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書摘】2026-5-14
十九、零八憲章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一份名叫《零八憲章》的聲明，從北京經由網路發出，出現在美國境內的中文網站上，以英譯版出現在《紐約時報書評》。此消息透過媒體瞬間傳遍全世界。這是經過細心斟酌寫成的聲明，列舉了從言論自由到憲政到教育到環境保護的種種政治理想，可看成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血腥鎮壓所間接導致的結果。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中國共產黨的道德權威已淪喪到幾乎蕩然無存。一九八○年代的政治理想主義者已對這個政權的所有統治者死了心；其中有些人已跨到「體制外」，有些人則離國。留下來的人，這時把這個體制視為只是個機器，一個既不符他們的理想、也不配他們信任的空殼。中共政權開始提供他們賺錢機會和膚淺的民族主義，把它們當成可供人信仰的東西，但若要找到道德理想或政治理想，只能往別處尋。
以表面的順從掩蓋對中共政權之反感的中國人民，遠比該政權所想要承認的多了許多。抵抗者不只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有社會許多領域裡的平民百姓。中共政權掌控幾乎所有有形資源，竭力維持表面的安定，但表面的安定和底下的抗爭始終格格不入。二○○○年代初、中期在多個領域的許多案子裡大展身手的維權運動，以及每天平均有兩百多件「群眾（抗議）事件」，足以證明民心的不滿。
知識分子開始私下探索可以如何轉換陣地再出擊。對某些知識分子來說，瓦茨拉夫．哈維爾等東歐人能提供助益。在哈維爾的著名文章〈無權者的權力〉中，他寫道極權主義和人的正常生活背道而馳。生活始於自我，極權主義始於控制所有自我的一個體制。毛澤東說，對革命者來說，生活就是反抗。哈維爾不這麼認為，說生活就是生活。生活可能有反抗，但始終不只有反抗。天安門事件後，這種新思維愈來愈受中國境內年輕人青睞。這思維令他們認識到，人可以拿自己的處境和判斷作為人生的起點，不再需要抬頭望著什麼權威。然後，隨著人們自行選擇準則和理想，他們會發現可作為新共同體和休戚與共精神之基礎的天生契合之處。網路成為把人湊在一塊的一大推手。感到孤立的人遠比以往少了許多。
東歐的影響，特別是哈維爾的影響，明顯可見於《零八憲章》一名裡。它仿《七七憲章》而取名，《七七憲章》則是在一九七七年，即一群自稱「宇宙塑膠人」的捷克年輕人，因用歌曲唱出捷克政府所不認可的東西而被捕——且其中某些人被關——的一年後，出現於布拉格的「公民倡議」。對瓦茨拉夫．哈維爾和其他人——哲學家揚．帕托契卡（Jan Patocka）、演員帕維爾．蘭多夫斯基、文學評論家路德維克．瓦楚利克（Ludvik Vaculik）、曾任教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伊日．哈耶克（Jiri Hajek）——等人來說，逮捕「塑膠人」一事，代表自由受到不容接受的威脅。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他們公布《七七憲章》，連署者兩百四十一人來自多個領域：作家 、演員、教授、工人、不滿於時局的年輕人；既有共產黨員，也有非共產黨員，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最後共有千餘人連署。該憲章的立場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於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協定後簽了兩份國際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未予以落實。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遷徙自由上和在尊重隱私上，當局的作為與國際公約背道而馳。
《七七憲章》的作者知道自己在表達廣大人民由衷的心聲，但小心翼翼不逾越分際。根據匈牙利一九五六年的遭遇和自己國家一九六八年的遭遇，他們知道讓蘇聯的衛星國感受到政治威脅會帶來可怕後果。《七七憲章》的確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政權的垮台起了重大作用，但該憲章一開始並未把那當成揭櫫的目標。
一如《七七憲章》，《零八憲章》最初的連署人來自多個社會領域。律師、工人、農民、教授、作家、記者、企業主、環保運動人士、退休的共黨高官、經驗豐富的異議人士、草根行動主義者、「天安門母親」成員，共三百零三人，在該憲章發布之前就連署。但就內容來說，《零八憲章》大不同於《七七憲章》。它涵蓋範圍更廣，觸及民主、憲政、司法獨立、教育、社會福利、環境、土地所有權等。它的措詞大體來講溫和，但可視為在呼籲建立新政體。比較兩憲章和與它們同時存在的反對運動的先後關係，可理解兩憲章的差別——一極簡約，一涵蓋甚廣。在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激發了接下來的反對運動。在中國，《零八憲章》是已打造將近十年的反對運動的產物。在這兩個團體如何看待自己和更大社會的關係上，也可看出兩者的差異。哈維爾覺得需要「謙卑」。《零八憲章》運動人士以先行者自居。
最早提議在中國推出憲章者是杭州的溫克堅。二○○二年張祖樺（最後成了《零八憲章》運動的主要人物）開始在溫克堅的網站「春蕾行動」管理一些挺民主的專欄時，溫克堅已認識他。張祖樺個性內斂，具學者氣質。維權運動期間，他的許多朋友靠著針對公共議題公開發聲贏得名氣時，他低調不張揚。他發起數次請願，但直到《零八憲章》方案問世，他才廣為人知。溫克堅每逢張祖樺發起請願就連署，兩人的互信之深，最終到了溫克堅要張祖樺不需事先問他意見就自行將他的名字放在請願書的程度。溫克堅於二○○三年在網路上結識劉曉波，兩人的互敬也迅速增長。
溫克堅為憲章方案挹注了重要資源：他在浙江大學所習得的法學素養、敏銳的法律思維、他在進出口業的工作經歷、甚廣的人脈。他和他所認識的許多人交談時，常聽他們說，「對，對，對，我們知道……但你要怎麼做？解決辦法為何？」這提問使溫克堅開始思考會得到民間人士認同的一個總願景聲明的用處。
溫克堅覺得維權運動有一個固有的弱點。它太倚賴特定案子：SARS案、劉荻案、孫志剛案等。每個案子都廣受看重，因為它代表一個原則（言論自由、免遭隨意逮捕的權利等），而它得到全國各地支持，係因為它所涉及的原則，而非只是因為案子本身。維權運動未充分凸顯原則，未讓人們知道那些原則彼此有多相關。在各領域，維權運動的支持者可以說同時增加：人權律師想要司法改革，記者想要新聞自由，經濟學家想要有更理想的市場，公共知識分子感興趣於憲法和公民社會。溫克堅推斷，維權運動所需要的，乃是一份最高的政治原則聲明，而且這份聲明要能兼顧到不同利益方，要能歷久而不變，要能作為整個社會的願景。
溫克堅知道，要在中國共產黨帶有猜忌的嚴密審查下提出一份願景聲明，需要小心著手才能成事。七年前的一九九八年六月，溫克堅的一些浙江同鄉趁著美國總統柯林頓訪華，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以「終結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體」為宗旨。隨之開始有人入黨。但「終結一黨專政」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紅線，不容跨越。幾天後，王有才等中國民主黨領導人就被捕，判刑九至十三年不等。因此，要提出一份基礎廣泛的原則聲明，又不讓人覺得聲明的草擬者要組「黨」，必須極小心。
但溫克堅還是動手幹。他把他的想法告知幾個浙江同鄉友人，得到他們的鼓勵。二○○五年八月，他把這構想帶到北京，告知劉曉波、張祖樺、劉軍寧和另外七人，結果收到三種反應：加油；我不反對；最好不要。
劉曉波屬於第三類，並列出三個理由說明他為何認為此事難成：涉及領域如此之廣的一份文件，必然得用抽象言語呈現，因而可能讓人覺得空洞、缺乏新意；過去已有類似的嘗試，結果都未促成改變（在此劉曉波指的是秦永敏一九九三年和嚴家其一九九四年的兩次倡議）；而且此時這樣的作為時機不成熟。劉曉波覺得，等許多人發聲要求政治轉型時再這麼做比較明智，那之後幾乎一夜之間就能草擬並落實聲明。溫克堅聽了，但不為所動。劉曉波所提到的先前兩次倡議，擬得不夠完善；它們的某些條文太薄弱，需要強化。此外，把願景聲明的撰寫延到一危機的前夕，屆時將沒有多少時間可供形成對聲明的廣泛共識。事先準備好的聲明能為轉型定下行動路線。
張祖樺比劉曉波更加鼓勵溫克堅往此方向走。張祖樺和劉曉波一樣認為此時談組黨言之過早，但認為發表一份公開的原則聲明值得一為。他已研究過南韓、台灣的民主轉型，覺得中國目前的情況——網路興起、維權運動出現——極類似台灣追求民主運動的「黨外」階段（從一九七○年代中期至一九八○年代中期）。在台灣，「黨」指的是國民黨和其一黨統治，「黨外」一詞給了為多種目標的實現行動的空間：農民權利、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兩性平等、學生權利等。誠如張祖樺所認為的，這些活動所打下的基礎，使黨外勢力有機會在一九八六年下半年組黨（民主進步黨）。因此，對張祖樺來說，溫克堅的提案提供了一份希望，把中國境內眾聲喧譁的維權活動都納入支持民主這把大傘下的希望。張祖樺寫道，既是如此，當下應為之事，就是「起草一份建立最大共識的政治綱領，以便把分散在各地民間民主力量、人權捍衛者和自由派人士凝聚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共同推動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張祖樺的看法得到數人支持，尤其是善於表達的友人王德邦。王德邦一九八五年入讀北師大哲學系，就在劉曉波以流利口才講述審美與自由而讓滿教室的學生聽得擊節讚賞的那時前後。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廣場，王德邦是北師大所派去與政府談的「對話代表團」成員。畢業後，他撰文批評中共政權，因此數次遭軟禁在家，遭警方上門查抄。他支持張祖樺和溫克堅，認為維權運動已走到瓶頸：
維權運動有較大的局限性：多局限於某事某地，而缺乏全域性的訴求，由此也使維權變成一種疲於奔命，忙於救火的搶險運動、亡命運動。事實證明，中國問題如果不從根本制度上來解決，維權只能越維越多，並且越維越艱，最終走向對抗與搏命。中國民間若沒有整體性對制度革新的要求，也就是維權若不能最終提升到對國家制度改革與價值重建上來，維權不僅沒有積累，不僅不能最終達成權利的保護，而且早晚在強權的碾壓下支離破碎。
憲政學者劉軍寧不反對弄出這麼一份概要性文本。他提出一個建議，是否可以參照美國《獨立宣言》，弄出一份言簡意賅、高屋建瓴的文本來。這一類比未完全說服張祖樺，但的確使他把這份憲章構想為「既能為當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原則性指導，又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立憲建國提供根本性的旨要……指出一個大體的方向和輪廓，供各界有識之士深入思考和討論，以期早日達成共識，形成預案」。
接下來眾人就該給這文件取什麼名字有了熱烈討論。「宣言」？「公開聲明」？「憲章」（charter）一詞有捷克《七七憲章》和一九九八年南韓光州《亞洲人權憲章》的先例。對具有學者氣質的張祖樺來說，採用此詞還出於一個原因。「charter」一詞最早出現於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 / Great Charter），而該詞的中文譯名「憲章」，在古書《禮記》裡意為「效法」或「借鑑」。東西方的這一偶然的交集，令他大為雀躍。眼下，在未達成任何決定前，諸位草擬者暫時只稱它為他們的「政治文本」。這麼做的原因之一是安全考量。這一平凡無奇的名稱或許會賦予它學術性或不具明確目標的觀感——不是中共政權所覺得必須及早除掉的東西。
張祖樺草擬了此憲章初稿的大半，二○○五年後期已完成一萬字多一點，將內容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大項。他覺得經濟領域自己不盡有把握，於是把此部分的大部交給溫克堅負責。出於類似的原因，他把政治領域的一部分交給劉軍寧，但劉軍寧是學者，措詞讓張祖樺覺得深奧難懂，需要改寫為較平實易懂。在張祖樺草稿的其他部分，張祖樺極仰賴台灣民主轉型時期的文件，尤其是一九九○年代後期民主進步黨的總統大選文宣小冊，包括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時該黨競選綱領「給台灣一個機會」；該黨一九九八年競選綱領「我們應該過得更好」；二○○○年七冊的「新世紀新出路：陳水扁國家藍圖」。張祖樺謹記台灣的某些綱領不能照搬用於中國，因為台灣小了許多。
劉曉波未參與草擬。張祖樺完成其初稿時，給了劉曉波一份，劉曉波帶回家讀。劉霞看到他在讀的東西，說：「被抓的人肯定是你，而且就你一個，我又要奔波在去監獄探視的路上。」她提醒他牢獄生活的淒涼，說她已不再年輕。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她去大連勞教院探望劉曉波三十八次，飽受奔波之苦，令她身心俱疲。對於劉霞的示警，劉曉波不能不認真考慮。
於是，在整個二○○六、二○○七和二○○八年上半年，劉曉波的友人繼續為憲章爭辯時，劉曉波與此保持距離。溫克堅一年從杭州到北京約三、四次，帶去他杭州友人的看法。他一再敦促劉曉波多投入點。劉曉波告訴劉霞，他打算只簽名，不會太深入介入。他未參與草擬，但有時針對他人的草稿提供意見。二○○六年，劉曉波、張祖樺和各自的妻子都是每週打一次球的羽毛球團體的成員。張祖樺最終指望能趁打羽毛球和劉曉波討論事情的機會讓他改變心意。
二○○六年初，張祖樺開始為《政治文本》徵集簽名。六月時已找到三十六人連署，包括于浩成、包遵信、張顯揚（中國社科院七十歲自由派哲學家）、丁子霖、蔣培坤。張祖樺想過在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那天發布憲章，打算找一百人在那天發表一百篇支持憲章的文章。丁子霖、蔣培坤同意此想法。他們知道這可能招來懲罰，但他們自問，人活著為什麼？還不如大膽幹了。其他人覺得時機還不成熟，最好再等等。主等派占了上風。
一年後的二○○七年六月十六日，一場不在計畫中但重要的會議，在丁子霖北京郊外的鄉下農家小院舉行，當時丁子霖、蔣培坤正在該處享受遠離塵囂的生活。這次會議的召開，係因為民主運動人士暨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創辦人楊建利剛獲釋出獄。五年前，中共不准楊建利回國（儘管他有中國國籍），但他還是決定回國。當局在中國境內逮到他，以「非法入境罪」（儘管他持有效的中國護照入境）和「間諜罪」將他判刑五年。二○○七年四月他獲釋時，想要登門問候丁子霖、蔣培坤兩位教授。兩教授歡迎他來，而且邀了劉曉波、張祖樺、江棋生、包遵信、莫少平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聚聚。張祖樺帶了憲章草稿影本過來，熱烈討論隨之展開。
在土地所有權上憲章要有何主張，引發的爭辯特別大。毛澤東下令將農業完全集體化後，一九五五年所有農地都屬於國家。毛澤東死後，一場重大改革讓農民可以自耕自種，但土地仍歸國家所有，國家隨時能沒收土地。「國家」意指黨，而在地方，「國家」指的是黨國所已變成的利益小集團：地方豪強。在此憲章中，有個將農地私有化的草案，旨在打破這個緊箍咒，使農民可以在經濟上自己作主，公平收取自己的勞動成果。劉曉波支持這項改革，寫了數篇文章痛斥毛式土地所有制。他主張毛澤東未終結中國境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倒只是把地主數量減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但參與此討論的其他人反對土地私有化，而且提出理由。他們擔心那會導致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裡，從而導致社會不平等。在這點上，歷史殷鑑屢見不鮮。
此次會議裡出現的另一個棘手問題，係是否要提到「中華聯邦」這字眼，以及若要提到，該如何措詞。這涉及到要如何看待藏人、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在未來中國的定位這個需要小心處理的問題，以及如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名字指稱這個國家實體這個危險議題。當局會把改國名之議視為攸關其生死存亡。最後眾人同意繼續分項草擬，待日後統一編整。眼下，完全不公諸於眾。
二○○八年初，何時公布這份仍然稱之為《政治文本》的問題再起。有人提議於八月八日奧運開幕日公布。另有人提議於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還有人提議等到二○○九年六月四日六四屠殺二十週年那天。二○○八年六月張祖樺、溫克堅、王德邦去美國，與海外民運人士討論時機問題時，眾人一致反對於八月八日公布。那一天，全世界的注意力會擺在奧運上，憲章會得不到其應有的關注。
九月，張祖樺透過Skype 把最新版的憲章發給劉曉波。劉曉波認為內容沒問題，但仍覺得如此重大舉動時機還不成熟，也覺得遣詞用字有點單調乏味——太抽象，太囉嗦。他認為，做些別的，例如一封聚焦於具體問題的人權公開信，會較可取。例如，一九九八年中國當局已簽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如今，過了十年，仍未批准該公約。這意味著中國公民仍無法正式要中共政權為違反該公約之事負責。劉曉波認為，一封有重要人物連署的公開信或許能促成該批准。眼下，比起試圖推動這個分量龐大的憲章，這會更明智。
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以現代中國語言、文學、通俗文化、政治異議為題，寫作題材廣泛。
吳大志，劉曉波的長年友人。
書名：《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與遺產》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吳大志（Wu Dazhi）
出版社：印刻
出版時間：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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