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來
- ISBN：9789570880007
序
前言：那些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洋人華人 (節錄)
最早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是一位洋人，他是我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學位頭兩年同宿舍樓層的美國學生布蘭福德‧派克（Blanford Parker）。他這個夜貓子每天都要熬到淩晨三、四點鐘才進自己的房間睡覺，我是他忠實的粉絲，經常晚餐後的傍晚或上半夜都會與他在同層宿舍的交誼應（common room）閒聊一兩個鐘頭。他說我是他平生第一個親身交往的中國人，我就用我初級階段的英語口語儘量向他介紹關於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由於同宿舍兩年，他這位哈佛大學英美文學系研究生裡公認的大才子成了我極要好的朋友，於是我就逐漸向他講述我所經歷過的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中國翻天覆地的一串串劇烈變遷的實況，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等等大事件，以及我們底層民眾在這些大事件中的境遇。當我開始講述中國民間的故事時，布蘭福德圓圓的胖臉上常常從一開始還帶著好奇的孩子氣的表情，聽著聽著，就被我的細節描述震驚得目瞪口呆。他多次感歎：「丁，你比我的年紀只大了兩三歲，而你經歷過的那些事，如同是西方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狀況，在我們美國至少是十九世紀前才可能發生，有的甚至是像歐洲中世紀的現實。」兩年以後，布蘭福德向我建議，應該把我的經歷記載下來，用英文出版，讓外部世界對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認知，更加貼近普通中國民眾的人生脈絡，而不要被中國官方的宣傳所誤導。於是我倆約好，在學校放假期間每週坐下來兩次，我口述，他聽著，在關鍵點上他向我發問，我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敘述方式解釋那些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和事。我倆的口述對話用卡式答錄機全部錄下來，每盤磁帶大約一個小時長。我們一共錄了約四十盤。布蘭福德說，等到我們大致錄音完畢，他就整理成英文文本。
我倆試圖擬定出一個不落俗套的書名，幾番琢磨，決定書名是 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 （《我的爺爺奶奶沒名字》），既符合事實，又很特別，覺得這挺棒！布蘭福德對美國的出版界很熟悉，建議我們的書稿大體完成後，找一個出版界的版權經紀人，儘快與出版社簽約。他特別中意位於紐約市的知名老牌出版社 Farrar, Straus & Giroux，說該出版社在學術文化界聲譽佳，還會組織新書會友活動，版稅也不錯。
於是我倆一邊錄音，一邊提前享受書籍出版發行後的精神物質雙收穫。可是一年以後，布蘭福德卻抽不出時間把這個項目繼續下去，他要儘快把博士論文完成，通過後拿到學位，抓緊時間找一份大學的教職，他覺得自己在同系博士生中年齡偏高，不能再耗了。我理解他的考量，但心裡卻痛惜不已！他把所有的錄音磁帶收拾好交給我，說妥善保管著，等到他的教職穩固後，我倆再繼續合作做成這本書。他在一九八八年畢業以後，我倆再也沒能見面。在電子郵件和電話中，他多次表達了惋惜和遺憾。這個計畫的流產是我在美國十年留學和工作期間最傷感的事情之一。
第二次我被鼓勵寫回憶錄的刺激也是來自洋人，不是一位，而是一個小組。一九八九—一九九○學年期間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社會學系一位正教授的電話，說有媒體來採訪我。我進到教授辦公室，才知道有一個教育紀錄片小組在為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三集大型影視作品做前期研究，幾位哈佛大學資深教授推薦了我，說我經歷過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的中國歷次大衝突、大動盪。採訪小組認真地解釋了這部三集作品的意圖，主要是為英語世界高等院校的教育提供依據大事件參與者們的經歷和反思為基礎的生動鮮活的影視資料，以增加西方年輕學生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真切瞭解和辨別能力。三集的總題目是 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國：一個革命的世紀》），第一集基本上已經錄製成功了，內容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場大革命，即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拚搏。第二集的內容是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繼續革命，包括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歷次政治風暴。第三集是鄧小平領導的推動現代化的革命。我的經歷將被包括在第二集和第三集裡，以第二集為主。整個三集的製片人和總編輯是一位在國際上很受尊重的媒體人，Sue Williams 女士，據我後來知悉（但我沒有與她詳細討論過她的家世），她家族的上輩曾經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做慈善事業。她對中國既有深厚情誼又有客觀理解，她強調這三集作品是以中國的民眾為主題，深入草根社會。我被告知，這部作品不是商業操作，而是嚴肅的教育作品。她們先要系統地採訪我們，把資料整理完畢後，再拍攝電視片。我當然非常樂意參與。她們的工作延續了數年，我一九九三年春離開美國之前，已經看到第二集在美國和英國的公共電視台播出，隨後在二十五個國家上演，受到普遍的好評，很快獲獎多項，諸如兩項 CINE Golden Eagle Awards at th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兩項Christopher Awards。我在第二集中講述的一九五八年起發生在我們皖南鄉下的慘景，令發達國家的觀眾驚恐哀傷；我講述的一九六六年夏季開始的紅色狂飆，令西方高等院校的師生血脈賁張。那些我輩中國人真實經歷的細節之力量，遠勝過抽象的社會科學概念。拍攝小組成員希望我繼續和她們合作，把當代中國幾輪的翻天覆地，特別是普通中國人如何備受煎熬老老實實講給全世界聽。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Sue Williams，她們製作的這三集歷史紀錄片，猶如墓園裡聳立的一座無名烈士紀念碑，讓觀摩者侍立在它的面前，追思那些生命和姓名都已經化為泥土的無數小人物；把他們碾壓成泥土的歷史巨輪，從來沒有表示過憐憫和歉意。Sue Williams 說會把我的這個評語轉告她的同行和朋友們，讓他們知悉，一個差一點也被革命巨輪碾成泥土的中國青年，是如何看重她主導攝製的作品。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大疫情期間美國的大學經常不能開設面對面的課程，教授們只好儘量尋找具有高教育素質的影視資料讓學生們觀看。在一個北美最大的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學術團體裡，這部紀錄片被熱情地推薦：“A Century in Revolution, a six part series but two parts, two hours, are on Mao 1949-1976 (with never to be repeated interviews with actual participants). Unbelievably fantastic. Really gets a sense of why the disasters happened, from grassroots to top leadership.” 意思是這部紀錄片在所有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影視作品裡，獨樹一幟，因為被採訪的主角們都是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發起的歷次翻天覆地運動的參與者。
下一位鼓勵我寫回憶錄的，也是洋人，Nancy Hearst，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的主管，我們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好朋友。一九九一年秋季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後，等待著一九九二年六月初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這期間，我一邊在修改我的博士論文，力圖儘快在西方出版，同時在哈佛本科生學院「社會研究委員會」教兩門小組討論課，為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做學士論文提供幫助。為了核對資料，我每週都要去Nancy的圖書館待好幾個小時，有次她認真對我說，「小丁，你真的打算一輩子教書？我看你最適合的工作是做歷史紀錄片系列，先把你本人經歷過的那些可怕的事件寫成文字，然後與電影電視界的專業人員合作拍攝。觀眾以大學生為主，也可以到公共圖書館播放，舉辦討論會和講座，這樣你的讀者群、觀眾群就大的多啦！你的生活經驗不是很多人共有的，你應該把它們記錄在案，再變成影像資料傳播開來。」Nancy在這個圖書館裡工作了幾十年，對有關亞洲的各類圖書資料的讀者群受眾群的相對大小、對哈佛大學師生有關亞洲問題的研學和閱讀習慣、對美國和亞洲在文化教育領域裡的長期互動，觀察入微，把握精準。她的忠告時不時地迴響在我的腦海裡，直到如今。她本人也沒有忘記這個忠告，二○○八年夏季她來北京出差與我會面時，還提到了這件事，還建議我做系列口述史。
……
我對自己的回憶錄有一個意識清晰的定位：作為一介平民個人，我的回憶錄絕無可能像歷史上的重量級人物的回憶錄，他／她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文、所作所為不論是正是邪是勝是敗，都有記載下來的價值，即便有些細節相當瑣細。我的回憶錄的歷史價值則是基於另一種維度的分量：我所目擊的、經歷的、參與的許多事件，屬於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不多見的、甚至絕無僅有的異常現象。這些事件不僅巨大地和深刻地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甚至幾億人的生活和命運，而且對那以後的中國乃至周邊社會的變遷繼續發揮著強韌的左右支配力。我只要把能夠憶及的事態誠實地記載下來，就為當今的和往後的人們留下一部鮮活的見證史。見證史的價值不在於見證者本人的分量，而在於被見證的事態的分量。在若干的時間段，我也曾鼓吹過、發起過甚至組織過規模不等的群體活動，它們在當時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它們的某些遺產在後來的歲月裡被人們反覆提起。在回憶錄的適當部位，我也會對我以前的言論和作為進行反思，這個建議是台灣署名「顧爾德」的一篇嚴肅書評針對《液體的回憶》而發的；香港的青年讀者群特別是曾經聽過我的中國文革課、二十世紀全球共產主義興衰課、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比較課、東西方專制獨裁政體比較課的學生們（很多來自中國內地和其他國家），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都是合情合理的。我的反思包括自我批判，將立足於比較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和十九世紀以來比較革命史的主要脈絡。這些革命除了中國本身的革命運動，還含括俄羅斯革命和蘇聯的瓦解，德國的左派和右派革命，以及日本的反革命。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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