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外望｜反思文革60周年（三之三）——民間反思力度不足

程翔

2026 年 5 月 14 日

60年來，在官方刻意抹去其歷史罪行的大環境下，民間也有不少人自覺搶救歷史，力圖為下一代留下一些歷史真相，在中共官方的強力打壓下，他們的貢獻顯得特別可貴。

一，民間的努力

文革後60年來民間知識份子的努力雖然數量有限，但成果顯著。民間的努力，要數宋永毅等少數知識份子力求建立資料庫及網上文革博物館等最為顯著。

宋永毅是文革研究領域最重要的民間學者。他自1998年起主導建立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這是迄今最宏大的文革及當代史料工程。

• 文革資料庫（1998年啟動）：收集了3000多萬字的原始文獻，包括500多種紅衛兵小報的完整編輯。該資料庫包含中央文件、毛澤東指示、群眾組織資料等系統性第一手材料；
• 廣西文革檔案專案（2016年出版）：五年間收集18冊、36卷、700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記錄了14-15萬非正常死亡和失蹤人數，以及421例「人吃人」事件記錄。這填補了區域性大屠殺研究的空白；
• 湖南道縣大屠殺檔案（2017年與程鶴合著出版）：系統記錄了另一地區的文革大屠殺真相；
• 《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2010年）；
• 《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2013年）；
• 《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運動資料庫》（1949-1956）等相互關聯的資料庫。

這些資料庫共收集約40,000份原始文獻、1.2億字。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評價這些資料庫為「進一步研究當代中國提供了一份宏大的奠基石」（A monumental foundation ston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見他為宋永毅主編的資料庫「《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系列」撰寫序言時寫的評價）。

王友琴（個案採訪與受難者記錄）是另一個可敬的學者。她採取了與宋永毅不同的路徑。她自1980年代起單獨進行田野採訪，收集第一手資料，記錄文革中受難者的個案情況，為失蹤者、死難者建立具體的人物檔案。這種微觀個案研究補充了宏觀資料庫的不足，使受害者從數字轉化為具體的人生悲劇。她還在2000年做了一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頁，令這些受難者在虛擬世界總算有了一個墓碑。

香港民間學者武宜三等人歷時十多年研究整理，收錄了約33,000個右派分子條目，包含了死難者和受迫害者，編輯成《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也是民間搶救歷史的一個典範。

中國雕塑家陳維明先生更自資在美國加州建立一個「自由雕塑公園」，以巨型雕塑來記錄共產主義的災難。他還計畫在園內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館」（在2021年6月4日奠基），希望能夠成為民間紀念活動的一個重要園地。

儘管這些學者的工作意義重大，但確實存在嚴重的規模不匹配：

• 做這件重要工作的學者總體數量極少：相對於「成千上萬被整得死去活來的知識份子」，從事系統文革研究的民間學者不超過十數人；
• 資源限制：宋永毅等學者主要依靠海外機構支持（如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在國內難以開展大規模工作。宋永毅1999年回大陸收集資料時曾被逮捕，2000年才被釋放；
• 傳播受限：這些資料庫主要在海外出版和流通，國內民眾知曉度有限；
• 官方壓力：中共對文革討論的嚴格審查，使民間努力舉步維艱。

因此，雖然宋永毅、王友琴等學者的工作在學術上具有奠基性意義，但相對於文革的巨大創傷和受害者規模，民間的聲音確實顯得蒼白微弱。由於缺乏官方支援和社會層面的集體記憶工程，使得文革真相的挽救工作淪為少數海外學者的孤獨堅守。

在文藝創作方面，中國經歷的災難遠比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更為深重，中國卻出不了如《古拉格群島》這些「諾貝爾獎」級別的名著。相比之下，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時期，卻不斷有名著傳世，這些著作無情地揭露共產主義的種種反人類罪行，例如：

• 法國作家安德列·紀德（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雖非蘇聯作家，但因其對蘇聯制度的批評而著稱。
• 帕斯捷爾納克《齊瓦戈醫生》（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這部長篇小說通過醫生主人公在俄國革命中的經歷，深刻批判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暴力與非人性。作品因其對蘇聯制度的隱晦控訴，被克里姆林宮定性為「反蘇挑釁」，帕斯捷爾納克遭到驅逐出作家協會的處罰。
• 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這部史詩般的紀實文學對共產極權社會進行了「入骨三分的刻畫」，通過古拉格勞改營的真實記錄，系統揭露了蘇聯制度的邪惡本質。
• 約瑟夫·布羅茨基（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這位俄羅斯詩人因其對權力的詩歌抵抗而獲獎。
• 阿列克謝耶維奇《戰爭中沒有女性》（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這位白俄羅斯女作家在獲獎演講中直言，蘇聯理想是「建立人類社會的天堂，但結果卻是鮮血的海洋和百萬受害生命」。她在蘇聯時代的著作因描寫戰爭殘酷性而被禁，直到戈巴契夫時代才獲准出版。

為什麼中國出不了這類有分量的作品？

筆者認為這固然是反映部分中國知識份子的軟弱性，但政治高壓與生存制約等原因令他們禁錮自己的思想。他們的反思能力不亞于蘇聯同行，但缺乏挑戰政治現實的制度空間與安全保障。

在中國，知識份子面臨難以想像的壓力：

• 制度性恐懼與自我審查：經歷文革的恐懼後，中國知識份子形成「條件反射式自我審查」，因挑戰政權輕則失去自由，重則失去生命的「恐懼」，使人無法施展所長而非個人膽量不足。再經過「六四屠城」後，90年代中期知識精英更出現「整體痞化」，轉向「道德自殘」謀生 [1]，而非勇敢抗爭。
• 依附性生存結構：毛澤東把中國知識份子形容為「附在皮上的毛」，工作和生活條件完全依附執政黨，無法獨立存在。他們縱使想學以致用，但客觀條件根本不容許這樣做。
• 歷史教訓的代際傳承：反右、文革、六四等災難使知識份子三代受害，自覺遠離政治，以及因為傷痛甚篤，大多不欲多談，以免勾起傷心事。筆者曾經接觸過很多曾經受苦受難的知識份子，他們都坦言不想再揭這些歷史傷疤，以免二次受傷。可見這種傷痛確是痛入心扉、傷及靈魂的。他們不願回憶往事，良有已也！

當數以萬計的、有親身經歷的知識份子相繼離世後，記載民族傷痛的創作（無論歷史的、政治的、文學的或者藝術的）將進一步凋零。這不單是中華民族的損失，從防範極權災難的角度看，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損失。

 

[1] 袁劍在其作品《中國：奇蹟的黃昏》中對90年代中期後的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這段時期的知識菁英表現出顯著的整體痞化傾向。他認為，知識精英未能堅守原有的理想主義或社會責任，而是以漫畫般的方式展示了改革價值的流失。在利益誘惑或生存壓力下，知識分子傾向於放棄操守，轉向一種趨利避害的、甚至是自我羞辱式的「痞化」生存方式，即所謂的「道德自殘」。他們不再扮演勇敢的批判者或抗爭者，而是選擇與體製或資本合謀，在90年代中後期民族主義和商業主義浪潮中尋找位置。袁劍的這種論斷，旨在批評中國知識分子不僅沒有成為社會道德的堅守者，反而成為利益追逐和主流意識形態塑造的推手。

文章来源：追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