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中的分娩 ——一被疫情改变的人生

北春记者周云龙

 

午后的光线透过窗户落进房间，照在桌面上。吴志创说起那一天时，语气很平静。当时胎儿脐带绕颈两圈，并伴随阴道出血，已经进入高危分娩状态。而门外堵着几名表情严肃的封控人员，禁止他带着即将临产的妻子去医院。说到这里，他沉默了，像是在回想那个瞬间。那一刻，他已经做好选择。

吴志创出生于1983年，来自广西贺州。他做过工程项目管理，也当过理发师，后来和妻子一起开了一家烧腊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是普通人过日子。”他说。

1968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祖父吴作伟和大伯吴广月先后遇害。起因是一场火灾。当时家中将烧柴后的灰堆放在牛栏附近，未完全熄灭的灰烬点燃了牛栏里面的干草，引发火灾，最终将耕牛烧死。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件事被定性为以破坏生产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祖父吴作伟被打为“现行反革命”，乡长“陈文堂”当场开枪将其打死。大伯吴广月面对亲人无端被杀害，极端愤怒，与乡长“陈文堂”等人发生激烈争吵，被陈文堂以“现行反革命”家属搞破坏为由，指使随行人员将其扣押。大伯吴广月在试图逃离的过程中，被对方人员围住，用乱棍打死。吴家兄弟二人在文革中被当场打死的惨烈故事在家族中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从小就听说，但也没有多想。”他说。

几十年后，类似的事情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出现。

2022年，中国实行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那一年，吴志创和妻子在贺州市经营一家烧腊店。2月2日，大年初二，趁着年关，店铺开门做生意，期待着多攒下一些钱，把日子过的轻松些。然而一切很快被打断。两名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管部的防疫人员到店，说有一名从上海回来的人被防疫部门列为风险人员。通过“行程码”和“时空交错”定位，通过付款码记录，发现他两天前曾到店里消费，夫妻二人是密切接触人员，需要立即居家隔离。烧腊店也被列为风险场所，要立即停业配合管控。“没有任何书面通知，没有任何缓冲期 ，没有任何补偿，说是密接，就直接关了。”他回忆说。当卷帘门拉下的那一刻，店里还整齐的摆放着当天备好的各种卤菜，冰柜里塞满了为过年生意准备的大量生肉，感觉那一刻，人生的门被关上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2月2日被封控时，妻子已经接近临产。在孕28周的产检中，医生特别叮嘱，“胎儿存在脐带绕颈的情况，而且已经绕了两圈，随着胎儿不断活动，存在窒息的风险。需要密切观察。一旦出现阵痛，必须立即到医院，不能拖，一有情况就要马上过去。” 2月17日上午大约11点左右，妻子开始出现明显腹痛，并伴随出血，吴志创联系了医生，说明了情况，对方要求他们立刻到医院。随即他按照之前防疫人员提的外出需要报备的要求，拨通了防疫部门的电话，说明妻子目前的状况，请求外出就医。谁知道，对方的答复竟然是“不许外出，等待上级通知”。他据理力争，一再表明现在的危急情况，然而对方不为所动，表示“就在家里生”，随即挂断电话。吴志创看着床上疼得无法入睡的妻子，出血已经越来越严重，回想着医生的叮嘱。他把心一横，立即做出决定。“人命关天，我不可能再等。”他说。

他一把背上早就准备好的去医院的背包，一手扶着疼的满头大汗的妻子， 从一条小路离开小区，驾车冲出封控区域，前往贺州市人民医院。一路上，他小心的控制着自己因紧张而不停颤抖的双手，紧紧抓方向盘，不断催促自己加快速度，终于及时赶到医院。第二天中午，孩子顺利出生。

后来医生告诉他，当时胎儿脐带绕颈两圈，并伴随阴道出血，这已经属于高危妊娠信号，还好赶来的及时，否则可能会发生窒息的危险，还好母子平安。

这事虽然已经过去，但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听说的祖父和大伯的经历，那种政府强制执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方针，为了所谓的政治叙事而漠视人的生命的情况，几十年前是这样，现在也没有丝毫改变。这种发不出声，说不出话，为了讨生活只能憋屈的忍耐，终有一天会出问题。“你会开始想，这种事情为什么总会发生。”他说。

几个月后，他在网络上看到一段抗议的相关的视频。那是2022年10月13日上午，一名抗议者在北京四通桥上点燃了狼烟，挂出两条长横幅，其中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条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当他看到视频的那一刻，觉得仿佛被闪电击中了，所有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他说的话，就是我心里想说的。”吴志创说。这视频一下子我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个人太勇敢了，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替我说了出来，我想反抗而不敢反抗的事，他替我做了出来。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他转发了那条视频。

第二天上午，贺州市富川县城关派出所的两个三十多岁的男警察来到他家门口，语气严厉，说有人举报你传播不当信息，你跟我们走一趟，去派出所做笔录。吴志创没有拒绝，认为自己只是转发了一条视频而已，没有什么问题。

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警察告诉他说，有人举报他传播不当信息，你这是反党反国家，你想颠覆国家政权吗？他解释说自己只是转发了一下，这两个警察对他连番威胁恐吓，大约十多分钟后，他被戴上手铐，固定在椅子上，对方称他“吃饱了撑着在网上乱说话，寻衅滋事要坐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代清楚”。那一夜，他被锁在审讯室的椅子上，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只能一直坐在那里。时间被拉长，他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判断。

第二天，另一个警察对他说，“吴志创，你知道错了没有”。要求他删除视频并写“认错书”。他一开始拒绝，认为自己并没有违法，但随后被从椅子上拉起，遭到拳打脚踢。“打手臂，踢大腿，都是看不出来的地方。”他说。在持续的压力下，他害怕继续招到殴打，怕再也见不到刚出生的孩子，选择屈服，他最终写下那份材料，承认自己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写完之后，对方要求他缴纳2000元现金，没有收据。随后，他被允许离开派出所。

事情结束之后，生活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他始终觉得那种状态并没有真正结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一次。”他说。从那之后，他不再公开表达类似的观点，也尽量避免引起注意，但那种不安全感一直存在。与此同时，生意环境也在变差，收入下降，生活压力逐渐加大。“赚不到钱，也看不到希望。”他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认真考虑离开。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中逐渐形成的。回想起那一天，他说，其实很多事情，从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

2025年9月13日，他和妻子、孩子从香港离开中国，当天在洛杉矶入境美国。

来到美国后，他逐渐接触到一些公开的集会活动。10月7日，他来到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外，参加了一场控诉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封控政策的集会。有人提到孕妇无法及时就医，有人提到封城期间的死亡案例，也有人讲述自己或家人的经历。 “他们说的，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他说。 之前生活的片段，被封控的店铺、被严禁外出就医的妻子，彭立发的横幅，冰冷的手铐，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是那个人，让他第一次用勇气敢把这些话说出来。”

阳光仍然落在桌面上，他的语气依旧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