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嘏德，这个名字是她的中国父亲从康熙字典里给她起的。1951年，3岁的她从奥地利蒂罗尔山区，跟随母亲和中国继父前往沈阳，在那里生活了21年，经历了文革。
（德国之声中文网）Gudrun Alber是她的德语名字。1948年出生的她，在奥地利蒂罗尔山区由外祖母抚养到三岁。她的母亲在英国认识了她后来的中国继父。三岁的她随着母亲和中国继父，乘船前往中国沈阳，那是1951年。
与家人一道，她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也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下乡劳动等等。
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为了红卫兵，这样“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
她曾经历沈阳的武斗。
1972年，方嘏德离开中国，回到奥地利，在那里读了大学、结婚、工作。后来，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中国父亲相继也来到奥地利。
如今，她与家人生活在维也纳。
在接受德语媒体采访时，她和家人曾讲述过，回到奥地利后，对他们来说，适应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此次德国之声对她的电话采访，则主要请她讲述了在中国的岁月。她用中文接受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详细内容，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
上篇：红卫兵、劳动与“第二个白求恩”
下篇：大字报、“鸡蛋人”与沈阳的武斗
您为什么决定回奥地利？
从小我妈就跟我说，你的前途、你的将来是欧洲。我妈一直灌输我，让我回到欧洲来。
我当时在工厂里上班，隔壁的工厂是一个机械厂，男工人比较多。我师傅经常来给我说媒，隔壁那工厂有个小伙子看上你了，要不要我给你拉拉线，做个媒人。我说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时候我二十岁了，大家都来给我说媒，可吓死我了。我从来没有说我在中国要成家立业，因为我看到我那些同事，结婚了以后生了孩子，56天就背着小宝宝到工厂里去上班，好辛苦。我就想，不行，我绝对不能在中国扎根，我绝对不会找一个中国人当做丈夫。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在中国，一举一动，大家都在看我。我长得是欧洲人的样子，蓝眼睛、黄头发，在中国特别显眼。如果我在中国要找个对象，那就得出去看看电影、压压马路、逛逛公园；如果不成的话，就会被说成是“破鞋”。所以我在中国一个男朋友都没有，也没有这个想法。
被贴大字报
然后我快要离职的时候，好像离职的第二天，工厂里给我贴了大字报。整个走廊里，那个长廊里头，都是大字报，都贴我的，说中国人民给我养育成长，然后我现在要享受资本主义的生活，要到欧洲去，要到奥地利去，要到国外去，就是写的那些东西，好像是我没良心怎么怎么的一大堆。有一个纺织厂里认识的一个朋友，挺好的，跑到我们家来告诉我，说今天工厂里贴了好多好多大字报，关于你的事儿，批评你。我一听，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脚正不怕鞋歪。
第二天，我就到了沈阳的外事处，找他们的领导人。我就提出来，第一个，周恩来说，外国人不介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给我贴那么多大字报。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情。外事处的人劝我，说不要着急。那个时候已经同意我回奥地利，但还没有完全批下来，他们也很小心。然后说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直接派了人到了工厂，把那个大字报全撕掉了。
之后工厂领导给我父亲打电话，说到我们家来，跟我赔礼道歉。我父亲跟我说，你今天下午在家里待着，厂里的领导过来看看你，给你赔礼道歉。我一听，一气之下就走掉了。我说我不听他们的赔礼道歉，都是装的。我不理他们，来了三次，我都跑掉了，没有接受他们的道歉。
我们家我父亲呢，在文革期间，皮肉上没有受到冲击，妈妈也没有受到冲击。妈妈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得到。因为妈妈人很好，我妈妈性格很好，不跟人翻脸，吵架什么的都没有。所以我们家就算是跟当时在中国的很多欧洲人家庭比，那我们真是不错的，没有受到皮肉上的冲击，精神上是有的。当时那时候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
老外的称呼
你说我为什么要回奥地利来，因为我长得就是欧洲人的样子，在中国虽然我说中文，我到哪儿去都是（外国人）。还有当时在中国，我们一些邻居还是同学，在我背后都叫我黄毛子、大鼻子杂种，当我面叫我名字，背后都是黄毛子、大鼻子杂种这些东西。
在奥地利，有一次我在中国餐馆去吃饭，我跟老板娘很熟。那天刚开门，有一对夫妇是中国游客，他听我说中文，就跟老板娘说，这个老外会讲中文呢，讲得这么好。然后我就对那个中国人说，在这里你不能叫我老外，你们是老外。我说你们中国人在公交车上，在欧洲什么地方，一说就是老外怎么怎么的，好像到处都是他的国家，挺有意思的。
我先生就说，有一次，——因为他原先在大学里教书，搞过一次好像是一个课题，叫包装学，他就说，我太太这个包装是欧洲式的包装，里面的货是中国货，你明白吗，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思维都是中国的，长相是欧洲人。
很多在欧美长大的华裔孩子，人家称他们叫什么人，你听说过没有，对，对，香蕉人。我当时就想，我是什么人呢，我想一想，我是鸡蛋人，煮熟的鸡蛋，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我就称我自己是一个鸡蛋人。
我还是说，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有好的地方，我都维持着。所以说我的童年，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来还是一个很快乐、很愉快的孩子。因为家里条件也不错，父亲母亲对我们都很好，邻居也不错，同学关系也都很好。所以我回想起我的童年，一直都是很愉快的。
后来我在奥地利读了大学。也结婚了，工作，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的命挺好的。我没有受过那么大的苦，想做什么，好像就都能做到，就能得到。
我在奥地利的时候，也在大学里教过中文。
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父亲从《康熙字典》里给我找出来的。他跟一个朋友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用哪个字。那个“嘏”字，是一个很少用的字，意思是幸福。“德”就是道德的德。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一个是幸福，一个是道德。
后来我也常常回中国。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去过二十多次，二十四次、二十五次。1972 年我回到维也纳，1974年跟一个工业展代表团在中国，在北京的工业展览会上做翻译。1974 年是第一次回中国，最后一次是 2018 年。
Helmut Opletal博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个人崇拜与红色印记》一书中采访了您，您提到您的母亲在文革中曾不得不烧掉一幅玛丽亚画像，以防被抄家。小的时候，母亲对您的教育有天主教背景吗？
完全没有，我就信我自己，啥也不信。对，文革期间，我一个挺好的同学找到我，说方嘏德，你们家有一张天主教玛利亚的照片，你得给它毁掉。 破四旧嘛，不然同学会到你家里去抄家的，这个一定要毁掉。我就回家就跟我妈说了，我妈说那咱们就给烧掉吧。摘下来，放在后面院子里弄点稻草，一点火就给它烧掉了。
当时在我们家还有来抄家的，我也经历过。 那个时候是66年8月份、9月份，到我们家来抄家。因为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是被说牛鬼蛇神，那个标签呐，天天带这个袖标，上面写的牛鬼蛇神。他们怀疑我父亲是CC特务，那个CC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是蒋介石的朋友吧，当时好像是他们资助国民党有这个奖学金，我父亲从他们那儿拿到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的。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情父亲被当成CC特务。
他们就去查，所里面就去查。父亲他是头脑很清醒的，他是哪一年哪一日见到什么人跟什么人说话，他都全都写下来了，那人家就去查了，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他当时就为了得到这个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一定要加入国民党，他就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呢，他根本没有什么活动都没有。就是你说：参加了这个党、加入国民党，就给你奖学金。后来就在英国深造，就这样。回来以后呢，那个时候是周恩来说的号召知识分子科学家回国， 建设中国。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是爱国嘛，就跟他的一些教授、还有一些同学就回到中国来，来建设社会主义，就这样。好心好意的结果呢，被打成什么CC特务。然后呢，怎么查都查不出来，这个事情花了很多很多钱没查出来。
刚才提到的书中您在采访中说，当时沈阳有一些不同的派别，您父亲加入了其中一个派别。
他加入了叫什么硬骨头派工人那一派。还有一派叫什么红旗派，是知识分子那边的。这个硬骨头派就是站在我父亲这边，就帮了我父亲。有一天，父亲晚上七点多钟被抓到这个办公大楼里，不让回来，说要审他、审查他，然后我妈妈就着急了， 说怎么办呢，父亲被抓了。我就说，那我去找个朋友，我找一个同学，院里的一个小姑娘，我跟她挺熟。她父亲是这个硬骨头派的头头。我就找这个小姑娘，说你告诉你父亲，我父亲被抓了，想办法能不能给他保住，别受到什么皮肉的那个冲击，或者被打呀，怎么样的。然后呢，好像她父亲马上就通知了部队，当时好像是硬骨头派跟军队也有什么派连接在一起的。结果后来早上五点、四点多钟，把父亲放回来了。父亲就回来了，回家了，没有受到这皮肉上的冲击。
那个时候就是乱怀疑、乱抓人，然后是挺可怕的。每个人都要表现自己嘛，是不是？
书中的采访提到，您还见过沈阳的武斗？
有武斗，见过大枪给我吓得马上就藏到那个树丛里头去。有，在院子里有动枪的。然后有一次，跟我妈妈到附近的一个商场去买东西。 然后走在大马路上，那个时候年轻人造反派，他们就到部队里拿大卡车拿那个部队的枪。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好像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就让他们去干嘛是怎么回事。那年轻人呢，十四岁、十五岁就去拿枪拿大卡车。 不会开就在马路上乱开呀。然后我跟妈妈在马路上走，看到一辆大卡车、第二辆大卡车过来，都是年轻人站在上面拿着枪。然后有一个就喊，哇，美国佬！就看着我和我妈拿枪比划，给我吓得赶紧把妈妈给拉住。马路旁边有树丛，我就躺在这个树底下去了，给妈妈也拉到树底下。 然后，因为他那个车子司机没有看到我们，车是向前开的嘛，所以就过去了。所以是很可怕的。后来我就跟妈妈说，我说你千万不要出门，你不要出门，不让妈妈出门。
短波听林彪事件
还有一个事情。66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收音机坏了。因为当时每天都要听新闻嘛，我就跟我妈说，我把那个收音机带上到城里去修。到一个修收音机的公司，公司也比较大，好多好多桌子，里面很多工作人员，一个人拿我的收音机放在他桌上，我都可以看到的，他就是隔一个隔板嘛。然后他看了，好像里面一个什么灯管要换一下，他换了一下，然后他在后面又调一下东西， 咔咔咔咔咔咔。我就看他后面调什么东西，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无所谓，后来他说修好了。他就告诉我，你不要听短波，我说我不听短波。我拿回来以后呢，当然了，我是听短波的，我都听日本的，春夏秋冬有短波，我听短波的地下电台。 那个时候，哎，我就发现听不到了，什么都听不到了。那我就想了，好像在后面拨什么东西，我就用想象力，哪个方向，哪个方向，试拨了两下，哎，短波出来了。那个时候修理收音机的人呢，他的任务是短波全都给你关掉，不能听的。收音机里是有这个，你一关掉，你不懂这些东西，当然听不到了。
后来我就听短波，我妈也听短波，我妈听德文的。有一天，林彪事件，1971年底。我听广播听到了，就说林彪被击落下来了，死了。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了这个事儿，我妈就把这事儿跟我父亲说了。我父亲下班回来晚上给我叫到他房间里，他说，你现在已经是成人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听到的东西不能跟任何人说。他说我今天听你跟你妈说关于林彪这个事情，如果你说出去了，你的头会掉下来。父亲很严肃地跟我说，千万不能跟弟弟说这个事情，任何人都不能说，你可以听，你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分析，但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说爸，你放心，我就跟我妈说了，跟其他人没有说。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说我都没跟你说嘛，我只跟我妈说了。
这个事情呢，林彪的事情我是最早知道的。隔了两个星期以后，我们邻居有一个退休军人，他挺喜欢跟我聊天的。 一会儿就过来说，方嘏德，我有一件军衣领子，——他知道我会缝衣服，他说你能不能给我翻过来，我的领子前面都破了。我说我没做过这个事。他说，帮我做，他挺黏我的，我就帮他做。然后挺愿意跟我聊天的。有一天在我下班回来的路上，好像他也在路上碰到我了，骑着自行车。 他就跟我说，方嘏德，我告诉你个事儿，什么人都不能说，林彪的飞机降下来了。我就跟他说，这事儿可不能说呀，会掉脑袋的，我跟你讲。我还挺严肃地跟他说，其实我心里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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