段才取得了不完全的成功。
该书是2001年出版的，所以没有谈及普京2000年继任总统后的情况。普京执掌大权的24年并没有触动前面三阶段转型奠定的基本制度，俄罗斯的社会和精神文化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妨说，普京只不过是把俄罗斯半途而废的转型遗留下来的恶发挥到了新高度罢了。
与世界各国作比较，中国与前苏联－俄罗斯最相似，因此，麦克福尔教授这部著作完全可以作为我们深入理解俄罗斯转型过程以及俄罗斯现状、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一部杰作。
2 主要特征
麦克福尔用三个词概括俄罗斯民主转型的特征：拖拖拉拉，暴力，不完全：
“俄罗斯的转型之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对抗，时不时会有暴力冲突。”（麦
克福尔P.36）
但也要指出，俄罗斯转型中的暴力是低烈度的，远没有达到例如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那种程度。
3 与其它国家的转型作比较
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通常将俄罗斯的转型与东中欧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混为一谈并给以高度赞美，与此相反，麦克福尔在书中一再把两者作出区分，并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指出俄罗斯的转型相对失败、东中欧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则比较成功，而导致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被迫同时解决三大改革议程——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国家统一，而东中欧前共产党国家则不存在国家统一问题。除此之外，国家规模与民主成功转型是负相关的，国家规模越大困难越大：
“同历史上以及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相比较，苏联－俄罗斯转型中相互争执的改革议程要大得多和难以控制得多。”“在复杂性方面，比起波兰（更不要说西班牙），苏联－俄罗斯的领导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应付这三种转型。除此之外，俄罗斯的巨大规模使得俄罗斯可以被称为20世纪后期最复杂的民主转型。”（同上，P.369，P.371）“罗斯托（D.Rustow）曾极力强调，在考虑能否向民主过渡之前，需要优先考虑界定政体边界问题，……一旦国家统一问题为大家不假思索地接受，它就成为解决民主问题的前提条件。反过来，这一论断也同样成立：当国家的边界还处于争论中，民主化显然是不可能的。”(P.8)
还有，俄罗斯各界精英对改革缺乏基本共识，精英人物与普通大众更是立场相异，中东欧国家则要好得多——它们与欧洲联系更紧密；政权是外在的、被苏联强加的，不是内生的。
以上几条，都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极具参考价值。
俄罗斯的转型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非西方非共产党国家）的民主转型差别更大。在经济、政治、国家统一三大转型中，后者基本上局限于政治转型，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在争议范围内；而且国家规模也比较小。此外，与超强专制的极权主义苏联几乎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最大障碍是国家治理效能低下，甚至国家统一（国家创建）都还没有完成（比如黑非洲和阿富汗的酋长制部落社会）。
为数不少的中外幼稚民主派无视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性，甚至完全搞反了，主张国家分裂、赞美封建割据。假如他们的主张成为主流，中华民族未来必将有一场巨大灾难（参见后文“民族自决权不是人权”）。他们对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制的赞美也流于肤浅片面，事实上英国的封建和欧陆国家的封建是有区别的，欧陆国家的典型封建并不有利于自由宪政发育，只有英国封建是幸运的例外，而它是建立在1066年诺曼征服创建的相对有效的国家统一治理基础上的，有学者把英国的封建称之为“半中央集权的封建制”，与19世纪后半叶国家统一之前的德国和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不同，也不同于其余欧陆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要么从封建演变为王权专制，要么王权专制崩溃后长期陷于革命和动荡。
4 英雄创造历史
在结构—情境—行为体—个人这四个转型的主要相关因素当中，作者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这向来被称为“英雄史观”。毋庸赘言，个人是在既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精神文化结构的约束下，对所处的当下情境以及与其它行为体的复杂博弈中作出反应和决断的，但麦克福尔认为，个人的作用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或8.19政变的主事者，这些个人的自主选择余地是很大的。
“英雄造史”并不是作者的主观偏见，客观事实就是如此。比如，假设没有8.19政变，“苏联有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在今天依然存在。”（P.377）；又如，导致1993年10月叶利钦与议会的武装冲突的决策“是由（叶利钦）个人作出的，这种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P.378）
麦克福尔说，“假设没有8.19政变”如何如何，这在历史学中是允许的吗？换言之，历史可以假设吗？
所谓“历史”，包括史实、史研和史评；史实（历史记载）需要史家辨伪，从多种可能为真的历史记载中通过交叉比对，选择出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那种可能性，而“可能”即假设。史研（历史研究）是提炼概括出史实中的因果关系， 而隐藏在史实表象之下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性，无一例外，全都是以“反事实条件句”即“虚拟条件句”来表达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更是“假说-演绎体系”，离开假设，探究“所以然”因果关系的理论研究寸步难行。
因此，不妨说“历史就是假设”，所谓“历史不能假设”是从历史必然规律论推导而来的错误命题；或者，这一语句想要表达的内容，正确说法应该是：时间不会倒流，过去的历史不能改变。它与假设不假设毫无关系。
5 从极权向民主过渡的内在逻辑
此点至关紧要，请各位特别留意。
俄罗斯在民主转型之初，先是在旧政权内部出现了妥协派（改革派、中左派、鸽派）与强硬派（保守派、极左派、鹰派）的分野，体制外随之也分裂为温和派与激进派两大阵营：
“（体制外）温和派寻求与（体制内）妥协派协商谈判，通过形成一套新的民主规则来组织政治竞争以获得权力，激进派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协商谈判，而主张推翻旧制度。只有在妥协派与温和派竭力孤立强硬派与激进派，然后就新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民主转型才是成功的。”(P.5)
作者的论断与本文笔者向来主张的“促成中派的联盟”高度契合。顺便一提：1989年六四事件的悲剧结果，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形成这种格局，学运在政治上太过幼稚，只知道对立二分、不知道区分体制内的改革派和极左派，没能与体制内改革派协商合作，结果事与愿违，客观上帮助极左派搞垮了改革派政府。
6 明确区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
作者将俄罗斯转型后的不自由的民主称为“选举民主”，以区别于自由民主。这也就是本文笔者一贯强调的，一定要区分好民主即自由民主与坏民主即民粹民主；这也称为“民主质量”问题——好民主是高质量的民主，坏民主是质量低劣的民主。并不是如左派、社会主义者以及当下的美国民主党左翼等民粹民主派理解的那样，民主的范围和规模越广越好，参与民主的人数越多越好，民主越“完全彻底”越好。
麦克福尔大作的第九章题为“俄罗斯民主的质量”，开篇即讲：
“共产主义统治的终结并不紧接着民主统治的开始。比如俄罗斯就夹在了两者之间。那些有利于俄罗斯民主制度出现的因素不一定改善民主制度的质量。有利于产生选举民主基本游戏规则的因素也会导致非自由的制度。”（P.335）
显然，民主是有质量高低之分的，是应该区分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的，而转型后俄罗斯的民主恰恰是低质量的，非自由的。作者断言转型后的俄罗斯“几乎所有领域都缺少自由。”(P.336)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 叶利钦创建的“超级总统制”令总统大权独揽，为普京的个人独裁铺平了道路（336）；
（2）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一贯排斥多党竞争，导致政党制度发育迟缓、混乱软弱（P.338）；
（3）苏联极权体制下公民自治自愿组织（NGO组织）被摧残殆尽，共产党的党文化与公民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致使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发育不良。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9%的俄罗斯公民参加了NGO组织（P.343 & 353）；
（4）独立媒体一度兴起之后很快衰败，先是被财富寡头控制，随后被普京强力打压（P.346）；
（5）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治传统，苏联的极权制度更是与法治根本敌对，法治观念文化缺位、司法不独立等许多因素使得法治迟迟不能推进（P.349）；
（6）法治缺位的恶果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低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府寻租（“权力搅市场”）令腐败盛行，腐败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育的最大阻碍，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从经济改革之初就在往“黑手党经济”方向发展，“黑手党、保安公司和私人武装承担了保障个人安全的主要职责，这从根本上挑战了国家对使用武力的垄断”（P.348）；
（7）虽然制定了新宪法并且宪法规则基本上已经为各方政治-社会力量遵守，但这并不等于切实保障人权的分权制衡宪政的确立。运行良好的宪政需要具备许多前提条件，作者只提及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联邦制国家的权责划分不清：“阻碍俄罗斯民主巩固的最后一个制度因素，是在国家和次级国家机关之间（即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明确的权责界限”（P.351），而这又与斯大林创立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系密切（P.352）（详见《附录》）；
等等。
以上所述在在都证明了：民粹民主“很容易，小学生都会”；自由民主却很复杂、需要具备很多前提条件，因此难于创建却易于崩坏。非常不幸，好坏民主的区分恰恰是被当前西方的民主主流理论严重忽视、甚至完全曲解的，中国的情况更糟，更糟糕得多。我们很需要从上述七个方面与中国的具体国情一一对照，以俄罗斯为镜，防患于未然。
7 社会动员－群众运动不利于民主转型
改革的逻辑与革命的逻辑大相径庭，革命高度依赖社会动员－群众运动，改革则恰好相反：
“如果政治自由化在社会内点燃持续的大众动员，那么在旧体制的温和派领导人与社会上的温和派之间就更难达成协商，形成契约。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的是革命而非协约式的过渡，而革命几乎不可能产生民主的结果。……在只涉及精英的过渡中，明白每个人的偏好以及估算每个人的权力分量都较为容易，而群众运动的权力格局较难估算，因为群众运动的集体行动能力通常是不可预测的。同样，一旦群众运动卷入，代表这些群体的领导人能否控制他们的追随者就更难说了。”（P.16）
以上1—7都是《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一书非常重要的要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下面（二）、（三）、（四）介绍俄罗斯民主转型三阶段的具体过程，夹叙夹议，很多是本文笔者的评论，不能由原著者负责，请读者阅读原著后加以区分，恕不一一注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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