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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被指煽顛案周三（11 日）踏入第 11 天審訊，控辯完成中段陳詞，法官押後至周五判決。李卓人一方質疑控方主張修憲亦無法改變中共領導地位，說法是「大逆不道」，因憲法沒明文限制人大常委會的修憲權力，而發表、提倡不涉實際行為的政治表達言論，屬於應受保障的權利。
鄒幸彤則指，支聯會主張「結束一黨專政」是要「民主轉型」，很難不致修憲，亦不認同此綱領等於「結束中共領導」。鄒並反問，即使順着控方案情，要求結束中共領導「點解唔可以呢？」指法律必然有合法途徑改變，亦必須保障辯論憲法的自由。
控方一再重申，中共領導為根本制度，而憲法禁止「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即使人大常委會修憲亦不可修改這一點，故沒有合法手段達成結束中共領導的目標（各方重點比較見內文圖）。
Day 10｜鄒幸彤中段陳詞：港法庭無權詮釋中國憲法 控方：可字面理解
官周五裁表證是否成立
辯方一連三日作中段陳詞（或稱毋須答辯陳詞，見法律 101 文章），控方亦作口頭回應。法官李運騰周三指，是次聆訊所涉議題相當重要、複雜，亦「可能有好多 implication（潛在影響）」，押後至周五下達口頭簡短裁決；若裁定表證成立，會決定容許控方循哪個基礎繼續檢控，以便辯方辯護。
官提及 Tim Owen 認許案
指國安法有「糾錯機制」
法官李運騰周三請控方搜尋有關黎智英擬聘英國御用大狀 Tim Owen 來港抗辯一案的資料，李周三釐清，該事件是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拒絕律政司的上訴許可申請後，特首以國安委主席的身分提請人大釋法，反映《國安法》雖然沒有「釋法機制」，但解釋權仍在於人大常委會。
翻查資料，《基本法》與《國安法》皆訂明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前者另訂明香港法院可解釋條文，亦在指定情況，可由終審法院請人大常委會就條文作出解釋，後者則沒相似表述。
李運騰認為，即若本案對《國安法》第 22 條（顛覆罪）的「中國憲法制定的根本制度」之詮釋有任何錯誤，似乎仍有「糾錯機制」，「即係話今次呢件案解釋憲法有任何出錯，其實都有咁嘅機制可以糾正到個錯誤，哈哈」。
沈士文：法庭不應接受
控方對憲法超出字面意思的演繹
代表李卓人的大狀沈士文繼續中段陳詞，他歸納前兩天的陳詞，指其與控方對法庭如何處理憲法有共識，鄒幸彤則有不同主張，她認為任何憲法條文如遇雙方未能同意，法庭便必需依賴專家證供。
李運騰表示，若鄒幸彤的陳詞正確，本案便「無得審落去」。沈士文笑稱「唔係冇得審落去，係辯方會贏」。
沈續指聽罷控方昨日陳詞，「本人非常安心」，因為雙方的差異不大，皆主張法庭只能從字面意思理解憲法條文，而正如辯方在書面陳詞提及，控方對憲法條文有許多解釋、推進字面意思的陳詞，懇請法庭若未能從字面意見得出結論，「係要加一啲想像力、加一啲推論、加一啲背景資料（的話）」，便不應接受控方對憲法的演繹。
沈：人大有權修改整部憲法
控方說法「大逆不道」
沈士文指按控方的檢控基礎，即 2018 年修憲後，人大常委會變相無權改變憲法之中，涉中共領導地位的部分，亦變相無合法渠道可以改變中共領導。但辯方則認為，根據憲法字面上「無可爭議」的解釋，人大常委會有權修改整部憲法，「係無分程度、無分有限制」。
沈續指，綜觀中國憲法的歷史亦出現過數次修憲，甚至曾整部憲法重新編寫，控方主張人大無法修改部分憲法內容的說法是「大逆不道」，削弱人大受憲法賦予的權力，「僭建」憲法之中對人大修憲權力的規範，而香港法庭若接受這一主張，亦變相會判定了「祖國嘅憲法係有一個部分，人大係唔可以修改」。
沈：控方對憲法序言論述理解
不恰當、狹隘
沈士文舉例指，憲法的序言部分敍述中國的歷史，根據控方的陳詞，是「強力引伸」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容撼動，而辯方主張此論述並不恰當，亦是「狹隘」的理解，因為中國的歷史一直在推進，不可能「凍結」在 2018 年最後一次修憲的歷史背景。
沈續指，無人可保證中國不會發展成更成熟、更強大、充滿自信的大國，「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唔可以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中國發展到成為多黨共同領導嘅階段呢？實現人民民主專政嘅理想呢？」
他懇請法庭不要採納控方對修憲的理解，因若循其主張，法庭將變相「因為刑事案嘅原因，去限制咗整個祖國嘅發展」。
沈：政治表達言論若成功檢控
如何吻合保障人權？
沈亦歸納控方的交替立場，是即使存在結束中共領導的合法手段，支聯會和各被告亦從沒主張採用合法手段，沈形容此立場屬「偽命題」，實是因為控方未能證明支聯會鼓勵受眾以甚麼方式「結束一黨專政」，而其又要承認世上存在合法手段達致結束中共領導，「喺咁嘅情況下（控方要）反咬一啖：你都冇咁講」。
沈強調，《基本法》、《國安法》、人權法都有保障巿民的政治表達權利，若控方成功檢控純粹叫喊口號、綱領、沒有任何實際手段的行為，「都要坐 10 年監，呢個點樣同政治權利嘅保障，點樣可以吻合呢？」
鄒幸彤：結束一黨專政
不等於結束中共領導
自辯的鄒幸彤則批評控方的事實證據「極其單薄」，指兩句說話便可總括其案情，即（一）被告主張「結束一黨專政」；（二）「結束一黨專政」的含意等於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
李運騰指，控方案情不止於此，仍包括推翻、破壞根本制度，亦有意圖煽惑他人推翻、破壞，而不是煽動他人結束。
鄒表示，辯方不會同意「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此一等式，解釋「一黨專政」是指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某個集團實際上有的權力，兩者是不同層次的概念，亦不可比。情況形同有人說「生態等於曱甴」，一樣是「唔知你講乜」。
鄒：假設支聯會挑戰整部憲法
民主轉型有何不可？
鄒幸彤續說，她將順着控方核心主張分析，看是否能證明到所有罪行元素。
她稱首先要假設，假如被告是要結束共產黨領導，「問題係，咁又點呢？點解唔可以呢？我其實可以再畀盡啲佢㗎，我哋可以假設，『結束一黨專政』唔剩止係挑戰緊憲法第一條共產黨領導，可以假設係挑戰成部憲法」。
鄒解釋，「因為講到底，『結束一黨專政』要求嘅係民主轉型。而真正嘅民主轉型，似乎好難唔修訂成部而家咁自相矛盾嘅憲法」。鄒續指，「即使咁假設話呢個係支聯會終極目標都好，咁又如何呢？有咩唔可以呢？」
鄒表示，「我哋，作為呢個國家嘅公民，作為依個國家嘅主人，點解我哋無權去反對現行憲法入面嘅規定？無論係修憲又好，甚至係重寫憲法都好，係世界上面都好常見」，並提及共產黨亦頒布過幾部憲法，最密集時 3 年更改 1 部。
鄒：法律必然有合法途徑改變
必須保障辯論憲法的自由
鄒幸彤提出，「當共產黨可以修憲維護自己領導，點解我哋作為公民唔可以⋯⋯仲要話我哋一講出嚟就犯法呢？」她續指，「若果『共產黨領導』規定真係一條法律，而唔剩止係強權意志，佢就必然有，而唔可能係必然無合法嘅途徑去改變。而每個人作為公民而唔止係臣子，必然有權表達返結束呢個規定，必然有權尋求社會共識，去採取行動，去推動呢部法律最終嘅改變。」
鄒續指，「就算你話修憲門檻係好高好高，就算你話而家在位嗰班立法者，十萬年都唔會理我哋嘅要求，但係喺一個法治社會，你係唔可能禁止公民表達佢想要改變，甚至係結束某種法律嘅規定⋯⋯正正因為修憲嘅門檻咁高呀，我哋先需要有廣泛嘅社會嘅討論啦、社會上嘅共識啦。有咗呢啲基礎，先至會有理由去進入到一啲具體嘅立法程序」。
鄒續說，「既然如此，法律就更必須保障到，公共空間有呢個自由、辯論憲法嘅需要，討論係咪要去改點去改，而唔係話一提出咁樣嘅諗法就拉人去坐監」。
鄒歸納指，「所以無論係講緊我哋要結束共產黨領導規定，定係成部憲法推倒重來都好，只要推進過程無做違法嘅嘢，無用違法手段，無話綁架人大代表嚟逼佢同意我哋嘅要求，咁我哋就冇犯法㗎喇」。
李運騰問，即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主張，其中一個可能解釋是「推行緊修憲運動」，不存在非法活動？鄒澄清這並不是辯方案情，而是以控方案情去推進的話，「結束共產黨領導，就算再過啲都唔係違法」。
鄒：控方變相詮釋憲法
要子孫後代服從中共領導
鄒幸彤續指，目前控方案情變相詮釋憲法，指「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必然犯法，「根本否定人民作為國家主人嘅身分」，等同於「呢個國家永遠只能夠由共產黨統治，而你哋呢班奴才，不能反對、不能改變」。
法官黎婉姬此時打斷，請鄒如非必要，避免使用「偏激」及控方沒有說過的字眼，「法庭入面唔係政治表態，大家都希望用返啲中立言詞」。
鄒續指，控方的主張「實戰起嚟都係非常之不合理」，因它其實是指不論一個人是否信仰或認同共產主義、理論、思想、行為，「你同你嘅子孫後代，都必須服從佢嘅領導，憑乜嘢呢？」
鄒續指情況放諸香港人身上，此等不可議論、不可改變的法律規定，「就更加荒謬喇」，因共產黨在香港沒正式身分，「就算我好擁戴、好想入黨先算，根本無任何合法嘅途徑去加入到呢個統治嘅階層」，她指按照控方說法，法律規定了「香港人必須永遠接受呢個外來嘅、不屬於我哋、不代表我哋嘅政黨領導，咁你仲講咩港人治港呢？」
官質疑鄒以「外來」形容中共
黎婉姫打斷，問鄒稱「外來」是甚麼意思。鄒答共產黨在香港沒身分，香港人不能入黨，「永遠唔會係香港人嘅政黨」。李運騰打斷指，此點淪於政治爭拗，香港亦有人大代表，其後問其論點，是否爭議憲法修憲權屬於人民抑或人大？
鄒答全國國家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有權向領導自己的政黨問責。李表示，沈士文的陳詞已涵蓋公民有申訴權、有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鄒又說，自己不止於申訴、建議權，並反問若國家機關犯罪，「係咪要跟住犯罪而唔能夠要求結束呢」，重申不是學術討論，並提及六四屠城、文化大革命、新疆再教育營為例。李運騰打斷指，今次只處理法律爭議，再論及政治就要終止她發言。
鄒遂指，「世界上冇任何一條法律，可以規定到你永世，係不可能被推翻」。李笑說此在哲學上有困難，「無限權力係咪可自我限制，等於你話上帝可唔可以舉起，自己唔可以舉起嘅石頭，就兜兜轉轉」。
鄒：倡「結束」不直接等於違法
鄒幸彤其後指，下一個議題是控方就「非法手段」的案情。
鄒表示，《國安法》第 22 條沒規定過控罪「目的」和「手段」須是針對同一條「規定」，但法庭不能因控方在目的、手段均依賴同一條法律條文，就混淆目的、手段此兩項不同的控罪元素，並強調「非法手段」是要被獨立地證明其存在的元素，「證明唔到就完㗎（檢控失敗）喇」。
鄒指，而現時控方選擇指控被告所違的「規定」是中國憲法，所依賴的等式是同一說法，即基於「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中共領導」，故必然違反「中共領導」的憲法規定，故必然是「非法手段」。不過她認為，「結束」一黨專政，「最盡」只是「反對」中共領導，不見得「有違」中共領導的規定。
鄒引強制巴士戴安全帶的措施為例，指一個人很想「結束」強制佩戴安全帶的規定，但乘搭巴士時仍會佩戴。而放在涉中共領導的情況，就是一個人「可以好唔妥、想結束佢，但喺佢領導範圍，我仍然聽佢支笛，因為我唔想犯法」。
鄒續指，若控方指稱被告是因為「唔妥」共產黨而想「結束」它，需證明 3 點，並再引安全帶措施為例，指控方需證（一）被告正乘搭巴士；（二）巴士上有安全帶；（三）不止自己不戴安全帶，亦曾煽惑他人不戴安全帶，而「呢個正正係本案缺失嘅拼圖」。
套用到本案，鄒指控方需證明（一）受煽惑者身處共產黨合法領導範圍；（二）曾有領導下達不能違反相關規定的指示；（三）有關指示在法律上有效力。鄒比喻指，「唔到官員話，立法原意係要所有人戴安全帶，就自動生效㗎嘛」。
鄒進一步指，（三）與憲法在香港有否直接效力相關，周二陳詞已提及過。但假設憲法條文可以在港直接實行，令港人可直接違反憲法，屆時要問，該等法律是對香港每一個人施加了甚麼法律責任，「唔止被告，包括檢控官、法官閣下⋯⋯作為香港嘅巿民，我喺咩範圍內要聽晒共產黨支笛」。
鄒說，如一個人出盡全力遵守「共產黨領導」直接適用香港的法規，將面對另一問題是共產黨在香港甚麼形態存在、以甚麼形式領導香港、巿民如何避免違反共產黨領導。而最大原則是法律若沒禁止，市民就享自由，上訴庭亦在初選案中有所確認，故在本案，不能說國家由中共領導，法律就「禁止一切中國共產黨可能唔鍾意嘅嘢，包括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
李運騰釐清，鄒所引的原則是「合法性原則」（principle of legality），即法律沒禁止的事，市民就可以做；相反政府或政府機構，要有法律容許才可以行事。但本案而言，憲法第一條似乎不容許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而其最本質特徵是中共領導。換言之，案中被告叫喊的口號、綱領，其實際意義或被告想法，有否觸犯第一條規定，「係成單案最緊要」。
鄒指，若接受憲法第一條藉《國安法》第 22 條「具體化為香港法律」，控方案情等於被告「起用違反第 22 條的手段」，「去違反第 22 條」，等於陷入循環論證，亦即是「涉案的非法手段係破壞根本制度」 ，故被告是「破壞根本制度」，形容是「loop 嚟 loop 去」、抽空「非法手段」的要求。
鄒又說，案中另一「黑洞」是被告煽惑了他人做甚麼行為，但本案說來說去都是「結束一黨專政」的含意，從沒說過它會帶來甚麼效果。
沈士文：即使能證「結束共產黨領導」
不會無端變「推翻」
就此，李運騰以煽惑他人謀殺為例，指重點在有意帶來對方致死的結果，而非具體行為；在本案而言，控方需要證明煽惑的結果是推翻和破壞國家根本制度，而非針對煽惑以甚麼「手段」達致結果。
一輪爭議後，鄒幸彤指法庭不是要判斷支聯會做了甚麼煽惑他人的行為，而是要判斷支聯會確實煽惑了甚麼，並引擺街站為例，控方到底是指擺街站是煽動行為，抑或是「煽動他人做我哋煽動他人做嘅行為」。
沈士文亦回應指，謀殺罪並非最貼切的比喻，因為謀殺沒有任何合法手段可以達到。李運騰打斷指，「好難想像有合法途徑去推翻、破壞（政權）」。沈續補充，控方立論的問題，在於即使控方能證實「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亦不會「無端端變成咗推翻，呢個係 quantum leap（量子飛躍）」，起訴至今兩年，控方仍缺乏表面證供。
控方：憲法禁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官：「終止」不等於「破壞」
就辯方指控方的主張限制了人大修憲權力，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回應指，憲法序言及第一條的字面意思清晰，中共領導為政權的根本制度，長期領導國家發展，並列明「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其實修憲係唔可以話修改呢個根本制度」。
李運騰打斷指，控方立場是法庭只能以字面意思理解憲法，而憲法字面上是禁止「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而非控方所述的修改或終止共產黨領導。
黎回應指「終止比破壞更嚴重，咁更加唔應該咁做」。李運騰重申控方主張法庭不能詮釋憲法，「破壞還破壞，終止還終止，破壞包唔包修憲，係要詮釋，但詮釋你就唔畀我哋做，咁完了，係咪？」法官陳仲衡亦指出，「破壞」字義上較負面，「終止」則可以是中性。
黎則重申，控方開案和中段陳詞中使用「終止」時，包含了推翻和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的效果，憲法雖沒明文使用「終止」一詞，但控方主張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綱領，其自然和合理效果是「結束共產黨領導」，亦等同破壞及推翻國家的根本制度。
黎又說，人大常委會有權修改，不代表可以推翻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反問如人大達到修憲門檻，是否可恢復帝制？
控方：憲法對巿民無直接效力
鄒：否定自己案情
針對鄒幸彤陳詞提及，控方檢控基礎是被告違憲，而憲法在香港不能直接應用。黎嘉誼澄清指，憲法是透過《國安法》22 條引入至香港法律，將違憲行為，即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的行為刑事化，故雙方毋須斟酌憲法是否香港法律。
黎又指，憲法「對巿民唔會有直接效力，唔會規管佢做乜，只係規管國家、規管政權機關」，重申本案的檢控是根據《國安法》而非憲法。鄒幸彤在散庭前回應指，控方既然同意一般人無法違憲，「等於否定咗佢哋提出嘅係非法手段嘅案情」。
控方：推翻中共領導等於推翻政權機關
辯方：不會直接致政權機構停擺
此外，《國安法》第 22 條中有 4 項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行為，當中控方依賴依賴首兩項，即（1）推翻和破壞國家根本制度；（2）推翻和破壞中央政權機關。法官關注，兩者是否有關連。
黎嘉誼解釋，在憲法確立的制度下，中共領導整個國家，必然包括所有國家機關，故「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必然包括中央政權機關」，而若控方成功舉證（1），餘下的（2）便毋須額外考慮。
李運騰詢問，既然控方認為（1）是主要的控罪元素，（2）則是「買豬肉搭豬頭骨，咁點解要搭多樣嘢？」黎解釋控方案情指稱被告有（1）和（2）的顛覆意圖，若兩者皆成功舉證，刑責上與只有一顛覆意圖有別。
沈士文作最後陳詞時反駁，從字面理解憲法，即使中共領導地位終結，亦不代表所有中央政權機構會終止運作，故即使（1）的表證成立，亦不會直接引致中央政權機構被破壞。
HCCC155/2022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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