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來
內容簡介
中國即將崩潰？
不──但中國威權制度可能由「彈性」轉向「鈍化」。
隨著中國社會與經濟體制逐步邁向多元化與全球化，中共若要持續以高度集權的威權體制來管理如此複雜的社會，將變得愈加困難。然而，中國歷經香港雨傘運動、COVID-19、經濟衰退等重大衝擊，國內外壓力不斷積累的情況下，中共政權為何依然穩固？人民為何依然支持政權？
黎安友對於中國的關鍵觀察：
●真正為中國政治體制帶來穩定的，並非政權制度化，而是領導階層的權力更加集中──首先是鄧小平，然後是江澤民，現在則是習近平。
●威權統治在中國被證明是有彈性的，但它並非透過政權制度化或是共識統治，而是藉由重申階級制度、動員模式來維持。
●中國政治體制未來或許會衰敗，但我目前的觀察是：至今它並沒有。
本書集結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關於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深度研究報告。作為研究當代中國長達四十年的學者，黎安友在書中不僅分析了中國民主制實踐的挫敗與威權主義的彈性，也探討了中國崛起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以及複雜的美中關係和人權問題。全書旨在為西方讀者提供一個理解中國國家行為的視角，並就關鍵的政策議題提出獨到見解。本書內容涵蓋廣泛，從中國模式的內在問題到高層的權力鬥爭，為讀者全面解讀當代中國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考。
各界推薦
●黎安友教授備受學界敬重，是當今中國研究中少見的通才型學者，在歷史反思與現實觀察之間游刃有餘。他善於定性中國政治體制，曾提出了多項富於洞見且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例如「派系模型」、「追求安全感」以及「威權韌性」等重要概念。《中國威權之謎：從天安門到習近平的政治邏輯》一書從天安門事件一路分析至習近平時代，清楚說明中國威權體制為何未如外界預期般崩解，反而展現出高度的韌性。本書充分展現作者對中國政治的整體判斷能力，是關心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必讀之作。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
●本書不跟風、選邊，展現了一個長期研究中國的學者獨立思考的結晶。
──李志德（資深記者）
●經濟發展為何沒有帶來中國的民主化？這是世人都想問的問題，黎安友教授一生關心中國人權，曾就中國這個主題寫過無數書與文章，非常期待他這部文集帶給我們的新洞見。
──陶儀芬（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黎安友教授縱橫中國研究超過六十載，因為「知中」而得以將中共的「彈性專制」邏輯呈現在我們面前，更為研判中國政經走向與美中戰略競爭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指南。
──盧業中（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本書特色
●以「中國眼」視角解析威權政治的內在邏輯
跳脫西方民主中心論的預設立場，從中國歷史、政治文化與制度運作出發，理解中國共產黨如何建構並維持其統治正當性與政治韌性。
●橫跨天安門至習近平時代，完整梳理當代中國政治脈絡
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體制調整，一路分析至習近平集權與治理模式轉向，呈現中國威權體制如何在不同階段回應內外挑戰。
●深入剖析「中國模式」的吸引力與內在矛盾
不僅解釋中國模式為何能在部分國家產生示範效應，也指出其在治理、人權、社會控制與經濟發展上的結構性風險。
●連結中國內政與國際秩序，回應當代關鍵議題將中國國內政治變化與美中關係、全球秩序重組、人權外交等議題緊密結合，提供理解中國國家行為的重要分析框架。
作者簡介
黎安友，美國著名漢學家、政治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以其對中國政治的深入分析和獨到見解而聞名國際學術界。畢業於哈佛大學，並自1971年起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現為該校講座教授。黎安友的研究專長涵蓋中國政治、近代史、比較政治學和人權研究。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並著有《中國的民主》、《尋求安全感的中國》等重要著作。
譯者簡介
博登書屋英文編輯、翻譯。
目錄
主編前言
作者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民主與威權
・中國民主制實踐失敗的教訓
・獨裁者的兩難處境
・文化、共謀和身分—為什麼二○二○年後公眾對共產黨的支持率仍然很高？
・威權主義合法性之困惑
・重新審視威權主義的復原力──與傅士卓商榷
第二章 中國與世界
・新冷戰的核心
・未來中國展望
・中國的世界秩序
・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制度—中國是否尋求推翻全球秩序？
・「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外交政策中的修辭與現實
・中國的影響和反擊—香港和台灣之外的暫定結論
第三章 中國模式
・中國：高層的鬥爭
・中國模式與西方制度自信的危機
・中國中產階級之難題
・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誕辰的焦慮
第四章 中美關係
・中國如何看待美國：北京恐懼的總和
・正確的人權價值觀規範：一致性、耐心、多邊主義和樹立良好榜樣
・新天安門文件—改變中國的祕密會議之內幕
・習近平是誰？
附文
・開拓中國研究的新路—黎安友關於中國問題的解决方案
作者序
一九六○年，我作為一名大學生開始學習中國歷史和語言。當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經濟和學術關係，很少有大學生對中國感興趣。中國是如此遙遠、如此異國情調、如此與眾不同，以至於研究當代中國就像研究古希臘或羅馬般。在這兩種情況下，都不可能有任何人際接觸。中國的奧祕可能會如同古代奧祕般激發人們的求知欲，但當時的中國在我們的腦海中同樣是抽象的。
一九七三年，當我得以在中國停留三個星期時，中國對我來說開始變得真實──但僅是部分的真實。那是在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之前，所以沒有旅遊或學術交流。作為受邀特別代表團的成員，只有少數美國人可以訪問中國。那時，我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紐約州教育工作者研究小組」的成員。我們一行十餘人在精心安排的旅行中參觀了廣州、北京、上海和杭州，官方導遊全天嚴格監督，因此我們無法漫步到計畫外的地區，亦不得與未被指定的人交談。
在這次旅行中，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真實的地方─雖然與我來自的國家地方非常不同，但那裡的人似乎看上去並不完全真實。公社和廠黨委書記向我們介紹了農民和工人如何透過學習毛澤東思想促進生產；大學教授告訴我們，他們下鄉養豬並向農民學習是多麼高興，這次經歷如何提高了他們的學業水準。
經過一天的「簡單介紹」後，我們代表團成員聚在酒店喝啤酒，爭論所聽到的內容是否是中國人的真實想法。由於向我們介紹情況的人看起來很真誠，許多人因此得出結論：中國人真的相信這些觀點，這表明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多麼不同。
我和大多數在中國的西方學生一樣，認為只有在無人監督的環境中與中國人見面之後，才真正體驗到他們與我們一樣是真實的人──多樣化、複雜、個性化、善於質疑、遭遇經驗、成長和變化。一九七九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我開始遇到來美國大學學習和交流的學生和訪問學者，以及在民主牆（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和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之後湧入美國的異見人士。透過他們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個人經歷、不同的思想，我開始體會到中國社會豐富而多樣的真實感，以及中國文化的複雜性、中國政治發展的多重可能性。
中國如此之大──無論是人口、領土、悠久歷史還是文化深度─沒有一個西方人，甚至可能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自稱為「中國專家」。不過，這個問題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任何研究中國的人都不能停止學習。在我努力了解中國的六十一年（至今）中，理解中國的重要性也變得愈加迫切。中國和西方的聯繫愈來愈緊密，中國愈來愈強大，誤解中國的風險也日益加大。
本書翻譯的文章是我近年來為更好地了解中國所做的努力的結果，我想告訴西方讀者，如果要成功地管理與中國的關係，我們需要知道什麼。許多美國人只根據自己的世界觀看待中國，但這樣我們就無法理解是什麼真正驅動了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我試圖用「中國眼」的視角，即由內而外來看中國。
其中一些文章表達了我對中國政治動態的理解。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否穩定，西方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公眾是否支持該政權？ 政權是否因派系鬥爭而分裂？ 習近平是否已經集權到足以引發其他政治領導人抵制的程度？ 西方讀者了解這些主題很重要，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如何應對中國政權。我在被翻譯的幾篇文章中對這場爭論的貢獻，是論證中共政權可能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存在，即使部分中國公民和西方人，因其專制做法和侵犯人權的行為而對其抱持反感。
其他文章則試圖向美國讀者解釋推動對華外交政策的原因。許多西方人將中國視為一個敵視西方價值觀、企圖欺壓鄰國並控制國際體系的大國。我的觀點是，中國決策者認為中國是脆弱和不安全的，並正在努力改善中國的安全。隨著中獲得更多經濟資源，決策者得以加大軍事和外交投入。我認為中國不想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或破壞西方的民主；相反，中國受益於聯合國及其許多相關政府間組織，以及全球化的國際金融和貿易。同時，我也不會淡化中國追求自身安全利益對美國一些關鍵利益所構成的挑戰，例如美國政策所說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這在實際上意味著台灣與大陸長期的分離。對美國利益的挑戰很重要。但我擔心，如果美國人誇大「中國威脅」超出其真實範圍，將可能推動美中關係從「戰略競爭」走向暴力對抗，最後將傷害兩國和世界其他地區。
第三部分文章涉及美國的對華政策，試圖分析該政策的實際內容和原因，並提出一些政策建議，尤其是關於人權問題的建議。我對西方認為中國政府制度優於民主制度的某種觀點提出了一些批評。
將這些文章放在講中文的讀者面前，對我來說是一個接觸新觀眾的絕好機會。中西方之間的對話從來都不夠，如今的對話比後毛澤東時期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受限。紐約博登書屋為翻譯和出版這些文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這只是博登書屋計畫出版的幾卷西方譯本之一，我必須對這種努力表示感謝和欽佩。無論我的觀點是對還是錯─或者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將成為持續對話的一個步驟，有助於增進雙方的理解。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二○二一年十一月 紐約
一九六○年，我作為一名大學生開始學習中國歷史和語言。當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經濟和學術關係，很少有大學生對中國感興趣。中國是如此遙遠、如此異國情調、如此與眾不同，以至於研究當代中國就像研究古希臘或羅馬般。在這兩種情況下，都不可能有任何人際接觸。中國的奧祕可能會如同古代奧祕般激發人們的求知欲，但當時的中國在我們的腦海中同樣是抽象的。
一九七三年，當我得以在中國停留三個星期時，中國對我來說開始變得真實──但僅是部分的真實。那是在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之前，所以沒有旅遊或學術交流。作為受邀特別代表團的成員，只有少數美國人可以訪問中國。那時，我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紐約州教育工作者研究小組」的成員。我們一行十餘人在精心安排的旅行中參觀了廣州、北京、上海和杭州，官方導遊全天嚴格監督，因此我們無法漫步到計畫外的地區，亦不得與未被指定的人交談。
在這次旅行中，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真實的地方─雖然與我來自的國家地方非常不同，但那裡的人似乎看上去並不完全真實。公社和廠黨委書記向我們介紹了農民和工人如何透過學習毛澤東思想促進生產；大學教授告訴我們，他們下鄉養豬並向農民學習是多麼高興，這次經歷如何提高了他們的學業水準。
經過一天的「簡單介紹」後，我們代表團成員聚在酒店喝啤酒，爭論所聽到的內容是否是中國人的真實想法。由於向我們介紹情況的人看起來很真誠，許多人因此得出結論：中國人真的相信這些觀點，這表明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多麼不同。
我和大多數在中國的西方學生一樣，認為只有在無人監督的環境中與中國人見面之後，才真正體驗到他們與我們一樣是真實的人──多樣化、複雜、個性化、善於質疑、遭遇經驗、成長和變化。一九七九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我開始遇到來美國大學學習和交流的學生和訪問學者，以及在民主牆（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和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之後湧入美國的異見人士。透過他們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個人經歷、不同的思想，我開始體會到中國社會豐富而多樣的真實感，以及中國文化的複雜性、中國政治發展的多重可能性。
中國如此之大──無論是人口、領土、悠久歷史還是文化深度─沒有一個西方人，甚至可能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自稱為「中國專家」。不過，這個問題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任何研究中國的人都不能停止學習。在我努力了解中國的六十一年（至今）中，理解中國的重要性也變得愈加迫切。中國和西方的聯繫愈來愈緊密，中國愈來愈強大，誤解中國的風險也日益加大。
本書翻譯的文章是我近年來為更好地了解中國所做的努力的結果，我想告訴西方讀者，如果要成功地管理與中國的關係，我們需要知道什麼。許多美國人只根據自己的世界觀看待中國，但這樣我們就無法理解是什麼真正驅動了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我試圖用「中國眼」的視角，即由內而外來看中國。
其中一些文章表達了我對中國政治動態的理解。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否穩定，西方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公眾是否支持該政權？ 政權是否因派系鬥爭而分裂？ 習近平是否已經集權到足以引發其他政治領導人抵制的程度？ 西方讀者了解這些主題很重要，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如何應對中國政權。我在被翻譯的幾篇文章中對這場爭論的貢獻，是論證中共政權可能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存在，即使部分中國公民和西方人，因其專制做法和侵犯人權的行為而對其抱持反感。
其他文章則試圖向美國讀者解釋推動對華外交政策的原因。許多西方人將中國視為一個敵視西方價值觀、企圖欺壓鄰國並控制國際體系的大國。我的觀點是，中國決策者認為中國是脆弱和不安全的，並正在努力改善中國的安全。隨著中獲得更多經濟資源，決策者得以加大軍事和外交投入。我認為中國不想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或破壞西方的民主；相反，中國受益於聯合國及其許多相關政府間組織，以及全球化的國際金融和貿易。同時，我也不會淡化中國追求自身安全利益對美國一些關鍵利益所構成的挑戰，例如美國政策所說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這在實際上意味著台灣與大陸長期的分離。對美國利益的挑戰很重要。但我擔心，如果美國人誇大「中國威脅」超出其真實範圍，將可能推動美中關係從「戰略競爭」走向暴力對抗，最後將傷害兩國和世界其他地區。
第三部分文章涉及美國的對華政策，試圖分析該政策的實際內容和原因，並提出一些政策建議，尤其是關於人權問題的建議。我對西方認為中國政府制度優於民主制度的某種觀點提出了一些批評。
將這些文章放在講中文的讀者面前，對我來說是一個接觸新觀眾的絕好機會。中西方之間的對話從來都不夠，如今的對話比後毛澤東時期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受限。紐約博登書屋為翻譯和出版這些文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這只是博登書屋計畫出版的幾卷西方譯本之一，我必須對這種努力表示感謝和欽佩。無論我的觀點是對還是錯─或者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將成為持續對話的一個步驟，有助於增進雙方的理解。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二○二一年十一月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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