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4-13
【按：網見此貼文《毛的“五大秘书”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
这“五大秘书”，只有胡乔木一人因长期养病躲过文革一劫，其他人终局都不好。陈达伯被毛打倒，后被判刑18年；叶子龙因所谓“对毛搞秘密录音”，文革被关押审查7年；江青后来被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抓捕，被判死缓，后自杀。田家英最惨，文 革刚开始便自杀，死时只有44岁。
毛大权独揽之后，大搞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凡不顺其心意者，无论过去为他做了多少工作，立即抛弃、打倒，毫不留情。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之谜
作者: 王友群》
图：延安時期毛澤東的五大秘書（自左起）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陳伯達、江青》
這張照片的說明有誤，其中並無陳伯達，而第三第四彷彿也標名不對，第三不是陳伯達，第四是葉子龍？
毛澤東說他一生辦了兩件事：把蔣介石趕到台灣，搞了一場文革，這話應該說實事求是，直白無誤，不似此梟雄一生謊話連篇，而他辦事（治國）又全靠秘書，非常像有的中國皇帝一生治國靠太監，所以在中共這個制度裡，秘書（香港稱「文旦」）其實就是太監的功能，可能還有「章京」、「行走」，大概至今如此。
我的臉文已說過江青，葉子龍沒啥好說的，胡喬木低調陰險，也許來日有機會再說他，於是可說者有兩個：田家英、陳伯達，我曾有文稱「陈小雅乃国内评毛大家，出过三部“毛著”——《中国“废片”》、《中国“牛仔”》、《中国“丈夫”》，解构毛泽东三部曲，钩沉、考证、解析毛史，至今未见出其右者」，恰好她也有一篇田家英可引，我則寫過陳伯達，一併貼在下面。】
一、陈小雅：田家英命案探幽（2014-02-08 ）
探究发生在毛泽东周围的命案，不可能不注意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之死。他死前，曾担任毛的秘书长达18年之久。
田家英，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原名曾正昌。1937年12月到达延安。1948年8月，经陈伯达推荐，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先后掌管毛泽东与亲属的通信、交往，及群众来信；掌管毛泽东的图章、稿费和书籍；参与毛选与毛泽东诗词选集的编辑工作；并直接秉承毛命，参与起草第一部宪法、起草毛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以及从事基层调查研究工作。1966年，中共颁布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后的第七天--5月23日，死于毛泽东的藏书室--中南海永福堂内。终年四十四岁。
众说纷纭的"田家英之死"
田家英是被陈伯达、江青"迫害致死"，这似乎早已成为"历史的定论"。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来源于它的"概观性"。不论这其中有多少曲折和公私原因，施害者为一场巨大政治阴谋扫清道路，当事人迫于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来临时形成的心理压力，这总是第一原因。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概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事件描述的"模糊性"，并不能满足公众对重建历史原貌的要求，随着文革研究和对毛泽东责任追究的深入，这桩文革"第二大命案"自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事的最近起因，可以追溯到1989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问世。这本书，是由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和女儿曾自等主编的一本亲友纪念文集。但据董边在"编后记"中说，由于该文集把田家英的秘书、也就是后来《毛泽东传》的主编者之一的逄先知的同名缅怀文章作为首篇、并收入毛泽东给田家英的25封信，所以该书被冠以了今名。不论编者这个处理方式的主观动机如何，它在客观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的亲密的秘书之死，与毛本人是无关的。
在这本书中，田的亲友们关于田家英的死，是这样叙述的：
1966年5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长期藏在共产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威胁，在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选择的道路。〔1〕
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2〕
1994年报告文学大家叶永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在写到田家英之死时，虽然有意纠正了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尽可能还原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但在大的结论上，基本沿用了这个观点。
也许是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满意，2002年香港《动向》杂志刊登出一篇罗冰的文章--《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对田家英之死又给出了新的说法：田不是自杀而亡，而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并暗示，此事与毛泽东有关系。
自此，关于田家英的死亡，大致有了三种说法：
其一、用绳索上吊自尽；
其二、用五四型手枪自杀；
其三、被击毙。
而关于田家英的死亡原因，也可以概括为三种说法：
其一、陈伯达、江青迫害致死；
其二、王力、关锋、戚本禹迫害致死；
其三、毛泽东、汪东兴谋杀致死。
而所谓"谋杀"论，据说又是以"三个悬疑"为依据的：
其一，田家英死后，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定的"验尸"程序？
其二，有关田家英问题的档案资料为何失落？
其三，与汪东兴一同前往，同田家英谈话的警卫朱国华为何自杀？
据罗冰文章说，这三点悬疑，是在中共中央组织部1978年已经作出了关于田家英命案的调查结论之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于1980年4月，根据田的家属来信要求，责成汪东兴交代的。
但是，罗文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1989年由田的亲友、同事编纂的那本纪念文集的结论的支持。而且，2002年12月的《明报》月刊又刊出一篇当事人戚本禹所写《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全面反驳了罗文的要点。不仅如此，还把本案的直接掌控者周恩来和安子文一派人物抖落出来……一时间，这桩本来看似尘埃落定的命案，又陷入众说纷纭之中。
显然，关于本案的争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事实的真相、党纪国法、正义与非正义，而且牵扯到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若要蠡清这桩历史旧案，就必须分清事情的层次，才可能有所谓"公允"之论。以下，是脑伤之后的笔者，于阅读之余暇，对事件过程及相关评论所作的一种"梳理"的尝试，在此提出，希望就教于方家。
二、老夫子
偶從網上讀到陳伯達後事，文中稱其淒涼暮年，送葬人皆「含泪啜泣」，這位「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與林彪（副統帥）、江青（毛妻兼旗手）之下場，幾無不同，含義是什麼？僅從人性而非政治角度，只見毛澤東之冷酷而已；然而歷史還有冷酷的同構和重複的機制，这些風雲人物的悲慘命運，還會光顧今日檯面上的得意之徒，卻是說不定的；又因為中共至今不肯「非毛化」，則那個梟雄的鬼魂也會光顧今日的「加速師」。我的《西齋深巷》聊到陳伯達，這位一生伺候毛澤東的大秘書，也頗有些典故，這篇『老夫子』有個上篇『閻王殿』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1028890443331。
话说那厢中宣部的陆定一遭殃，这厢《红旗》杂志的陈伯达却如日中天，同在沙滩大院里，却金石粪土。一九六六年林彪有一个“五一八”讲话，陆定一就倒了，而五月廿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江青还在陈伯达的手下，一口一个“老夫子”的叫他。
因此在沙滩大院，不会有陈伯达的大字报，不仅他的“隐私”绝无外泄，还照旧偷鸡摸狗。住在“红后楼”的一个《红旗》女职工，我们管她叫阿姨，是陈的秘书，伺侯他极精心，一日见陈伯达办公室深夜还亮着灯，便做了碗面送去，又怕惊动“首长”，未敲门而入，不幸撞见“首长”的幽会，那阿姨吓得失手摔了那一碗面，尖叫逃走。可是，她转眼就成了“反革命”，日后死去活来，待六七年后我再见到她时，已成一白髮呆滞的老媪。然而，那深夜与陈伯达幽会的另一女职工，却飞黄腾达起来，年年陪陈上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道“检阅”欢腾跳跃的红卫兵，或者是钢甲铁戟的解放军，也进大会堂里去开了“九大”﹑“十大”。自然，此人也不免与陈伯达一损俱损，逃不过成为另一个“反革命”，另一个呆滞的老媪。
对于陈伯达，大院小孩们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福建人，讲了一口闽南话，没人听得懂，作报告、发指示，都要有人翻译。陈伯达是“大秀才”，还有如康生、胡乔木、胡绳、吴冷西等，他们在知识水平上，并不比毛泽东高明，畏其如君是很自然的，他们本身也是没有什么思想和见解的，基本上只是一个文字匠，这样的人处于高位，在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力集团中唯有形同寒蝉，战战兢兢，到了权力倾轧的关头，也是转瞬就成粉齑的，所以他们的心理恐惧是日日夜夜的，巨大的紧张，唯有靠阴谋释放，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皆如此。
中共的“秀才”帮，大致是抗战时代去“延安圣地”的大学生，为中共聚集了大量人才，这也是日后这个流寇型的暴力集团能够成功执政的关键。青年学生进入“党的体制”，而党内已有森严的等级阶层、意识形态、禁忌规章，要循规蹈矩才能生存、上升，所以出人头地的标准不是才能而是政治技巧了；所谓能力，也是文字狱刀笔吏的能力、大批判的能力。文革初期，更有一些讼棍、文字密探式的人物，有的一时得势，如姚文元、戚本禹；有的得势又失宠，如阎长贵、林杰、阮铭等。
因陈伯达的权势熏天，《红旗》杂志一度成为文字狱总部，派出大批“文化警察”赴各地，犹如钦差大臣，清华附中之张承志首倡“红卫兵”即由他们发现，而遇罗克亦被他们诱出捕杀。甚至，文人陈伯达借文革之机，跟共产党里跋扈的将帅们较量，乘毛泽东林彪整肃各元帅大将之际，暗示关锋鼓动“夺军权”，党内“笔杆子”与“枪杆子”的摩擦、倾轧实乃一大政争，可见“秀才”在中共内部的实力，并不逊于那些将帅，尤其“和平建设”时期，军人即无战功可立，反有觊觎御座之嫌，所以“文化大革命”一来，元帅大将们个个落难，而秀才文人当道，陈伯达飞扬跋扈。
陈伯达这个“第一刀笔吏”，最终也毁于“笔墨之祸”，很搞笑。一九八〇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指控陈伯达的反革命煽动罪的主要罪状，是一篇社论及其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五月卅一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是邓小平让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社挑选来的，陈伯达说“部队的几位同志我都不熟悉”；《红旗》杂志也派了两个人。这天上午，陈伯达康生还在钓鱼台八号楼召见工作组成员，讲了谈写社论的事情，陈伯达主要讲了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说这场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等等。并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就按他刚才讲的内容来写。这篇社论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回忆，他曾问父亲：“你为什么在法庭上对事情不做解释，只是说社论是你口说的，还说‘可以判死刑’呢？”陈伯达答道：“社论不是我写的，但经过我审改，我不能牵连别人，自己一人承当就是了。既然定为反革命煽动罪，那还不是想判死刑。罪名都定好了，还说什么呢？所以我说‘可以判死刑’。”
林彪出事后，陈伯达成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被判有期徒刑18年，1981年11月被保外就医，1988年9月刑满释放，实际被囚禁十年。1989年9月20日因病去世，时年85岁。
三、筆墨官司
说到《红旗》杂志了，我就接着说说父亲在其中的灾祸。
这本《西齋深巷》开篇就写道：十一岁那年父亲从省报，被调到《红旗》杂志社当编辑，于是全家顺京沪线去了北京，住进沙滩景山东街西头的这个“西斋”……爸爸进了沙滩大院，便一辈子吃“笔墨官司”，原在杭州做报馆，我觉得他还自在，夜班时常常带我在众安桥一带吃宵夜，他自己的唯一乐趣，就是有许多旧书摊可逛。进了京师光景大变，他在“五四”红楼背后的那栋大楼里，跟中共的那班“章京”﹑“行走”们（即秘书帮）挨得很近，日日随他们舞文弄墨，惹出无数是非，文革中自然也构陷在里面死去活来。
待我渐渐懂得一点文墨的窍门，才知道爸爸的确写得一手好文章，却一生“替他人作嫁衣裳”，很少留下自己的笔墨。他的文采大都只能挥洒在给我们姐弟以及友人的书信里，文革中唯一让我读着舒心的文字，只有爸爸每次的来信，那不仅在教我如何做人，也在教我如何作文，只是我永远学不来他行文的那种不紧不慢。
为文如我父者，该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他永远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久了似乎不会说了，所谓“失语”），可他必须捍卫文字的逻辑和通顺，常常为了一两句措辞的修饰，跟那班通天极有权势且自负的“大秘书”们，吵得不可开交，也免不了出他们的洋相，颇遭记恨。然而，他又总能因文字和逻辑的通顺而获得平衡，那些荒谬理论不管他的事，他也无能为力，只是心里很鄙视大秘书们。他也很自负。
晚年，他曾对我言不由衷的说，他先后伺候过多位“大秀才”，如陈伯达﹑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等，终于都不欢而散；同行中也颇多宦海沉浮﹑大红大紫又头破血流、人间不耻之辈；晚辈中激流勇退的极少，大多善于鑽营之徒，于今权力中枢还有几位，已是当年陈伯达﹑胡乔木的角色。他只觉得自己身首尚全，捱到一个淡泊的晚年，已属幸运了。
他最险的一次笔墨之祸，在文革之初。当时陈伯达权势熏天，已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也爬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穿著一身军装。爸爸一直管《红旗》的评论，那个时期所有祸国殃民的“社论”最后都由他修订发稿，一九六七年夏天突然栽进“反军”社论的大祸中。
那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住在东湖宾馆，却遭遇了湖北军区独立师和保守派“百万雄师”的冲击，惊吓了毛泽东，事后自然追责王任重陈再道，毛还签发了中央的一封信，信中已经使用了“军内一小撮”的说法。随即当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文内就有“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等字句，这是关锋送来的稿子，已是第十三稿，父亲自然也发了。
谁知毛泽东忽然变了脾气，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陈伯达竟拿爸爸是问。爸爸言之凿凿对专案组说，陈伯达看过这稿我才发的，第十二稿上有他的笔迹，文稿中用了“银样鑞枪头”，是《红楼梦》里的一典，“鑞”字写成“虫”旁，但《红楼梦》里的“鑞”字是“金”旁，陈伯达改了这个字，这是证据，他让专案组去查原稿。（看来陈还是胸有点墨，爸爸事后对我回忆时，还笑着说。）
但爸爸还是被抓起来。他没想到，陈伯达竟说：你历史不清楚，要审查。什么历史？匪夷所思的是，那与台湾有关。一九四六年﹐武汉大学好象闹了一场学潮﹐军警冲进校园打死了学生（蛮象半个世纪后的“六四”），当局通缉七个学潮的主事者，名单上有政治系一个读了多年不毕业的学生，叫苏长青，他逃走了，辗转广东、香港，最后到了台湾。妈妈也在武大读中文系﹐一年多捱到毕业，她出川直奔上海，买了张船票去台湾找爸爸……他们先后在台东、新竹等地，以教书做掩护，未几还是回到大陆来，可是爸爸向“组织” 再也说不清他在台湾的经历了，因为他的熟人都没活下来。
九十年代初，我从欧美数度访台，每一次都暗暗揣着一个荒诞：这边没有人知道，我父亲恰好是四九之前逃离台湾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地下人员，他当时的身份是新竹商业学校的国文教员，妈妈则在新竹女中。虽世事沧桑早已黯然，我来台湾的心情还是有些异样，似乎总想替爸妈了却一桩他们再也不能的心愿，比如回一趟新竹，看看旧居什么的。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第三次去台北，第一个跟季季说了这秘密。她在中国时报主编《人间》副刊，九〇邀我访问过台湾。她说她去邀当时还在新竹师范教书的诗人席慕容一同去，因她有私家车，路较熟。那时还没有捷运。
我这种心情尤其是为了妈妈，一九四八年新竹女中那个四川口音很重，还有些口吃的国文女教员。爸妈一生坎坷中最令我动容的事，至今没有一件比得上妈妈当年只身飘洋过海的勇气。妈妈是四川达县人，瘦小而纤弱，却脾气出奇的刚烈。读武汉大学时，她爱上了政治系从成都来的男生苏长青，校刊《武大新闻》的总编辑，全校时事座谈会的主持人……四七年底妈妈在荒凉小城台东跟爸爸会合，不久便在永无宁息的太平洋涛声中生下一个女孩，长我不到了两岁的姐姐。爸爸后来对我回忆，他们在台湾一年半，为了隐蔽先后换过四所学校教书，而那时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已经到了台湾警备司令部。
我随季季和席慕容到新竹，找到那间女中，如今一片砖瓦水泥建筑，没有什么能让我引起联想的景致。爸妈他们曾经住在一间什么样的房子里呢﹖我四处寻找，忽见一排并不葱翠的竹子，掩映着几幢旧平房，像是有些年月的。我便驻足在这里，让自己去想象半个世纪前一对年轻四川夫妇在闽南话氛围中的孤寂和陌生。
“如果不及时离开台湾，我们一家四人都会惨死在那里，或者瘐死火烧岛——当时你尚在母腹中。”爸爸暮年给我写信说。“四八年十一月底，我们就经基隆回到上海了。长江已封锁，不可能北上。在复旦大学住了一阵子，来年三月初，我们乘沪杭晚车至杭州，第二日晨在杭州南星桥登上木船，当天下午黄昏在浙江诸暨县一个内河码头进入浙东游击区。”此即爸妈落脚浙江的缘由。可是妈妈跟爸爸回到大陆这边，四九年的政权一上台，就枪毙了她的父亲，一个四川的老同盟会员。妈妈受了刺激，一生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连对我们的母爱都难以自然施展。她常常为此而哭。
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大疯狂一来，京城里多少这新王朝的王侯将相都家破人亡，我父亲那种类似写邸报的差事，不过七品以下的芝麻官，原不会有大的麻烦，但後来也被钓陷在里面死去活来。沙滩大院“红前楼”四号门二楼西侧单元的苏家，转眼人去室空，我的姐姐弟弟，一个去了黑龙江，一个去了云南，我也流落在中原，京城里只剩可怜的妈妈，一个报馆里的编辑，每天清晨巴巴地侯在沙滩大院前门，远远望那黑帮队被牵出来，好看我父亲一眼。她不敢去问专案组父亲是何罪名，有一次打电报给我称“母病重”，我赶回北京到她床前，她说：“晓康，妈只有求你去问一声。”后来我鼓足勇气，走进专案组，就设在当年的孑民堂里，我发现里面都是军人和工人，原来当时进驻《红旗》杂志社的，是一支军宣队加工宣队——这里的旧主人周扬，已经不知道被抓到哪里，也生死不明，而他正是创造“工农兵文艺”的鼻祖，这种难堪，甚至都不是一句“乌衣巷口夕阳斜”能够形容的了。有个工人模样的接待了我，我说我想知道我父亲犯了什么罪？那人轻描淡写的说“还没查清楚”，就把我打发了。
我终于见到父亲，已在一九七〇年的早春。我那年二十一岁，乘京广线火车回北京，黎明时分路经石家庄，忽然很想去看看在干校里被打成“军统特务”的父亲，就跳下了车，只知道一个村庄的名字，便钻进雾霭霭的晨曦里赶起路来……父亲很惊讶我的出现，从他住的屋子里拉我到外头一堆秫秸杆后面，靠定了掏烟，顺手还递给我一支。我从未跟父亲这么接近过，待这次贴近了看，他已呆滞、苍老，聊了一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父亲送我回车站，说他顺便也进城洗个澡。我们父子俩在华北平原的冬日里沿田埂朝城里走。父亲一九二三年生人，那年不过四十七岁，比我逃亡海外时的年纪大不了多少，可七〇年那个早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一下子衰老了、驼背了、蔫了，他四十四岁遇文革，被陈伯达打成特务，几乎下狱，七五年出头时五十二岁，是十年的坎坷；以后又顺了，直到活到八十岁，所以他还是得到了二十八年的平稳生活，可是我至今记得七〇年华北那个早晨的雾霭中，父亲的脸蒙了一层锈，再也没有涤青，永远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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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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