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NGO报告揭露藏区语言清洗计划

本文由“新新闻”与“低音”联合发布。

 

发布时间： 2026-05-18

一名五岁的藏族小女孩，上了几周幼儿园，便忘记了如何说藏语。当母亲用藏语询问时，小女孩反复用普通话说：“我只会说汉语，我是汉族，不是藏族。”

这位母亲在接受研究者匿名访谈时推断，女儿之所以这么说，是在不断重复幼儿园老师灌输的话语。“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藏语。”母亲说。

这段访谈来自于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从娃娃抓起”：中国利用幼儿园“融合”藏族》。该报告指，中国政府正通过名为“童语同音计划”的运动，强制藏区幼儿园普通话教学，进行实质上的语言清洗，加速抹杀西藏文化。

“童语同音计划”并非单纯的“推广普通话”政策。报告指，中国官方正抛弃《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法律承诺，并以“民族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政治目标，强迫同化藏区三至六岁幼童。政府试图在儿童语言与自我认知形成的关键期进行干预，以这一代藏族民众为界限，切断藏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代际传承。

“藏区的家长们并非阻碍孩子们学普通话，但现在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都强迫孩子们只能说汉语，没有选择的余地，”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很多家长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变成了陌生人，母语里独特的情感表达，孩子完全听不懂，更不会说，非常让人痛心。”

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严密监控，藏区民众与外界接触，即面临拘留、逮捕等人身安全风险。人权观察通过赴藏研究者获得的一手匿名访谈资料，交叉印证流亡藏人与学者的研究内容，并结合中国法律政策、官媒报道等剖析，拼凑出语言政策的全貌。

中国政府在藏区的语言教育政策，经历了从“法律保障母语教学”到“名义上的双语教育”，最终“全面强制使用普通话”的演变，藏语的生存空间被渐进式剥夺。

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应当尽可能”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西藏自治区在小学阶段建立了以藏语为主的教学体系，中学以汉语教学为主，但也曾试点过纯藏语班。

转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1995年《教育法》和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在教育中的“基本语言”地位，少数民族学校使用母语教学，从“应当”弱化为“可以”或“允许”。

打压始于2010年前后。所谓“双语教育”成为少数民族学校的强制要求，但实际上并非“藏汉双语并用”，而是所有科目使用普通话教学，藏语被降级为一门外语式的科目。

2021年，中国教育部出台《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童语同音”计划》，表面的“双语教育”已被放弃，藏语教育空间完全被抽空。该政策要求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从教学到日常养育，全天候强制使用普通话，随后2024年《学前教育法》在法律层面定调，将普通话确立为幼儿园唯一“基本保教语言”。此外，中国人大法工委裁定，地方层面要求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法规“违宪”且无效，理由是这“不利于民族交融”。

“中国政府几十年推进对藏族的强制同化与汉化，‘童语同音’计划像是最后致命一击，藏语教育的空间完全坍塌了。”王松莲说。

国家机器的渗透：全面绞杀母语的微观工程

“童语同音”计划将触角延伸至幼童生活的每一处。人权观察的报告发现，幼儿园不仅在教学中，在保教（childcare）、保健（healthcare）、养育（nurture）、日常生活和游戏环节，都必须全天候使用普通话。

政府强制推行“民汉合校、混合编班”，以打破单一民族的语言舒适区。藏汉师生混编班级内，汉族教师与学生的主导地位，迫使课堂与课后环境完全切换为汉语。一名拉萨市民在接受人权观察访谈时称：“大家混在一起，就只剩下一种语言，必须说汉语。”

为确保“无漏网之鱼”，西藏部分城市的小学已将幼儿园出勤记录（学籍卡）设为入学的硬性门槛。在偏远农牧区，援藏干部和基层官员会挨家挨户对不愿送孩子进入幼儿园的藏人父母“做工作”，而方圆数十里只有一所汉语教学的公立幼儿园。

虽然教育部明令禁止幼儿园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和测试，但官方仍对藏区幼童们进行普通话测试。据官方公开数据，2024年阿里地区有3,478名幼童接受了180名考官的普通话测试，以监测藏区儿童普通话水平。

此外，寄宿制幼儿园在藏区大范围推行，剥夺了幼童的家庭情感依附，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寄宿制幼儿园完全以普通话教学和日常养育，取代传统藏语和藏文化环境，从而加强对藏族儿童的文化同化。这些被迫脱离父母的学龄前儿童“经常经历与他人零互动的状态”。

报告指，一项名为“小手拉大手”的运动正在推行，地方政府和幼儿园鼓励幼童在家中监督并纠正父母的汉语，从而“将良好的文明习惯和文明意识传递给父母”。运动讲任务推进家庭生活，并宣传“汉语等同于文明，藏语等同于不文明”的意识。西藏昌都市第一幼儿园称：“在幼儿园和家里，让我们都成为普通话的小使者，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用文明语、做文明人。”

伴随语言政策的，还有文化政策。藏传佛教及相关民俗被严禁踏入幼儿园，取而代之的是强制诵读国学经典，以及包粽子、赛龙舟等非藏族传统的中国节日。“红色思想”宣传也未缺席。官方发布的视频和报道显示，在“童心向党”、“红色传承”等主题活动中，几岁的藏族幼童会被穿上红军军装，表演持枪抵抗日本士兵的剧目。

不可逆的创伤：一代人的失语与被清洗的身份

人权观察的报告称，语言环境的骤变，正在幼童身上催生一种被教育学家称为“减法双语”（Subtractive Bilingualism）的残酷现象：随着汉语水平提升，藏语能力迅速退化甚至丧失。

这种失语发生的速度很快。即使在纯藏语家庭中，许多孩子在进入幼儿园数月后也已无法用母语进行基础表达。报告引述一名研究者在藏区考察时发现，一名藏族男童不仅无法用藏语说出颜色，连最基本的亲属称谓也被汉语置换：他只知道汉语的“爷爷”，却听不懂藏语的“阿涅”（a mnyes）。

“你再也没法跟我的孩子们用藏语交谈了，”这位父亲对一年后回访的学者说，“我的孩子们现在全只说中文了。”

另一位曾于2024年在拉萨调研的学者指出，即便是在学校里接受过藏语课程的十多岁青少年，其藏语拼写能力也极度孱弱。该学者记录道：“十岁以下的孩子彼此之间全用中文交流，如果你强迫他们，他们才会说藏语。”

“这是无法挽回的败局，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代人之间。”这名学者称。

失语的背后，是深层的文化自卑与心理创伤。官方话语长期将普通话与“文明”、“进步”挂钩，暗中向藏族儿童灌输“藏语等同于落后”的偏见。学者访谈显示，许多藏族青年认为自己的母语“令人尴尬”，甚至两个会说藏语的藏族在一起时，仍然会选择说汉语。一名受访的青年坦言：“如果在街上说藏语，汉人听不懂，带着异样的眼光盯着你，你自己也会觉得尴尬。”

报告引述人类学者Huatse Gyal批评这种教育如何摧毁了孩子们的文化自尊：“老师们驱使我们憎恨自己的传统、长辈甚至父母……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背景感到羞耻，甚至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世界本身产生反感。”

随着语言纽带的断裂，西藏的历史记忆与藏传佛教信仰正被抽空。一位在藏区考察的学者感受到了40岁以上藏人群体中普遍的焦虑。“他们担心二十年后寺庙就会空无一人，”该学者记录道，年长者们哀叹，“将信仰传递给孙辈已经十分艰难，更不用说语言了。”

面对系统的强制力，试图在体制内外挽救母语的努力，可能面临国家机器的压力。

2018年，为要求增加藏语教学而赴北京上访的藏人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被判刑五年；2024年，有报道指四川阿坝州一名藏族教师仅因鼓励学生使用藏语，便遭警方审讯并被开除；同年，青海果洛州二十名致力于保护藏语和文化的藏人被捕，藏族村长冈波南嘉（Gonpo Namgyal）以“医疗原因”获释三天后死于家中，有报道指控其疑似在押期间遭受酷刑。

文章来源：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