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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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按】过去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在政府管治、新法实施和资金来源收紧等多重因素下，正在一寸寸收紧。曾经开展社区服务、教育辅导或弱势群体支持的公益组织，从被视作社会服务的补充力量，逐渐被认为是“潜在的政治风险”。2017年，中国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通过制度手段限制独立NGO的国际资金和合作渠道。同时，“寻衅滋事”“非法经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甚至“颠覆”和“煽动颠覆”等模糊的刑事指控，也成为施压手段，使许多公共行动面临被定性为“违法”的风险。2020年后，疫情封控又成为新的治理理由，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社会空间进一步收紧，从业者的自由也随之受限。
这场变化不仅迫使许多公益组织面临商业化转型，也打乱了从业者的生活节奏和选择。
许多青年从业者同时面临多重现实压力：拮据的生活、刚刚起步就被迫中断或面临选择的职业生涯、大环境并不景气，以及来自家庭的误解。在这种挤压下，有人选择出国读书或转向学术，有人继续在国内以低调方式行动，也有人因疲惫与不确定而离开。日常压力、心理负担和社会舆论，使这群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权衡。
即便如此，仍有人尝试在夹缝中生存：Ta们将社会倡导融入教育、心理支持、环境保护等领域，或在海外维系联系与记忆。Ta们的流动不仅是职业路径的探索，也成为身份认同和社群连接的实践。我们采访了三位Y世代（千禧世代，约1981-1996年出生的群体）和Z世代（约1997-2012年出生的群体）的青年NGO从业者，试图通过Ta们的生命故事，呈现公益组织与离散的时代切片。
Krin是95后，曾经是同志权益倡导者，先后在不同类型的NGO中工作。疫情期间，Ta决定离开中国，加入欧洲离散社群；之后，Ta又回到亚洲，目前定居在中国。以下是Ta的自述。
我一开始并没打算做 NGO。我学的是新闻，家里也以为我未来会去做记者。我还在国内读大学时，一个朋友拉我去旁听了一场校园里的公共讨论，主题与跨性别群体在职场中的处境有关。当时我对这个议题几乎没有概念，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法学院学生的提问：
为什么多数人要为少数人让渡自己的利益？
那一刻我感到很不舒服，却一时找不到具体的语言回击。直到台上一位来自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开口，Ta镇定的笑容和回答让我一下松了口气。回到寝室后，我立刻去查了这个组织，发现Ta们正在招实习生，就把简历投了过去。其实我并没有认真想过要进入这个行业，只是单纯觉得，那位女生讲话的样子很酷，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实习期间，我并没有完全出柜。我给自己设定的原则是：在朋友圈里分享跨性别相关的议题没问题，但涉及“同性伴侣婚姻”之类“太 gay”的内容，就会再想想。与周围一些同事不同的是，那时我的自我身份认同尚未完全完成，处在一种并不完全接受、但也没有否定自己的状态。更多时候，我把这份工作理解为为自己和社群做点事情，而不是一种清晰的职业规划。
待得久了才发现，草根组织的工作方式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很有使命感，但也非常消耗人。最让我疲惫的并不是收入少，而是很难分清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最开始我会说自己在做“运动”，但当热情慢慢褪去，我也会开始问：为什么会这么累？如果事情真的有意义，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撑不下去？
后来，我又先后进入过几家具有国际背景的组织工作。疫情后期，我参与了一个与儿童保护相关的公益项目。很多人会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如何在封控期间取证家暴？如何找到友善的心理咨询师？这些问题并不在我们的业务范围之内，但我常常忍不住回复，因为那些留言里透着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社会事件和求助信息之间来回打转，经常觉得自己能做的实在太少，我也不过是另一个艰难求生的人。
有一次，我们报备了近十次才批下来的线下活动，我在去活动现场的车里，却接到电话说因为防控原因，需要取消。我坐在后排，看着窗外难得的蓝天和宁静的海面，觉得荒谬。在这样的好天气里，我的工作却被“不能移动”四个字轻易否决。那一刻，我决定要离开。
出国前的一个月，我拖着行李在北京朋友家辗转多次，担心小区一旦封了就走不了。最后，我买到一张溢价到三万多的机票，辗转四个城市，飞了三十多个小时。飞机起飞后，我第一次把口罩摘下来，再也没有戴过。
外来者
刚到英国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这里的口音。平时在工作中还能聊得下去，但一到酒吧，就好像大家都成了哑巴，我和本地人都不知道该和对方聊什么。这里的酷儿生活看上去很丰富，可其实跟国内一样，也充满不理解和歧视。只是，在这些聚会里，来的人的确更为多元，不像在北京，常常全是金融、律师的圈子。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本地 LGBT 组织里参加一场关于跨性别运动员的讨论。我没想到反对者居然不少，更没想到Ta们也能讲得有理有据。我们没有像在国内那样天然地陷入对立，而是用事实和个人经验来对话，甚至聊到激素使用造成的规则灰色地带。虽然谁都没有说服对方，但至少没有演变成骂战。那一刻我觉得很新鲜。
可与此同时，我又被别的事情困扰。欧洲同学几乎从不会被问到Ta们母国的事情，但我却经常被推到“中国代言人”的位置。哪怕讨论和中国完全无关，总会有人来问一句：“你们国家呢？”有时候Ta们甚至投来一种怜悯的眼神，好像在说：你之前肯定过得很惨吧。那一瞬间，我很复杂：一方面我确实对国内很多事情不满，但另一方面，我不想在这种场合接受别人居高临下的同情。于是我下意识地开始隔绝自己，甚至在课堂上刻意不用中国的例子。我告诉自己，我要跳出这个身份，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扮演“中国代表”的，所以我有一个学期写作的例子全部用的是非中国议题。
可是，这样做并没有让我自由，反而让我越来越孤立。因为时差的原因，2022年底白纸运动那段时间，我每天一醒来就看到微博、公众号的链接一条条消失，404 的页面让我揪心。欧洲朋友会来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一手资料。说情况很糟？还是假装若无其事？我不在现场，却被迫回答；我想说点真话，却又怕被定格在“受害者”的角色里。那种内疚、无力和疏离混在一起，让我常常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海外的华人社群非常割裂，有坚定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有认定集会就是暴动的，有参与悼念但拒绝跟新疆、西藏、香港议题合作的，还有想靠反共在网上出名的。大家的声音在境外媒体上似乎很大，但也没感觉能对在中国生活的人有什么改变。
我也在本地的机构做咨询工作，作为草根 NGO，能够对不同国家政策执行进行审查，再提交给欧盟，由欧盟评定反馈，推动国家进行回应和改变。这在国内几乎只能是奢望，所以刚开始我真的很兴奋，觉得自己能看到一条清晰的路径，政策如何一步一步落到现实。
但我作为一个欧洲的职场新人，其实还是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下午四点多发了一个文件，结果对方直接发飙，说我这样可能会影响 Ta 准时下班。我当时愣住，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在国内，大家可能会吐槽，但不会把它当成原则性的问题，而在这里，似乎我一举一动都可能触碰到Ta们的文化红线。
还有一些更微妙的事。有时候我会被拉进一个项目小组，本来只是偶尔帮忙，结果不知不觉间变成主要负责人。可这中间没有人明确地和我沟通过，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 line manager（直接上司）说，更不知道用英语怎么描述这种尴尬。我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心里却一直在纠结：是该接受，还是该拒绝？
那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不只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让我处处受限。表面上，我在做着以前不敢想的工作，能看到政策推动的完整链条；可实际生活里，我却常常觉得自己像个闯进别人世界的外来者。
随着英国冬天黑夜变得越来越长，不同的朋友很多也都回国了，我变得越来越孤独。我发现，要在这里建立亲密关系是很困难的。有些非华人会因为喜欢亚裔文化，或者因为懂几句中文，甚至因为有一些 kinky 的兴趣，才愿意和我约会。我自己又不太喜欢白人，而身边的华人，大多是留学生，年纪比我小好几岁，甚至差十岁以上。我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找到合适的伴侣。
回流
于是我还是回国了。但回到国内后，新的冲突也随之出现。NGO 的工作方式与国外完全不同，这里更依赖人际关系：要学会维护资方的情绪，要在混乱的社会环境里寻找能继续做事的缝隙。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你能在什么样的空间里继续坚持。
除此之外，还有更直接的社会期待。“到了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回国后，我一下又被放回到那个熟悉的社会时钟里。“三十岁了，该稳定下来，该结婚生子了。”这些来自朋友、家人甚至整个社会的声音，重新把我推向一种窒息的节奏。我也反复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回应 Ta 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找一个合适的伴侣，让人生进入框架？但在来回的犹豫里，我慢慢意识到，那些要求背后可能是关心、焦虑，也可能是 Ta 们习惯的生活逻辑，而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我开始练习把“Ta 人的情绪”和“我自己的生活”分开，并提醒自己：我仍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过人生。
在这样的调整里，我发现此刻最能让我轻松的，反而是待在国内、待在自己熟悉的安全空间里。我没有能力改变很多事情，但社群依然能在缝隙中撑住我。我会继续参加活动，也会继续做自己能做的行动。至少在这些裂缝里，社群不会消失。
这些年的流动经验，也让我更坚定想做社群相关工作的意愿。虽然我没什么“流动的特权”，但在东南亚待过之后，我真的看到不同地方的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说不上做了什么大事，大部分时候就是跟当地酷儿组织的朋友、或者移居泰国的华人酷儿伙伴一起玩——参加电影放映讨论、运动、做饭、手工，也跟着 Ta 们参与过关于 sex worker/HIV 的倡导活动。
看起来都是生活化的小事，可是这些经验让我觉得自己在那里的状态很不一样。在亚洲，我不用像在欧洲那样不断被归类成某种身份标签，也不需要去扮演“发言人”，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可以。那种松弛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靠模仿来的。也许是因为文化接近，也许是因为我在那里不会被当成“例外的那个东方人”。所以未来即使回到欧洲，我还是会继续维持和亚洲的连接。
经历了这些，我对 NGO 的理解也变了。现在它更像是实践自己价值观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我虽然还在摸索，也没有做什么大项目，但至少方向变得清晰了。过去在欧洲的两年让我明白，人生不必编织得那么紧密、那么完美，放松一点，也可以好好生活。
文章来源：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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