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汉学家侯芷明：年轻一代必须知道中国历史的真面貌

今年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37周年。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人士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人们都会举办纪念活动，巴黎也不例外。在巴黎20区，由中国团结协会（Solidarité Chine）和自由阵线（Le Front de la Liberté）共同发起的纪念集会将如期举行。参与者将共同悼念1989年为争取民主与自由而牺牲的民众，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今天，本台邀请到了著名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候女士的研究重点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异见人士，她是非政府组织的发起中国团结协会（Solidarité Chine）的主席，也是本次“六四天安门事件”巴黎纪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RFI：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你们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侯芷明：每年都有一点不一样。下午5:30左右，我们会在一个小公园集合。我们每年都这么做，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衣冠冢，看起来有点像坟墓，是献给六四死难者的。我们不知道是谁把这个墓碑放在那里的，也一直询问市政府。那个公园属于巴黎市政府，但谁都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墓碑是怎么来的。

每次活动都会有1989年之后来到这里的异议人士参加，也有很多关心中国的学者、学生，或者会讲中文的人参加。但最有意思的是，每年都会来一批新的中国学生，他们都很年轻，基本上不知道六四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我觉得组织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他们必须知道中国历史的真面貌。

其实，很多中国人以及我们这些来自西方的人，帮助他们保持这一传统、纪念六四等等，都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人不应该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我们喜欢中国老百姓，反对的是中国政府。

RFI：37年过去了，现在的国际局势和以前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如今中国经常以一个非常“强大”的形象出现。您觉得，今天人们在纪念六四时，最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启示？

侯芷明：现在全世界对中国的评价，和过去二十年的情况相比，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有川普总统，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疯了”，所以觉得中国是一个“老实的人”，美国是一个“疯狂的人”。

这种情况引发了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人说，现在我们要依赖中国，和中国做生意，到中国去旅游，因为这个国家既安全，又豪华、舒适，什么都好。也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权力太大，影响力太强，对我们的经济构成危险。他们的价格太便宜了，所以我们的公司都没有办法跟上。

这两方面的观点不能简单地放在一起，因为不能只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分析。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现在中国的制度是习近平的制度，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制度。在中国，到现在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进步。我现在正在看一本书，书里提到2000年前后，像贺卫方这样的法律教授是如何表达自己意见的。他表达得非常直接、非常清楚，敢于批评一些问题。比如，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历史的态度必须改变，必须向中国人解释大跃进发生了什么，革命是什么，改革是什么。而现在，谁敢开口？谁敢说这样的话？在中国，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好像没有余地了，只有很少有道理的话还能从中国传出来。

RFI：这两天美国洛杉矶的6.4纪念馆遭人潜入馆内破坏，您怎么看这件事？以及你们在巴黎有没有类似的困扰？

侯芷明：我们在西方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跨境镇压”。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可以说是中国发明出来的现象。

当然，我也注意看新闻。我发现今年中国政府发了一个规定，就是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不许到墓地去吊唁，也不许在一起悼念他们的儿子、父亲等亲人，什么都不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如果中国政府发出这样的命令，我们反而会更加关注这件事。

我看了这篇报道之后，对我来说，这种态度反而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为如果我们原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情，看了这类新闻之后，反而会特别关注，会去想：为什么不能允许一个母亲到自己儿子的墓前去吊唁？这和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对中国政府又有什么危险呢？所以我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害怕中国老百姓，害怕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害怕他们说真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因此，在洛杉矶发生的事情也是一样。有人肯定收到了命令，让他们去破坏这个纪念馆。因为这个纪念馆里面保存着一些纪念内容，而中国政府害怕这段历史的真相被人们看到。

RFI：刚才您也提到了年轻一代。您会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发现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过“白纸运动”这一代年轻人。您在和中国年轻人接触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侯芷明：中国年轻人之间大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不允许你对中国提出任何批评，他们认为中国是最好的国家。另一种人则理解白纸运动所反映的问题，而白纸运动本身也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存在。

那个时候，不光是年轻人，很多城市里的普通老百姓也都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制度和防疫政策存在错误。事实上，其中确实有很多问题。现在我们不谈这段历史的具体细节，但中国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国家的方式，而不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最后，很多人的父母去世了，因为防控政策突然放开，对疫情不再进行控制，许多年纪较大的人因此突然离世。所以这件事本身是有问题的，所有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年轻人在那个过程中开始认识到极权主义权力的问题。所以他们举起一张白纸，因为白纸上什么都没有写，没有“反对共产党”，也没有“打倒习近平”，什么都没有。他们认为，没有人可以因为一张白纸而批评他们。但是后来，因为很多人携带着自己的手机等设备，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是被抓了。后来我们得知，有的人遭到了折磨，有的人受到了骚扰。这种镇压也是非常严厉的。因此，此后再没有出现类似规模的反抗行动。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在某些方面已经明白了一些问题。比如，很多女性现在不愿意生孩子，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她们缺乏安全感，就是不放心。现在很多年轻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父母花了那么多钱供他们上大学，结果毕业以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只能做一些小生意，这实在令人惋惜。

我还必须提到一个案例，就是Tara张雅迪。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性，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她喜欢藏族文化、藏语，因此想到云南去见一些藏族人，与他们交流。但她没有想到，政府竟然会害怕汉人与藏族人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现在，中国政府希望所有中国公民，不仅是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也包括其他群体，都变成所谓统一意义上的“汉人”，都讲普通话，而不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

所以，当一个年轻女孩说：“我热爱藏族文化，我热爱这门语言，我想和他们交流。”这样的人竟然会被怀疑成什么危险分子，仿佛要和藏族人一起从事什么政治活动一样。这是非常荒谬的，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态度。

在这样的环境下，连一个人与藏族人正常交流都会被怀疑、被限制。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我确实不知道。

RFI：您长期在法国推动有关六四以及民主异议人士的活动。近年来，法国和欧洲也越来越关注中国跨境镇压的问题。您认为，法国在这方面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流亡人士和言论自由？

侯芷明：一个民主国家本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如果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比如一些企业家，过去生产服装，但现在因为中国商品大量进入市场，他们的企业受到冲击，甚至面临倒闭，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没有办法与中国商品竞争。所以这些人会认为，法国政府必须控制中国产品进入法国市场。

但另一部分人则不愿意得罪中国，因为很多法国人仍然在中国工作、投资，或者依赖中国的工厂。因此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些法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中国，结果导致法国国内的工厂衰落，工人失业。

在法国政府内部，或者说在政治人物当中，也有一些人非常关心人权问题。

但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一直希望在巴黎设立一个象征刘晓波的纪念设施，可以是一个象征性的墓碑，也可以是一件艺术作品。我曾多次向巴黎市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在某个公共场所设置这样一个纪念物。但是他们一直拒绝。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不批准”，但要么不回应，要么以各种理由拖延。刘晓波是在2017年去世的，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而我的申请至今都没有成功。

对此，我只能说，法国政府害怕得罪中国。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