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共統戰的糖衣炮彈，我寫過很多的文章，講述在1949年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那些爭先恐後投共的國民黨員，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裡面，遭遇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希望喚醒沉睡的親共臺灣人。
像是中共在建政後的第2年，發動的第一次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殘暴、血腥程度最高的一次政治大屠殺。根據中共公安部在1954年1月的報告，披露第一次鎮反運動，殺了71萬2千人，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其中的絕大多數，就是那些相信中共承諾，背叛中華民國的人。
但有網友就跟我說，中共殺人的數字，雖然讓人震驚，但卻是冰冷的，沒有辦法引起大家的共鳴，能不能換個角度，用「具體的個人」來提醒大家，中共的甜言蜜語不能信。我覺得挺有道理，因為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裡，中共的殘暴程度，跟他犯下的罪行，只能說是罄竹難書。受害者數量之多，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只要稍微翻一下史料，就能找到千千萬萬個血淋淋的例子。
今天故事的主角楊又齋，因為受到中共的蠱惑，在1949年投共。投共之前，他是國軍中將；投共以後，他成了國民黨戰犯。他被抓到內蒙古的戰犯監獄，整整勞改了20 年。在1969年被釋放，回家才一個月，他的夫人就因為背著「反革命家屬」的罪名，在中共永無止境地羞辱、折磨下，選擇投湖自盡了。楊又齋因為投共而家破人亡，這就是真實的歷史。
楊又齋其人
楊又齋的祖籍是雲南順寧，他在雲南講武學堂畢業以後投身軍旅。他的夫人徐慶婉自小就失去了父親，而且出身貧寒，靠著母親做手工女紅，把她拉拔長大，16歲時嫁給了楊又齋，婚後生了9個子女，其中2個夭折，另外7人都是在動盪的年代出生，只能說都是一生坎坷。
國軍對紅軍的「五次圍剿」，楊又齋有參與，但是他看到當時的紅軍，個個都是衣裳襤褸、面帶菜色，就產生了惻隱之心，認為只是一群缺衣少食，被逼上梁山的老百姓，所以沒有下狠手，而是命令部隊朝天開槍，故意放出一條生路，讓紅軍逃出了包圍圈。抗戰爆發以後，楊又齋任國軍58軍新10師副師長，先後參加了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因為58軍是抗戰的時候，消滅日軍最多的滇軍部隊，楊又齋在當時被世人譽為「抗日名將」。
1945年抗戰勝利，楊又齋在江西，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接受當地日軍投降，收下了象徵投降的日本武士長刀。隨後國共內戰爆發，58軍改編為國軍整編第58師，調到徐州綏靖公署，負責機動作戰。但戡亂的戰事不順，根據1948年7月23日中共《人民日報》的新聞：楊又齋當時任上校團長，6月2日，在南陽以東的馬劉營，被共軍給俘虜了，6月26日又被釋放。有學者認為他投共，跟這次被俘以後，接受了共軍的洗腦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到了1949年下半年，國軍上至國防部，下至基層部隊，已經被中共地下黨員，滲透成了篩子，在這些暗椿的策動跟誘惑下，很多國民黨的軍政要員，認為中央政府敗局已定，都忙著為自己跟家庭找出路。楊又齋也不例外，他先把17歲長女跟15歲長子，偷偷送去被共軍佔領的上海，加入了共軍文工團。而妻子帶著5個年幼的兒女，住在已經淪陷的蘇州。
隨後楊又齋被提升為國軍中將，臨危受命去廣西防守。但是到了廣西以後，楊又齋沒有發一槍一彈，就向共軍投降了，他天真的以為，投降就能被中共「既往不咎，一視同仁，量才錄用，妥善安置。」，不但可以得到一官半職，還可以保住一家老小，繼續安穩的過自己的小日子。
在投共以後，楊又齋立刻寫信到蘇州，告訴妻子這個「好消息」。誰知道，等部隊上繳完武器，被共軍接收清點以後，中共馬上就翻臉了，楊又齋跟幾十位軍官被逮捕，押往內蒙古一座戰犯監獄，開始漫長、非人的勞動改造，從此跟外界完全隔絕。
遠在蘇州的徐慶婉，以為丈夫投誠後一切順利，每天期盼著他回家，盼望著一家團圓。直到有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押往內蒙古的國民黨戰犯名單裡面，竟然有「楊又齋」三個字。那一刻簡直是晴天霹靂。
當時徐慶婉年僅三十初頭，但在蘇州目睹了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後，對留下來的國民黨，舊政權人員的恐怖行為，急忙跟相依為命的母親，連夜打包行囊，帶著5個年幼的兒女，往雲南的方向逃亡。但是纏著小腳的孱弱母親，還有5個年幼的兒女，逃到了昆明以後，早已不堪舟車勞頓。當時到處是兵慌馬亂、人心惶惶，昆明往外的主要道路都被封鎖了，柔弱的徐慶婉在混亂之中，不敢再往滇緬邊境逃亡，只得帶著母親跟兒女，在昆明暫時停留下來，直到昆明被共軍佔領。
之前靠丈夫軍餉過日子的徐慶婉，如今只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一家。幸好還有母親幫忙照顧孩子，她自己去當縫紉工維持生計。但最讓她痛苦的，不是貧窮也不是逃亡，而是中共鋪天蓋地的清查跟搜捕。徐慶婉雖然是出身苦寒的窮家女，卻因為嫁給了國民黨的軍官，被打成「反革命家屬」，成了共產中國那段最黑暗的年代裡，任人宰割的代罪羔羊。
黑暗年代的代罪羔羊
中共建政後的第2年，就開始對留在大陸的國民黨，以及他們的家屬，進行大規模的鎮壓跟清算。逮捕、勞改、處決，還有對家屬的株連，只能用慘絕人寰來形容。而徐慶婉就是在這個黑暗年代裡，被推上審判台的代罪羔羊。她因為有一個正在戰犯監獄裡、勞動改造的「戰犯」老公，當然就被貼上了，「國民黨反動家屬」的標籤。這個沉重的身份一旦扣上，中共之後發動的每一場政治運動，都讓她無處可逃。
她經歷了無數次的清算鬥爭，戴了無數次的高帽子。在批鬥會上，她被無數次的下跪、唾罵、搧耳光、揪頭髮撞牆壁，敲著銅鑼遊街示眾。每一次運動，都是用徐慶婉的血淚，書寫成的一部「悲慘世界」。最荒唐的是，徐家早就窮得叮噹響了，她家徒四壁，但革命群眾還是三番五次來抄家，他們挖地三尺，就是為了找出幻想中的「黃金」、「軍火」，還有「電臺」。
1957年反右開始，徐慶婉60多歲的母親病重，但卻沒有錢治病，躺在床上哀嚎幾天就吐血而亡了，家裡窮得連安葬費都沒有，只能在荒郊野外，用草席包裹著草草入土。徐慶婉之所以能在煎熬中，勉強的存活下去，除了自己當縫紉工，幫別人縫衣服的微薄收入，還有就是靠在上海共軍文工團，表演唱歌跳舞的長女長子，偶爾偷偷寄一點生活費，來貼補媽媽跟弟妹過日子！只能偷偷寄，是因為長女長子早已經公開聲明，跟反動家庭劃清界線了。當年身為國民黨將官的楊又齋，唯一做對的事，大概就是有「先見之明」，送他的長女長子，去當消滅國軍的共軍，這聽起來諷刺又荒唐，但它就是那個年代的黑色幽默。(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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