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厉王暴虐，国人议论纷纷。他派卫巫监视言论，发现谤议者即杀无赦。召公进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口雍塞，国必随之而亡。”厉王不听，禁言愈严，国人道路以目，不敢交谈。三年后，国人起义，厉王流亡彘地，王朝倾覆。此事距今两千余年，仍如警钟长鸣：以暴力堵塞言路，非但不能巩固权力，反而自掘坟墓。言路断绝，民心离散，国运衰亡，往往在无声的压抑中悄然酿成。
今日刘虎案，仿佛古之“止谤”重现，却带有更深重的极权阴影。1月29日，知名调查记者刘虎与自媒体人巫英蛟联名发表文章《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直指成都市蒲江县委书记蒲发友在招商引资与土地征收中的种种问题。文章依据当事人陈述与相关证据，还原了一位教授疑因强拆自杀、一家企业被逼至绝境的悲剧。三日后，刘虎在重庆途中被成都警方带走，巫英蛟在河北邯郸遭跨省拘捕。2月2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通报：刘某（50岁）、巫某某（34岁）涉嫌诬告陷害罪与非法经营罪，已被刑事拘留。此案一出，法律界与媒体界多有声援，担忧“因言获罪”的旧辙重蹈。
刘虎并非首次因监督言论而遭受拘捕。2013年，他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渎职，随即被北京警方以“造谣”“诽谤”罪名拘捕，羁押近一年，后因证据不足获释。此后，他转战自媒体，揭露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海南高院副院长张家慧贪腐案、四川绵阳曾斌涉黑平反案等多起冤案，推动真相逐步浮出水面，被誉为“最后的调查记者”。如今，又因一篇监督地方官员的文章入狱，令人追问：究竟是谁在畏惧真相？是谁动用国家机器压制个体监督？
近十年，我们目睹公权力对异议声音的持续、系统性围剿。律师群体最先遭受重创，2015年“709大抓捕”之后，王全璋、余文生、李和平、周世锋等维权律师，或被重判，或被吊销执照，或被软禁监视，仅因他们为弱势群体辩护、为冤假错案鸣冤。记者处境更为艰难，深度调查报道几近绝迹，那些曾敢于触及权力的媒体人，或被迫转行，或选择缄默，或如刘虎般反复入狱。企业家亦难幸免，孙大午因批评土地政策被判十八年，马云因直言金融监管而企业遭拆解，无数民营企业家在“国进民退”浪潮中，或远走海外，或低调蛰伏。大学教授亦未能独善其身，许章润因时评文章被清华大学免职，贺卫方、资中筠等多位学者因学术言论遭约谈、边缘化，甚至被迫退休。这些打压，往往披着“依法治国”“维护稳定”的外衣，实则以法律为工具，系统性扼杀社会思想活力与创新源泉。
一个健全的社会，离不开多元声音的交锋，离不开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更离不开民间对公权的监督。若所有尖锐批评皆被贴上“诬告”“寻衅”“非法经营”等标签而遭清除，社会便陷入死寂。公权力独大，表面看似铁板一块，实则在自毁长城。从更深层次而言，这种以法律为私器的全面压制，正在动摇国家根基。因为国家之存续，不在于短期表面的安定，而在于民心向背、人才辈出、创新不竭。当律师不敢伸张正义，记者不敢追问真相，企业家不敢大胆创业，教授不敢自由思想，这个社会还将剩下什么？剩下一片道路以目的沉默，剩下一群战战兢兢的顺民，剩下一场迟早爆发的更大危机。这种局面，非但不是有效治理，而是权力对社会的自我戕害，是对未来的系统性破坏。
回溯历史，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2003-2013年），虽非完美，却相对开明，媒体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重大灾难发生，报道也较为透明。2008年汶川地震，媒体第一时间深入灾区，曝光豆腐渣工程、救援不力等问题，推动政府改进救灾机制。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持续追踪调查，揭露信号系统缺陷与责任推诿，最终促使铁道部改革。南方系媒体更以深度报道闻名，监督官员腐败、推动社会公正。例如，废除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离不开孙志刚案的媒体曝光；山西疫苗事件、黑砖窑事件等，也因媒体揭丑而得到纠正。这些“揭丑”非但未损害稳定，反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人们看到问题能被公开讨论、纠正，眼中有光，相信明天会更好。那时，社会充满期盼，民众对制度的信心源于透明与回应，而非封杀。
历史中类似的深刻教训并不遥远。隋炀帝杨广即为一例。他在位期间，三征高丽，不顾群臣劝阻。第一次征伐（612年），动员百万大军，劳民伤财，却因后勤崩败、士卒疫病而惨败。近臣贾润、虞世基等人为邀宠，不敢直言军情，只报喜不报忧。第二次、第三次征伐（613年、614年），隋军屡遭抵御，死亡枕藉，民间怨声载道。炀帝仍沉迷于巡游江南、修建大运河，身边佞臣如宇文化及等肆意扩张私权，操控禁军，侵蚀朝廷公信。最终，民变四起，宇文化及发动兵变，于江都宫中缢杀炀帝，隋王朝二世而亡。这不仅仅是穷兵黩武的后果，更是最高当权者听不到真实声音、私权膨胀的结果。佞臣为保自身利益，封锁逆耳之言，导致皇帝与现实脱节，公权力被私欲蚕食，最终酿成宫廷政变与王朝灭亡。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隋炀帝的悲剧，与胡温时期相对开明的媒体监督形成鲜明对比，亦为今日敲响警钟：若允许身边私权损害公信、封杀民间监督，权力将从内部腐朽，直至不可挽回。
对比今日，司法日益“私有化”，已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人民对法律公正性彻底丧失信心。法律本应是社会公器，维护公平正义；如今，却常被用于打击异议、保护权势。模糊罪名如“非法经营”可无限扩展，“诬告陷害”成封口利器。刘虎案中，一篇基于证据的监督文章，竟被定性为犯罪，这让民众如何相信司法？当冤案无法伸张、监督者反遭刑责，人们内心积压怨恨无处释放，便转向极端。近年来，报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随机袭击无辜、校园暴力、学校投毒等恶性案件频发。这些并非孤立，而是社会绝望的产物。民众不再寄望法律救济，转而以暴力宣泄，对整个社会造成连锁溃败。信任崩解，社会凝聚力瓦解，底层民众陷入无助，上层权力则在孤立中膨胀，最终加速沉沦。
公权力膨胀、司法私有的后果，远比表面拘捕更为严峻。它首先摧毁社会信任：民众不再相信法院、公安及官方说法。其次导致社会活力枯竭：企业家不敢投资，年轻人不愿创业，知识分子不敢发声，整个社会逐步丧失生机。人才流失已成为常态——众多博士、教授、技术专家选择移民，将积累的知识与能力带往他国，仅因在此看不到前景。更深远的是，它将个体逼入深刻的孤独与绝望。当代年轻一代的绝望，已非简单的迷茫，而是“一望到底”的空虚。他们从小接受高压教育与激烈竞争，长大后发现努力难以换取体面生活、稳定工作、可靠的医疗与养老。结婚生子意味着将后代推入同一循环：从规训教育到全面监控审查，再到阶层固化、言论受抑、正义缺席。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792万，创历史新低。此现象不止于经济因素，更是整个一代人对未来的彻底否定。不婚、不育、躺平乃至移民，并非怠惰，而是最深刻的无声抗议：拒绝将后代置于同一压抑秩序之中。
这种绝望已渗透社会各个层面。年轻人眼神空洞，表面努力而内心早弃对“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念；中年人焦虑于子女前途；随机暴力事件频发，并非肇事者天生残忍，而是长期压抑的愤怒寻得出口——既然体制不予公道，便让社会共同承受痛苦。社会溃败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通过无数个案积累：一位教授因强拆自杀，一家企业被逼破产，一名记者因监督入狱……每一事件都在民众心中留下创伤，信任逐步流失，直至无可挽回。
独立调查记者在社会健康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他们如同社会的免疫系统，及时发现腐败、冤案与不公，推动纠错与进步。刘虎等记者的报道，曾揭开层层黑幕，使高官落马、冤狱平反。这不仅是新闻，更是公共领域的守护。没有他们，腐败将肆无忌惮，弱者无处申冤，社会将陷入僵化与腐朽。压制独立记者，等同于关闭社会的自愈机制，导致问题积累，直至系统性危机爆发，国家和社会彻底沉入极权主义的泥潭。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剖析，极权主义源于现代社会的“原子化”：传统纽带瓦解，公共领域萎缩，民众孤立无援，极权以意识形态与恐怖填补真空。当代某些现象，与此高度契合。首先，公共领域萎缩：记者、律师、学者遭系统打压，批评消失，讨论空间被挤压。刘虎案即典型：一篇公共监督文章，以刑拘迅速终结，制造寒蝉效应，民众私下不满却不敢公开。其次，“平庸之恶”蔓延：执法者机械执行“维稳”任务，不问是非，导致权利被碾压。这种无意识参与，比显性暴力更可怕，使官僚体系成为极权齿轮。再次，群众原子化与孤独：信任崩解、结社受限，民众陷入深刻绝望。年轻人拒绝生育，不只是经济考量，更是对秩序的否定。他们宁愿孤独终老，也不愿后代重复同一轮回。这正应验阿伦特警告：公共领域消失，社会丧失再生产能力，人口与活力一同枯竭。
相应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现代权力已从公开处决转向隐秘规训，通过司法、教育、媒体等机构将个体塑造成顺从主体。当代某些实践，却在规训之外叠加主权暴力的回归：刑事拘留、跨省追捕成为公开威慑，制造恐惧与自我审查。这正是福柯晚年“治理术”概念的反面——真正的治理应是权力的分散与平衡，而非集中与垄断。当司法被“私有化”，成为特定集团的私器，社会便丧失公正，权力-知识复合体将异议标签为“犯罪”，真相亦被主导话语垄断。另外，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后现代状况》中宣告大叙事的终结，主张多元小叙事的并存。官方“大叙事”高扬“伟大复兴”“依法治国”，却以刑事手段压制民间小叙事——被强拆的企业主、被迫自杀的教授、失联的记者。这些小叙事的湮灭，正是对差异的暴力抹杀。
由此可见，抓捕刘虎正是上述权力失衡与极权幽灵的冰山一角。我们强烈呼吁四川警方、成都警方以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办理此案，及时公布证据链、程序细节、指控依据。这不仅是对当事人刘虎、巫英蛟的最基本负责，更是公权力阻断极权滑坡的最后机会。古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今日若继续以秘密程序、模糊罪名处理，只会坐实司法私有化与平庸之恶的指控，进一步加速公共领域萎缩与群众原子化。若能以事实为准、以法律为绳，公开审理，还刘虎清白，或许尚能挽回公信，阻止极权前兆的深化。
阿伦特曾言，极权主义的最大胜利，是让受害者相信其不存在。刘虎虽身陷囹圄，却以一己之力警醒我们：在权力失衡的社会，沉默非金，乃慢性自杀。社会亟需更多如刘虎者，敢于在公共领域发言、行动，哪怕代价沉重。更需权力自身觉醒，学会倾听而非堵塞，学会克制而非扩张，学会重建公共领域而非摧毁之。只有当司法回归公共性，话语空间重新敞开，年轻人重见希望而非一眼望穿的绝望，国家才有真正未来。
召公谏言，两千余年而犹新。刘虎之狱，不过当代“止谤”的悲凉注脚，亦是极权幽灵的当代投影。我们不愿历史重演，不愿公共领域彻底消失，不愿原子化的孤独群众成为现实，不愿人口崩崖与活力枯竭成为宿命。愿此案成为觉醒契机，愿公开透明成为新常态，愿权力学会谦抑，愿社会重获生机。这不仅是给刘虎的呐喊，更是给所有沉默者的呐喊，给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深切拷问。
2026-2-4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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