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高原上似曾相识的“旧故事”和形神皆近的“新气象”
序言
在与中国相隔达一万公里的东非北部，坐落着许多庞大的工厂车间。这些工厂车间和院落里，到处是中文和当地语言并列的标语口号，黑皮肤的当地工人听到的工作指令常常是中国普通话，管理制度和风格高度雷同于中国国内工厂。当然，这些工厂不乏中国人面孔，多为中上层管理人员。而这片土地上，也星罗棋布的到处是中国人开办的商场、中文学校、中资机构。而这里的道路交通布局、庆典活动风格，对中国人而言也颇有熟悉和亲切感。这里，就是埃塞俄比亚。
初次看到这些画面的人，往往会感到惊讶。而长期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人们，以及与这里有关联者和相关议题研究者，已习以为常。最近十几年，中国工厂和商铺在埃塞遍地开花，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人和各种中国经济文化元素。而在这些显性的中国元素背后，是更加复杂和系统性、抽象与具象结合的，包括经济与生产关系、政治与价值观、社会治理等各领域的“中国模式”在埃塞的全面应用。
那么，埃塞俄比亚为什么选择全面拥抱“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核心内容和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模式”对埃塞影响有怎样的多面性？与世界其他全部或部分采用“中国模式”的国家比，埃塞有何特殊性，又与其他国家有何共性？除了埃塞，其他非洲国家如何对待“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否能够取代西方主张的模式、也改变非洲本土的习惯性路径？本文将从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与国情说起，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东非高原上雄狮之国的古代历史传承：相对稳定的政治变迁、基督教主导和文明源远流长、多民族共同体下的共存与矛盾
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国家版图，在历史上几经演变。但核心区域，都是在东非高原的北部，也就是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这块非洲平均海拔最高的区域。而埃塞的历史，则可以至少追溯到两千年前的阿克苏姆帝国 (Aksum)，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达特王国 (D’mt)。
古代的埃塞俄比亚经历过多次政权更迭、王朝兴替。不过，相对于非洲其他地区更加频繁的朝代兴衰、甚至无国家的部落形态，埃塞已属政体成熟、政权较为稳定的情况。其中所罗门王朝统治埃塞长达近700年（中间有过短暂中断）。虽然期间有若干宫廷政变和内乱，但王朝世系仍然传承下去直到1975年君主制终结。东非高原有许多凶猛的狮子，所罗门王朝以雄狮为图腾，也长期是埃塞俄比亚国家象征。
相对于君主体制和世系传承，埃塞俄比亚更加具传承和稳定性的，是它悠久的基督教历史。在所罗门王朝之前的阿克苏姆帝国时期，基督教就传入埃塞。基督教完善的教义、强大的感染力和组织力，轻易击败了土著传统信仰，但也部分吸收了传统宗教的特色。
到了5世纪，基督教在埃塞俄比亚成为主导性宗教，与基督教起源地耶路撒冷也有紧密联系，后来其主流演变为埃塞正教会，支流是埃塞天主教会及其他规模更小的基督教分支。而7世纪更具组织力和扩张性的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崛起，后向北非扩张，并逐渐染指东非。
到了10世纪之后，埃塞附近地区（包括如今属于埃及、苏丹、索马里版图的区域）统治者和民众普遍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所罗门王朝统治的埃塞核心区仍然保留了基督教信仰。而在大航海和欧洲殖民时代到来前，埃塞俄比亚可谓全非洲唯一一个基督教国家，并传承了超过1500年。埃塞正教会也成为世界最古老、最有独特性的基督教派别之一。
正是长久而独特的基督教信仰及其传承，维持了埃塞俄比亚历史文化的稳定传承，也塑造了埃塞俄比亚国家民族。虽然从古到今，埃塞俄比亚都是多宗教共存的国家，但基督教尤其正教会占主导地位，决定了埃塞的文明形态和国民认同底色，形成了相应的秩序、生活方式、文化艺术。正是因此，埃塞俄比亚也可算得上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了（虽比临近的埃及仍然逊色许多）。
而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构成，则较为复杂，民族矛盾成为埃塞从古到今的痼疾。埃塞内部有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提格雷族、索马里族四个主要族群及其他若干小族群。虽然埃塞没有制度性的民族压迫，历代埃塞君主和掌权者都倾向维持族群和谐、塑造埃塞民族共同体和“埃塞俄比亚人”身份认同，但各族群也并不完全平等。其中阿姆哈拉族长期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占主导地位，其他族群地位相对较低。
这样多族群和不平等的关系，成为近现代至今埃塞颇多动荡和国家分裂的根源。尤其是位于埃塞东北部的厄立特里亚地区，本就与埃塞本土有种族差异，后来厄立特里亚经意大利殖民统治，身份认同与埃塞越发疏远。而埃塞长期将之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埃塞中央政府和厄立特里亚地方势力长期对峙、多次爆发战争。这严重损害了埃塞的正常发展，最终埃塞也没能保住此地，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独立。
埃塞俄比亚的地理环境，在本就不够宜居的非洲也属于较差的。埃塞俄比亚从古到今主要所属区域，都是高原为主，不适宜于耕种。虽然尼罗河源流之一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但流经地区并无下游尼罗河三角洲那样土壤肥沃和易于取水。埃塞这热带草原气候区，有很长干旱期，对人和多数生物都不利。而排除厄立特里亚，埃塞其他地区与海域不接壤，是内陆地区。
（二）近现代埃塞内乱外患交织的苦难命运：内乱削弱国力，外患近至亡国，君主从民族英雄到贪婪暴君，革命者从解放大众到荼毒人民
1.大航海时代至20世纪前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王朝的内乱与欧洲殖民者的染指
15世纪之后，大航海和欧洲殖民全球的时代到来。相对于其他非洲地区，埃塞俄比亚一度是幸运的。因为不像其他非洲地区普遍没有成熟国家、处在部落形态，很容易被西方殖民者觊觎和征服，埃塞有着完善的君主国家体制和较强的军事力量。同时，埃塞王室和多数民众的基督教信仰，也让欧洲列强有所“手下留情”。当时非洲北部已高度伊斯兰化，南部则是传统信仰为主，只有埃塞是基督教为主流宗教且历史悠久。
虽然如此，也仍然发生了欧洲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而所罗门王朝当时尚且强大，成功击败了葡萄牙等较弱外敌的入侵。此外埃塞还击败已统治北非、试图进一步扩张而入侵埃塞的奥斯曼帝国。
但后来，所罗门王朝却发生严重内乱，王权旁落而诸侯并立，史称“王子纷争时代”。这也是古代和近代埃塞俄比亚最长的一次内乱和内战时期。这次内乱不仅是王室的变乱，也使埃塞国家陷于战火和一度分裂。这也给了欧洲列强可乘之机，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势力纷纷渗入。这时的埃塞俄比亚，也以拉丁化国名“阿比西尼亚”作为对外正式国名。
在列强中，最觊觎埃塞俄比亚的是较弱的、后起的意大利。其他列强已占据非洲其他地区，如英国在埃塞以南的东非（如肯尼亚、坦噶尼喀）、南非建立殖民地，法国则将阿尔及利亚和西非收入囊中。英法在东非只在索马里部分地区建立殖民地。而面对已被列强瓜分十之七八的非洲，意大利盯上了硕果仅存的埃塞俄比亚。
1894年，蓄谋已久的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起入侵。可埃塞俄比亚不仅没有被迅速征服，意大利还陷入长期战争泥潭。这时的埃塞俄比亚已结束分裂，国家重新统一。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君主孟尼利克二世，是较有为君主，在意大利入侵之前已着手国家近代化、购置新式武器，国力大幅增强。
1896年3月，埃塞俄比亚军队在阿杜瓦决定性击败意大利军队。之后双方签署条约，埃塞俄比亚以承认意大利之前对厄立特里亚地区的统治，换取意大利承认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和其他国土不被侵犯。
2.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现代化的起步和意大利的再次入侵；从英雄蜕变为暴君后民变四起和社会动荡
埃塞俄比亚成功维持国家独立后，本应更迅速推动它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但因为埃塞多个民族相互不和，部落林立，以及缺乏工业基础，近代化进展缓慢。直到1920年代海尔塞拉西一世执政后，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加速，并在之后十年取得相当成就。
但不幸的是，意大利再一次入侵了埃塞俄比亚。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其本人及法西斯党徒鼓吹扩张，实现“新罗马帝国”的梦想。而埃塞俄比亚作为意大利早就觊觎，却一度“折戟沉沙”、让意大利蒙受耻辱之地，是法西斯意大利优先征服的目标。
1935年，气势汹汹的意大利再次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海尔塞拉西得到全国广泛拥戴，埃塞军队奋勇作战，一度重挫意军。但后来墨索里尼增兵，使用飞机大炮攻击武器简陋的埃塞军，甚至动用毒气攻击。埃塞军最终失败，国家被意大利占领，海尔塞拉西也流亡英国。之后，埃塞成为意大利攫取资源以供应战争的重要基地。而埃塞的现代化进程也严重受损。
再后来，美苏中英法等同盟国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全面开战，海尔塞拉西在盟军护送下返国，成功复国。1945年二战结束后，埃塞成为西方阵营盟友，还派军参加过朝鲜战争。
海尔塞拉西在外交上的策略，确保了西方对他长期的支持。但在内政和个人行为上，海尔塞拉西却走向失败和堕落。
海尔塞拉西复国后，确实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包括倾向贫苦农民的土地改革、废除神职人员特权和推行政教分离、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和科技等。但强大的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阻挠改革，海尔塞拉西最终向保守派妥协，许多改革不了了之或大打折扣。在埃塞上流社会已享受到顶级的西方现代化生活、达官显贵时常流连于巴黎罗马伦敦等地同时，许多埃塞平民温饱尚且不能满足，衣食住行捉襟见肘。
而对待内部民族问题和地区分离主义时，海尔塞拉西更展示了其武断和残酷一面。海尔塞拉西一边推行埃塞“去殖民化”清除意大利殖民残余，宣扬埃塞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却又压制曾为埃塞俄比亚一部分、长期处在意大利统治下、二战后希望获得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运动，还派兵强制吞并厄立特里亚。这导致了反抗和长期的战争，相当程度消耗了埃塞的国力和外汇储备，让埃塞经济雪上加霜。
同时，国内的民众暴动、抗议、军事政变，也都有发生。海尔塞拉西对此一律采取镇压措施，不惜残酷杀戮反抗者。这虽然暂时维持了他的统治，但也让民众更加不满。
而海尔塞拉西本人也在晚年变得骄奢淫逸，为自己建设辉煌的宫殿、大量购买奢侈品、收藏昂贵的艺术品。这逐渐败坏了他作为埃塞俄比亚民族英雄的形象，更多民众将其看成堕落的暴君。
1974年，历经多次饥荒、长期腐败的埃塞俄比亚，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得到部分军人和政府人士支持，诱发了军事政变。此时的海尔塞拉西威望已损耗殆尽，丧失包括军队在内的支持，被政变军人软禁直到死亡。一代豪杰，最后死于被囚禁房间的卧榻之上（具体死因是病死还是谋杀，一直有争议）。
3.门格斯图和“德尔格”统治时期：激进共产化政策和红色恐怖，内外战争消耗国力，丧失苏联靠山后的迅速垮台
海尔塞拉西倒台后，在过渡期内发生了残酷的权力斗争，主要有“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德尔格（军事行政委员会）三方博弈，最后前二者被淘汰，“德尔格”依靠暴力完全掌控了权力。由军人主导和多方参与的临时政府发布一系列命令，包括废除君主制度并改为共和制、推行土地改革、废除贵族和教士特权、实行经济国有化等。因为本次政变参与者不乏左翼立场和亲苏人士，所以政策措施有明显激进左翼色彩。
政变后，政变军人领袖之一的门格斯图迅速崛起，并最终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最高领导人、国家新的主宰者、“德尔格”领袖，并垄断权力，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门格斯图和“德尔格”延续了革命和过渡期的政策，并导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土地改革从和平到暴力，许多地主资本家和教士被杀，外国资产被没收，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埃塞不仅在内政上试图“全盘苏化”，外交也全面向苏联主导的红色阵营。
但与苏东阵营及中朝等国的经济民生失败类似，埃塞门格斯图政权一系列政策也出现了相似的后果。激进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措施，反而打击了本就脆弱的埃塞经济。即便在苏联援助下，埃塞的工业和农业也没有起色。虽然埃塞人均GDP有所增加，但增速缓慢，相比海尔塞拉西时代并无改观。埃塞无论在世界还是在非洲都属于贫困程度较高的国家，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也和亚非拉迅速发展的新兴国家拉开距离、日益落后。
而更糟糕的，是埃塞俄比亚在门格斯图时代陷入更频繁的战乱。一方面，埃塞国内反对门格斯图和“德尔格”的势力凭借武装割据一方，与政府军长期对峙和战斗。这其中有反共势力、保皇势力、宗教势力，也有其他反对门格斯图独裁的左翼和共产主义派系。
另一方面，埃塞和邻国索马里爆发了残酷的战争，双方在苏联和美国支持下使用先进武器相互搏杀。而厄立特里亚独立问题也在困扰海尔塞拉西数十年后，继续让门格斯图焦头烂额，并消耗着埃塞的国力。为了维持对这块土地的统治、镇压反叛的厄立特里亚人，埃塞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政治代价、外交代价。这些内外战争都让埃塞蒙受人员和物质损失，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更为困苦。1980年代埃塞再度爆发饥荒，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口（30万人以上）饿死。
虽然门格斯图依靠苏联支持，成功在欧加登战争击败索马里，还扩张了领土，也压制了内部叛乱，但糟糕的经济民生让其政权始终不能稳定。门格斯图血腥杀戮反对者，数十万人（包括知识精英）被害，虽维持了政权，但对其厌恶和仇恨者也更多，许多人从和平反对派转向武装反抗门格斯图和“德尔格”。此时的“德尔格”蜕变为新的特权集团，把持埃塞各机构，人民穷困下军政机构人员却骄奢淫逸。门格斯图也从埃塞的解放者、推翻封建帝王的革命家，变成了荼毒人民的红色暴君、彻头彻尾的独裁者。
本来门格斯图确实依靠这些铁腕手段稳定了局势，将国家控制在自己及其铁杆支持者手中。但到了80年代后期，门格斯图政权的最大靠山苏联自身陷入多重危机，自顾不暇，对其援助大减。失去外援的门格斯图更加孤立，对社会控制力减弱，埃塞局势重新变得动荡。
这位枭雄预感到自己可能重蹈被他推翻的海尔塞拉西的覆辙，不得不做出妥协。1987年门格斯图在名义上结束“德尔格”军政府统治，让国家向文官政治转型。但实际上，仍由他和“德尔格”掌握埃塞国家权力。1990年，门格斯图宣布放弃列宁斯大林式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改革经济。但为时已晚。反对派已渗透到首都和各机构。门格斯图一度准备抵抗，但最终选择逃亡，一直生活在津巴布韦直到今天。
（三）后革命年代的艰难转型和停滞：1990年之后混沌、动荡、分裂的埃塞俄比亚
门格斯图独裁政权垮台后，埃塞俄比亚进入新的动荡期。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为核心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阵线（埃革阵）”成为埃塞俄比亚新的主宰者。新政权既非门格斯图和“德尔格”那样完全专制，但也并非充分民主。
埃革阵政权是混杂了多个反门格斯图势力的政治联合体。准确的说，是基于不同族群的联合体。其中提格雷人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提格雷人只是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少数族群、占埃塞人口不足10%。这就促成“提人阵”及其领导的“埃革阵”必须联合其他族群尤其少数派和被压迫族群，建立联合政府以维持其统治。
这样的政权确实要比海尔塞拉西的皇帝独裁、门格斯图和“德尔格”的军人独裁要多一些民主，但实际上是各派系强人内部的“民主”，以及脆弱的多元合作。当利益分配不均、边缘者反抗，平衡就被打破，国家也就陷入动荡。
事实上，即便门格斯图时期埃塞也是反对派林立和割据，而门格斯图垮台后各地更是群雄逐鹿，中央政府控制区域和能力有限。离心倾向最强的厄立特里亚最早脱离埃塞控制，在1993年更是正式公投独立。后来因为边界划分问题，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爆发长期的战争及零星冲突。而提格雷人、奥罗莫人、索马里人、阿姆哈拉人等各族群也都积极推动民族自治运动。虽然各族群及相关政治派别在很长时间内接受了“埃革阵”的整合和统治，但隔阂与矛盾一直存在。
后革命时代的埃塞俄比亚，不仅有族群矛盾和分裂，更面对门格斯图统治留下的满目疮痍。门格斯图和“德尔格”政权以“革命”的名义对埃塞大肆改造和破坏，如将私营机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和强征粮食、处决社会精英和技术人员、停止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等，都沉重打击了埃塞经济，损害了国家正常发展。贫穷落后、饥荒遍地，20世纪末埃塞的面貌与20世纪初几乎没有差别。
1990年代初的埃塞俄比亚，走出了门格斯图红色暴政，可国家分裂、民众穷困，这片土地上看不到希望。西方国家并不太关心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自由民主也不能解决民生危机。有了选举权的埃塞人，也并不能真正“当家做主”，而是仍然处于各种强人分割统治下。皇帝没有了，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了，人们失去了旧时的信仰，又找不到新的出路，普遍处在迷惘中。虽然1995年后的埃塞逐渐走上稳定和发展道路，但具体如何让国家富强，人们仍然充满疑问，前路仍然是不定的。
这样的现实持续到21世纪初，直到新的力量来到这块东非土地上。这股力量，来自遥远的东方。中国的人、资金、技术、经验，以及共同构成的“中国模式”，将悄然的让埃塞俄比亚走上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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