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隐｜艾未未：一个无家可归的艺术巨婴

叶隐  X
@SUNPOLIS  2026-1-15

摘要：他的艺术生命力是高度“寄生”于中国这一独特政治和社会生态之上的。作品本身未必依赖深厚的艺术审美传统，却强烈依赖一个充满张力、冲突与象征意义的“抗争现场”。当去国十年后，发现自己在西方只是一个被消费的“异见吉祥物”，而不是能够呼风唤雨的“艾神”（艾婶）。他也因失去了那种持续“在场”所激发的创作灵感与社会触感，他的另类乡愁（homesick）与日俱增，就不难理解了。

有人说：艾未未回国，最直接的原因是最近一些年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对西方的失望。他的回归或许是一个象征，意味着“灯塔”的熄灭。

我觉得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在进入深层剖析之前，请允许我略微交代一下与艾未未的“交集”，作为理解其人其事的是时代背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催生了‘围观改变中国’的浪潮。彼时，艾未未借“发课”税案发起“借债交罚款”的行为艺术，瞬间俘获了无数拥趸，被捧上神坛尊为“艾神”（后为解构其偶像色彩，戏称为“艾婶”）。那堆耗资巨大的，在我眼中平淡无奇的瓷瓜子，也被粉丝赋予了“死磕”（瓜子）的政治抗争意象。草场地工作室，俨然成了当时草根抗争者的麦加圣地。

虽然我也支持了一百元（还有收据），但后来赴京拜见圈内大佬时，却两度过其门而不入。行前，我曾问莫之许：艾未未其人如何？莫兄坦言：你去见他，可能需先经受他一番严厉的质询，譬如你参与抗争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回答让他满意，他或会另眼相看。

我生平视偶像崇拜为一切奴役的根源，一如我近年如此憎恨川粉的偶像崇拜。对这种居高临下的“教员式”动机审查，更是深恶痛绝。 因此，即便当时受到高氏兄弟等艺术家的盛情款待，虽然距艾的工作室咫尺之遥，我也未生出丝毫到草场地朝圣之心。

顺便一提，彼时我初入江湖，籍籍无名，承蒙高氏兄弟青眼有加和盛情接待。他称赞我的艺术评论直觉与潜力，远超诸多职业评论家，鼓励我多写艺术评论。遗憾的是，我至今未曾写过一篇艺术评论。但对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潮、政治运动的耦合关系，从未停止观察和反思。今日借机撰文剖析艾未未的艺术心路历程，权当一份迟到的作业，交由读者来检验，自己是否当得起高氏兄弟的谬赞。

范曾当年曾发表豪迈决绝的“辞国宣言”，未久却又发布自甘妾妇的“归国声明”，前倨后恭，沦为艺坛与士林笑料。然艾未未并非“觉醒后失望而归”的个案。身为边缘红二代，他实在吃尽了时代的红利：恢复高考后即入名校，搭上首批赴美留学顺风车。活跃于中西文化势差最为悬殊的 1980 ～2000 年代，凭借信息与话语的双重落差，在当代艺术界中外通吃，不仅积攒了巨额财富，更确立了话语霸权。而在 2000 ～ 2015 的维权抗争年代，他又顺势以此资本扮演“社会良心”，声望获得指数级暴涨。

究其早期成功的根源，在于他精准地卡位为一名“文化转译者”。他对内引入西方达达主义与杜尚式的“现成品”概念，启蒙以艺术反抗体制的叙事；对外则将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符号、材质与历史记忆，重构为一种混合意象，贩卖给欧美。这种基于彼时巨大文化势能差与信息差的双向套利，正是他攫取时代红利的发家秘笈。

在 2000 年代前后，这一模式几乎无往而不利。彼时，中西之间的信息壁垒尚未被互联网彻底弭平，西方对“中国异议艺术”的想象，仍笼罩着强烈的好奇与浪漫主义滤镜。在 1990 至 2015 年间，凡是带着“反抗威权”标签的中国面孔，在西方即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正确。那时，西方主流视域聚焦于“自由 VS专制”的宏大叙事。与此同时，国内维权抗争风起云涌，剧烈的现实张力，为其作品提供了天然的戏剧化燃点。艺术、政治与媒体聚光灯在他身上形成了高频共振，成为绝对的流量之王。

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消解了信息差，地缘政治的硬对抗取代了早期的文化猎奇，“艺术中间商”的生存空间被迅速挤压，时代的结构性红利亦随之消散。近十年来，西方文化界的主流话语已从“民主 VS专制”的二元叙事，转向了身份政治、去殖民化、性别议题与种族平权。他不再是神秘的东方先锋，而沦为了众多政治符号中的普通一个。甚至，作为一名拥有既得利益与特权的、富有的、东亚大汉族、异性恋男性，他的形象显得愈发尴尬。作为“教员”的精神子孙，他那套“老子天下第一”的草莽习气，在讲究温和、包容与受害者叙事的西方进步主义艺术圈眼中，不仅魅力不再，反倒透出一股令人不适的“有毒男子气概”。

昔日他批判中国政府，赢得西方掌声雷动。如今他试图复制这一逻辑与口吻斥责西方的虚伪（譬如在巴以问题上的言论），西方不仅不再喝彩，反而对他加以封杀。他惊觉昔日的盟友，竟也化身为另一种形式的“思想警察”。这种来自西方的“背刺”，对极度自我中心的他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他在近期采访中由昔日的反叛异议者，转向为赞美附和者，这绝非简单的“被收买”或“受胁迫”所能概括，实则是一种人格特质与时代错位后的必然失落。他并非一位能甘于退隐沉思的哲人，而是典型的“魅力型权威”行为艺术家：高度自我中心，迷恋宏大叙事，渴望被人群簇拥，誓要成为注意力的绝对中心。他必须依赖激烈的对抗与聚光灯的照射，方能确认自身的存在。

吊诡的是，他所反抗的权威结构，与其自身的心理结构，在某种深层意义上竟是同构的。正如“教员”的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艾未未的艺术并非“建设性”，而是彻头彻尾的“解构性”。他必须依托一个强大的、坚硬的、甚至邪恶的对立面，才能赋予那些瓷瓜子、书包与中指以深刻的意义，并以此换取巨大的流量与声望。

西方的艺术与舆论场，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它可以给予奖项与掌声，却无法提供簇拥“红太阳”式的绝对舞台。对一个习惯以激烈冲突制造意义的行为艺术家而言，这种宽容反而像老拳打在棉花上：没有反作用力，出拳便显得空洞而滑稽。就像近年来，艾未未在西方遭遇了另一种形式的“审查”（如因巴以问题言论被画廊取消展览）。对于一个以“反叛”为生的人来说，当他试图对抗时，遇到的往往是冷漠的官僚体系或者礼貌的疏远。没有警察上门，没有全网封杀，只有策展人客气地告诉你“档期不合适”。这种“软性拒绝”比“硬性打压”更让他抓狂。

在中国，被封杀证明他“重要”；在西方，被忽视证明他“过气”。对于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来说，恨比爱更长久，但“无视”才是最大的羞辱，所以他的失落感是真实而扎心的。

归根结底，他的艺术生命力是高度“寄生”于中国这一独特政治和社会生态之上的。作品本身未必依赖深厚的艺术审美传统，却强烈依赖一个充满张力、冲突与象征意义的“抗争现场”。当去国十年后，发现自己在西方只是一个被消费的“异见吉祥物”，而不是能够呼风唤雨的“艾神”（艾婶）。他也因失去了那种持续“在场”所激发的创作灵感与社会触感，他的另类乡愁（homesick）与日俱增，就不难理解了。

离开中国十载，他对这片土地的认知似乎已停滞于 2015 年。他记忆中的中国，是那个混乱、野蛮却充满缝隙与可能性的江湖；而当下的中国（无论褒贬），已然运行在另一套严密而坚硬的逻辑之中。

他昔日的作品，无论是汶川调查还是种种嬉笑怒骂的行为艺术，无不紧扣着中国社会的脉搏。如今他在欧洲拍摄难民、记录疫情，技法虽犹存，核心的“痛感”却已流失。这些作品更像是一部部精美的“西方视角纪录片”，唯独失去了他那特有的生猛粗粝的“痞气”。一如 X上的离岸反叛者创作源泉日益枯竭，只能凭借谣言妖言惑众。艾未未所怀念的或许并非中国本身，而是那个能让他傲立于“风暴眼”中心的特权位置。唯有在中国，他的一举一动方能引发数亿人的情绪震荡——无论是狂热的支持，还是铺天盖地的谩骂。

因此，艾未未的言论，绝非简单的“被招安”或“弃暗投明”，而是真情流露。大多数反抗者。比任何人都更依赖他们所反抗的那个客体，他们是共生关系。作为一名顶级的流量操盘手，当艾未未发觉西方市场的流量枯竭，且其核心产品——“反叛人设”在异域水土不服时，出于本能，他渴望回归那个拥有最大流量池、最剧烈冲突、且最能滋养其“混乱制造者”体质的母体环境。这几乎是他唯一的现实抉择——纵使这个舞台正在收紧，纵使反叛的空间已今非昔比。

他曾自诩为世界公民，最终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冷战红利”的食利者。当川普开启的新冷战大幕拉开，阵营双方皆在整肃队伍，“艺术游侠”所赖以生存的灰色中间地带荡然无存。他如今对西方的激烈批评及对回国的频频暗示，并非出于深刻的政治反思，更像是一种孩童般的撒泼哭闹——只因手中的玩具（西方的追捧）索然无味，便试图找回那件遗失的旧玩具（中国的关注）。他虽然财富极多，名声极大，在精神上实则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巨婴。

然而，更深层的讽刺在于：若他此刻真选择回国，大概率不会如愿引发想象中的“轰动”或遭遇“迫害”。当下的中国新生代或许只会漠然一问：“这个死胖子是谁啊？”——这种彻底的遗忘，才是对这位“行为艺术家”最残酷的羞辱。

读者之中，想必不乏艾未未的昔日粉丝。那些曾经守望相助的抗争记忆，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的道义高光时刻，甚至成为凛冬之中抵抗虚无的精神压舱石。因此，若要直面那个冷峻的事实——即艾未未并不具有西方左翼敏感的道德心灵，与炽的热理想主义，而更多是一个在中西夹缝中左右逢源、精于算计的实用主义者——这种偶像的祛魅，难免带来剧烈的失落与迷惘。

但我仍恳请读者诸君，在哀叹偶像黄昏之时，正视一个更宏大、也更残酷的现实：近年来，随着川普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开启，那套我们曾奉为圭臬的“民主宪政叙事”与“自由灯塔典范”，已被粗暴地践踏于脚下，肆意嘲弄羞辱。自 1980年代以来，中国异议群体艰难拉扯的普世价值旗帜，与奋力托举的宪政转型愿景，在“挺川”与“反川”的惨烈厮杀中支离破碎。昔日同仇敌忾的阵营土崩瓦解，数十年启蒙所累积的道义资本，几近清零。

在这个剧烈动荡、旧神已死而新神未立的时代，确实已无任何一面现成的价值观大旗或庄严的历史承诺，能够燃起希望、凝聚人心。

幻灭并非终局，或许只是心智成熟的起点。当外在的“灯塔”摇摇欲坠，行将熄灭，更需要点亮内心的智慧烛火。路在何方？我们已经无法寄情于遥远的彼岸，也无需仰望类似艾未未这样的流量之王。从图景宏大、慷慨激越的现代宪政进程叙事，猝然坠落到后现代的价值废墟之上，如何能够重建个人与国族的尊严与希望？保有对真理的谦卑与热情，对良知的执着与坚守，对每位追求德性正直、智性诚实之人，才是在凛冬荒原中安身立命的凭藉。

文章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