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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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按】过去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在政府管治、新法实施和资金来源收紧等多重因素下，正在一寸寸收紧。曾经开展社区服务、教育辅导或弱势群体支持的公益组织，从被视作社会服务的补充力量，逐渐被认为是“潜在的政治风险”。2017年，中国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通过制度手段限制独立NGO的国际资金和合作渠道。同时，“寻衅滋事”“非法经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甚至“颠覆”和“煽动颠覆”等模糊的刑事指控，也成为施压手段，使许多公共行动面临被定性为“违法”的风险。2020年后，疫情封控又成为新的治理理由，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社会空间进一步收紧，从业者的自由也随之受限。
这场变化不仅迫使许多公益组织面临商业化转型，也打乱了从业者的生活节奏和选择。
许多青年从业者同时面临多重现实压力：拮据的生活、刚刚起步就被迫中断或面临选择的职业生涯、大环境并不景气，以及来自家庭的误解。在这种挤压下，有人选择出国读书或转向学术，有人继续在国内以低调方式行动，也有人因疲惫与不确定而离开。日常压力、心理负担和社会舆论，使这群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权衡。
即便如此，仍有人尝试在夹缝中生存：Ta们将社会倡导融入教育、心理支持、环境保护等领域，或在海外维系联系与记忆。Ta们的流动不仅是职业路径的探索，也成为身份认同和社群连接的实践。我们采访了三位Y世代（千禧世代，约1981-1996年出生的群体）和Z世代（约1997-2012年出生的群体）的青年NGO从业者，试图通过Ta们的生命故事，呈现公益组织与离散的时代切片。
00后的大海，是一名酷儿女权主义行动者，也是“润学”一代，理想主义和愧疚感伴随着Ta在英国的生活与行动，正在探索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以下是Ta的自述。
我第一次接触 NGO，是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那时一个朋友带我去参加一个和性别议题相关的社群活动，地点离学校不远。刚好 Ta 们在招募志愿者，我就加入了一个偏教育的工作小组，后来逐渐承担了更多协调性的工作，也以实习的身份继续参与。
对我来说，这个空间就像是一个避风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社会发展”还可以是一个职业，只觉得在这里工作的人都好有理想，跟我在学校里的人完全不一样。像大多数人一样，高中毕业填志愿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糊里糊涂地选了自己不喜欢的金融专业。大一开始，其他同学都在忙着找实习、去四大，但我对那些完全提不起兴趣。相比课堂上的优绩主义，我更喜欢窝在那个空间里，聊八卦、聊恋爱。那时我刚开始探索身份，还没和女生正式在一起过，会因为自己是双性恋而有点羞愧。但大家的态度很轻松——“做什么都可以”，一些在外面说起来很“无知”的问题，在这里都不被嫌弃。
慢慢地，我就开始做教育相关的工作，给初高中的心理老师、大学的选修课讲多元性别。当时开发了五堂课，有时候内容比较敏感，比如女性主义课，就很难被学校接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生命故事”的分享。记得有一次，一位妈妈讲到第五遍还是哭得很厉害，我当时特别震撼，同一个故事，她每一次都能讲得那么真切。也有社工原本说自己很恐同，不想听，但还是悄悄把头偏过来。讲完后常有人来跟我说 Ta 们有类似的经历，那种及时的反馈和彼此交换的感觉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奇怪的事情也会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培训，当时邀请了一位从事国际发展工作的讲者来交流，主办方还特意找了一个地下室，结果还是有警察突然闯进来，把 Ta 带走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警察把人带走。虽然之前就听说过做这份工作可能有风险，但当时机构的人处理得很轻松，像在开玩笑一样。那个老师从警局回来，说自己在里面冥想了一会儿就被放出来了。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说实话，我对警察的恐惧没有那么强的感受。
这么说可能显得有点没心没肺，但回头看，我最开心的记忆其实并不完全来自具体的工作，而是和当时那群人相处的时光。那个组织会不定期安排一些集体出行或工作坊式的活动，持续几天，大家住在一起、玩闹、聊天。那种亲密感和轻松的关系，比起项目本身更容易被我记住。有些朋友就是那时候认识的，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不好的地方就是组织太穷了。实习结束后，我其实想留下来当全职的，但机构实在没钱，只能让我做兼职。我大学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个空间里，几乎没想过未来要做什么。后来疫情来了，大家都去考研、考公，我也跟着试了一次，想读新闻，结果失败了。我知道自己也肯定当不了公务员。那段时间找工作特别难，我也很焦虑。最后是一个关系很好的邻居，她独身生活，就主动借了我一笔钱，让我有机会出国。我最后读的是公共政策，想着以后还是要回国。
改变
人在英国之后，我的生活和思维发生了不少变化。最初，我觉得自己没有事情可做。以前在国内，我做的是一些“社会发展”相关的工作，虽然比较刻板，但可以直接看到效果：与学生和老师互动，行动的反馈立刻显现。到了海外，我主要做文化艺术类活动，像是放电影、做 zine 之类的，却总觉得看不到实质性的改变。刚开始，我很迷茫，也曾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挣扎。
这并不是说我不想做以前那样的工作，而是我也没有资源可以做。在海外，不管是国际还是本地倡导，参与都需要资源，而我又不在像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几乎没有机会可以让我这样关心中国议题的移民参与。与此同时，我也逐渐意识到，在海外环境下，营造“受害者叙事”是一种很常见的策略。海外的资方常对我们抱有“受害者想象”，我在申请基金时也不得不迎合这种话语来获得资源，争取支持和博取同情。但真的太累了。
我当然可以去游行，但很快发现自己不喜欢这种形式：在一个安全的国家做“安全的行动”，很难产生我想要的实质意义。很多时候，上街参与行动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是“我需要这件事，而不是这件事需要我”。跨国镇压确实存在，但在国外，大家都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声音大，却未必承担真正的风险。有些海外行动者往往浪漫化经历，强调创伤，而国内的朋友，即使在恶劣环境下，更关注的是如何继续行动。
所以，我把精力放在自己真正感兴趣、又能够实际做起来的事情上，而文化类活动反而更能让我投入。但这样的选择也曾让我受到一些行动者认为“太保守”。在某些海外行动圈子里，行动似乎有一种等级制，什么才算“真正的行动”、什么又是“不够激进的行动”。大家的判断标准都不尽相同。
另外，有些海外行动者对“立场纯洁”的要求尤其高，政治观点稍有差异就很难合作。不过这和国内也差不多，有些人适合做朋友，不适合一起做事；有些人适合合作，却难以成为朋友。我身边也有一些比较中立的小粉红朋友，我们在海外依然能保持关系，但在行动圈里，Ta们很难被接纳。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些不适，无论是我自己发起的小组，还是其他社群，都给过我很多支持，也让我重新回头看自己和国家的关系。相比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移民，我觉得这部分经历构成了我在这里生活的重要组成，我很珍惜。
后来我慢慢看开了：海外行动本来就有它的限制，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虽然我还是会参与一些活动，但参与的过程中也常感觉大家有点夸大。我自己也会因此有些拧巴。
我意识到，这种挣扎也和我的职业成长有关。我很容易被消耗，如果得不到正向反馈，就很难持续投入。文化活动虽然不像社会发展那样能立刻看到效果，但它确实填补了海外社群的需求，也对应了我的兴趣。对我来说，这是一次自然的转向，从直接见效的工作转向了更“自娱自乐”但有生态意义的实践。如今身份变成博士研究生，用学者的视角回头看这些事，我发现研究与社会发展有更深的连结，而文化行动成了兴趣的延伸。所以，与其说我在“转行”，不如说我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切换，但始终围绕着同一组关心做事。
现在我的研究方向是性别相关的议题，尤其交叉性的议题。最近在帮朋友翻译老年同志的口述史，样本多是劳动阶层，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工作，但又特别重要。我觉得自己是典型的 multi-issue （多方面关心）类型，对很多问题都会产生关心。
这也跟我的生活经验有关。我爸爸是家里、也是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的姐姐妹妹成绩都很好，却因为家里重男轻女只能进工厂。我姑妈对我非常好，而我现在过的某种意义上是她没有机会过的人生。我一直觉得，是家族里那些被牺牲的女性成就了我，这种生命经验在我心里比任何学术理论都更深，也让我自然地关注劳工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继续留在英国读博，把自己关心的议题做下去。只是，看着田野资料和新闻时，那种愧疚仍然会出现。
对我来说，愧疚感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是我们这些有能力离开中国、在西方生活的人多少都要面对的。我不觉得它需要“解决”。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润人”，我没有资格把自己放在受压迫者的位置。如果我一直强调自己受苦，反而是在遮盖那些连讲述自己故事的空间都没有的人。至于我的故事，我把它当作是幸存者的故事。还有更多人的经历，比我更值得被看见。
文章来源：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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