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采访——从色达出发：藏传佛教信徒的流亡之路

北京之春记者 张致君

 

洛杉矶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佛像上。寺院并不大，却安静而庄严。香火淡淡地弥漫在空气里。

汪亮亮坐在角落的蒲团上，手里捻着一串念珠。他念诵经文的声音很轻，几乎像是自言自语。

结束祈祷后，他慢慢站起来，走到寺院门口。外面是宽阔的公路和一排棕榈树，车流不断。

“在这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呼吸是自由的。”他说。

汪亮亮今年38岁，在藏传佛教的修行体系里，他还有一个名字——晋美旺波。

在中国，他曾是一名普通的佛法学习者；而如今，在美国，他成为一名公开支持西藏宗教自由的人。

他的故事，从中国西南一片红色山谷开始。

 

2013年，26岁的汪亮亮第一次接触藏传佛教。

那一年，他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城市。工作稳定，但内心焦虑。

“那时候我觉得人生好像一直在重复，赚钱、工作、睡觉，没有意义。”

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个佛法学习平台——菩提学会。

菩提学会由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索达吉堪布创立，是中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佛法学习网络之一。它通过读书会、网络课程和小组讨论传播佛教教义，吸引了大量汉地信众。在中国的宗教体系中，这种跨地域、规模庞大的民间宗教网络往往处在灰色地带。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菩提学会是一个精神避难所。

“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温暖。”汪亮亮说。“大家互相帮助，没有利益关系。”

三年后，他成为一名辅导员。

他带着小组成员学习经典、讨论佛法，也参加放生活动。

“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有了方向。”

 

2016年夏天，他第一次来到四川甘孜州色达县。

海拔4000米的山谷里，一片密密麻麻的红色小屋铺满山坡。

那是色达五明佛学院。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教学院之一。在鼎盛时期，僧侣、尼众和在家修行者人数接近十万人。来自西藏、青海、四川藏区以及中国内地的信徒聚集在这里学习佛学、语言和哲学。许多外国学者也曾到访。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震住了。”汪亮亮说。

为了长期修行，他决定留下。

2016年9月，他花费4万元人民币买下一间小屋。

房号：摩尼宝区148号。

那几乎是他所有的积蓄。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正确的决定。”

在佛学院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白天学习经文，晚上辩经、讨论佛学。山谷里常年回荡着诵经声。

“那里是一个精神世界。”

但这个世界，很快发生变化。

 

2017. 中国政府宣布对五明佛学院进行“整治”。

官方说法是：控制人口规模，消除安全隐患，改善消防条件。

许多研究者认为，这场行动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中国政府长期对藏传佛教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之后，北京一直担心藏传佛教成为政治动员力量。

五明佛学院的规模和影响力，让当局感到不安。大量来自汉地的信徒，更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

2017年开始，大规模拆迁行动展开。根据国际组织和媒体报道，超过4000间僧舍被拆毁。数万名僧尼被强制遣返。

 

汪亮亮的小屋，也在其中。

 

2017年6月的一天清晨，十几名工作人员来到他的住处。

“他们直接踹开门。”汪亮亮试图询问原因，但对方没有解释。当他试图抗议时，冲突迅速升级。

“他们开始打我。”

拳头、脚踢。他被打倒在地，肋骨剧痛。一颗牙齿被打掉。脸上全是血。随后，他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在色达县公安局的拘留室里，他要求去医院，警察拒绝。第二天警察开始审讯，问题包括：为什么长期留在佛学院，是否参加菩提学会，是否接触“藏独分子”

警察告诉他，他将被遣返原籍。，并且永久禁止进入色达。

五天后，他被和其他信众一起押送到成都火车站。在上车前，他们被迫签署一份文件，要求他们：

 

保证永远不再返回五明佛学院。

 

回到东北后，他发现自己被列为“重点人员”。他的房子已经被拆，却没有任何补偿。

在长春，他试图继续学习佛法，他在家里组织小型读经会。不久后，警察找上门，佛像、唐卡、书籍被全部没收。

警察警告他：“再组织活动就抓人。”

一些佛友后来因为在家学习被拘留，汪亮亮只好转到网络学习。

 

2019年12月30日，菩提学会宣布解散。这是在政府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对汪亮亮来说，这意味着最后一个学习平台消失。

他被要求每三个月到公安局报到。警察经常问：“还学佛吗？”“还和藏族人联系吗？”

他开始感觉自己被长期监控。

2022年，中国仍处于严格封控政策下，他所在的小区被完全封锁，连遛狗都不允许。

同年3月，他8个月大的女儿高烧到40度，孩子开始昏迷。社区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离开小区。

原因之一，是他被视为“藏区回来的人”，在等待两个小时后，他只能被迫签署保证书，才被允许送孩子去医院。

 

“那时候我意识到，在这样的统治下，我没有任何权利。”

 

疫情结束后，他开始计划逃离，2023年8月19日，他离开中国，一路颠沛流离，靠着信仰支撑下来。抵达美国后，他继续修行，他经常去的直贡宝法林是由著名上师噶千仁波切建立。噶千仁波切曾在中国监狱中被关押20年，1979年获释，后来在世界各地弘法。

“在这里，我终于可以公开修行。”汪亮亮说。

他开始参加支持西藏宗教自由的活动。2025年3月10日，他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参加藏人集会，那天是西藏起义纪念日，他毅然决然举起了雪山狮子旗。

第二天，中国警方找到了他的母亲,警察告诉她：汪亮亮参加“分裂国家”的活动，如果回国，将被逮捕。

 

采访结束时，汪亮亮又回到寺院里。

他拿起念珠。“我只是一个普通信徒。”他说。

在中国，信仰已经成为政治问题。在美国，他终于可以自由修行。

 

“信仰对我来说，就是自由。无论在哪里，我都只是想安心修行。”

 

窗外的加州阳光照进寺院，照在佛像和供灯上。对于这个曾经从红色山谷离开的信徒来说，这束光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

 

记者寄语：

从色达到洛杉矶，汪亮亮的人生轨迹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彻底改变了西藏社会的结构。1959年拉萨起义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并在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从那时起，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逐渐被卷入国家政治与民族认同的复杂关系之中。中国政府一直将达赖喇嘛视为“分裂主义”的象征，而许多藏人和信徒则把他视为精神领袖和文化象征。围绕这一矛盾，西藏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至今。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对藏区宗教机构的管理和控制不断加强。从寺院管理制度到僧尼人数限制，从宗教课程到对宗教领袖的监管，藏传佛教的许多活动被纳入严格的行政体系。国际人权组织多次指出，这种管理模式往往超出了正常宗教管理的范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多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在藏区实施的宗教政策对僧侣和信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系统性的限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在其年度报告中提到，藏区宗教活动受到严格监控，大规模寺院整治和僧尼遣返事件对宗教社区造成深远影响。

2017年五明佛学院的整治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下发生。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是社会管理与安全政策的一部分；而对于许多修行者来说，却意味着精神家园的消失。红色山谷里的数千间小屋被推倒，许多僧侣和信众被迫离开长期修行的地方。那些画面至今仍被许多人记住：推土机在山坡间移动，僧尼站在屋顶或山坡上哭泣，曾经热闹的佛学院逐渐变得空荡。

对汪亮亮来说，这段历史并不是抽象的政治事件，而是一段亲身经历的人生转折。他失去了在佛学院的住所，被拘留、遣返，并在之后多年里被警方持续监控。最终，他选择离开中国，在遥远的另一片大陆继续自己的修行。

洛杉矶的寺院里，诵经声依然每天响起。对于许多流亡者来说，信仰不仅是一种宗教实践，也是一种记忆与身份的延续。西藏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以及欧美国家已经存在数十年，他们保存着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也不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藏区问题。

汪亮亮的故事，只是这些故事中的一个片段。
在更广阔的历史中，它与流亡、信仰、政治和人权问题交织在一起。

 

（图为汪亮亮在2016年8月份五明佛学院护法节护法期间所照）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