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科学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威胁

2012年，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汉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纳米联合重点实验室前，美国化学家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中）与中国科技人员合影。这位前哈佛大学化学教授叛逃到中国的案例表明，需要更严格的法律监管。(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大纪元2026年05月09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Anders Corr撰文／信宇编译）据报导，曾因撒谎否认接受中共政府的钱财而被定罪的前哈佛大学化学教授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正在中国重建他的实验室。

据美国检方称，利伯多次向政府撒谎。现在，据报导他计划参与中共政权的一项重点项目，他称之为“脑机接口”（the brain-machine interface）。利伯在被定罪后，于2024年获美国联邦法官批准前往中国进行“就业人脉拓展”（employment networking），或许正是这次访问帮助他获得了这份工作。

利伯的专长是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他研发了一种柔性可注射纳米线网（nanowire mesh），可以包裹大脑中的神经元进行监测。这可能有助于未来的极权政权窥探民众的思想，或者制造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控制的超级士兵。这是一个我们不应欢迎的“勇敢新世界”（a brave new world）。

在AI的驱动下，科学的发展速度可能远超以往，而这种新兴的超级科学也可能助长独裁统治，这种可能性不容忽视。一如既往，科学的发展远远领先于伦理和法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其约束，而这些伦理和法律本应更严格地保障我们现有的自由。

利伯案只是中共窃取、获取和从事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这些活动推动了中共政权的经济增长、军事进步等，并对美国和民主构成了威胁。

2020年的一份报告披露，自2006年起，中共政权在全球设立了600个“人才引进站”（talent recruitment stations），用来招募外国科学家。中共政权向全球的同乡会、华人学生团体及其它组织支付费用来进行招募，每成功引进一名科学家，即可获得2.9万美元的奖金。美国是该招募计划的最大目标，至少设有146个引进站。中共的目标是到2035年将中国打造成为科学强国。毫无疑问，中共希望届时中国成为全球科学人才的首选目的地。

众所周知，中共治下缺乏自由伦理，仅允许中国的科学家与其他科学家进行交流，并期望他们将所学成果带回国内，而非将知识传播至海外。与此同时，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则依靠美国的个人自由——包括科学自由与市场自由——来确立并维持其科学优势。然而，这种自由也意味着：科学并非仅仅服务于自由与民主国家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国际社会。

科学自由的伦理通常意味着，例如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任何科学成果，一旦发表，就同样属于极权主义的中共治下、独裁的俄罗斯和神权统治的伊朗等。鉴于这些国家与美国和民主制度的敌对关系，科学自由正被用来破坏敌对国家、被入侵国家的民主自由，如果他们得逞，最终甚至会破坏全世界的民主自由。

利伯案表明，在涉及向极权政权转让科学技术的问题上，民主制度不能指望科学家进行自我规制。那种认为二者截然不同的论调，忽视了一个现实：基础科学的进步往往能迅速转化为那些善加利用的国家所享有的经济与军事利益。

利伯虽在最高水准的民主体制中接受熏陶，却选择了背叛民主，将科学拱手让予极权主义对手。此案引发了一个疑问：为了捍卫我们在民主社会中所享有的各项自由——包括科学自由——对那些服务于威权主义的科学活动施加适度的限制，是否不失为明智之举？毕竟，在向威权政权输送核武器及AI技术方面，我们早已建立了明确的限制制度。

我们是否也应该限制所有其它纯科学，包括纳米科学（nanoscience，其影响尚不明确），以防止其为自由的敌人提供力量？

可以说，科学自由应仅限于那些捍卫自由而非企图扼杀自由的国家。对于可能引发核能与AI革命的基础科学，应禁止向自由的敌人出口。否则，自由恐将有违初衷。

难道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和韩国等自由社会的大学之间，不已经有许多进行科学合作的机会，何必再加入那些会助长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专制主义目的的大学呢？

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其它所有独裁政权总和的数倍，却似乎深受大学校长、科学家和科技公司的青睐。我们是否有办法通过制定新法规来阻止这种将民主科学出卖给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政权的行为？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项行动理应与世界上其它主要民主国家协调进行。

科学确实可能且已经受到金钱与名利的腐蚀；若缺乏协调一致的应对策略，一旦美国禁止与中共开展合作，那些有意与中共合作的科学家大可转投其它民主国家。这些科学家不应既享有民主制度下的自由空气，又坐拥极权主义体制所提供的财力资源。

应加强针对与中共科技机构及其它敌对政权机构合作之相关法律，以防范下一个“利伯”出卖民主价值观。利伯所受的判罚极其轻微——除被捕后在狱中度过的两天外，他未被判处任何监禁，且其所缴罚款仅占其从中共获利的极小一部分。判决之所以如此从轻，或许是因为他表现出了悔意，加之其辩护律师声称他将在家中度过余生。然而仅仅三年后，他便食言远赴中国，着手建立一所实验室；该实验室将利用他在美国多年的研究成果（包括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从而为中共政权谋取利益。

利伯案表明，当面对那些选择背叛美国自由、将美国科技转移至海外的科学家时，美国法律体系在捍卫美国自由方面已然失灵。应考虑制定针对向威权政权出口基础科学成果的出口管制法，并禁止开展任何有助于敌对独裁政权的科学合作。凡是与美国极权主义对手合作的科学家，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唯有通过制定更为完善的法律，方能切实震慑部分科学家，使其不再误入歧途；同时也唯有如此，才能引导他们的科研合作朝着造福自由与民主的方向发展。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2001年获颁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获哈佛大学的政府管理学博士学位。他是《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总裁，其研究领域广涉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他的最新著作是《权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级制和霸权主义》（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 2021）和《大国大战略：南海的新博弈》（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18）等。

原文：Scientific Freedom and the Totalitarian Threa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