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究竟是谁在制造中国的“动乱”？！……………………………. 《零八宪章》编辑部
《零八宪章》文本
公告天下
支持“天安门母亲”关于解决“六四”问题的声明 ………………………………
《零八宪章》论坛
“关于撤销刘翔等人的政协委员”建议书………………………………………………….姚立法等
就日本大地震致日本国会议员牧野盛修的慰问信……………………………………………秦永敏
“两会”关注
“危险”的中国两会“达人”秀……………………………………………………。《零八宪章》论坛
别让“酱油委员”浪费了参政资源…………………………………………………………….陆志坚
“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
——王平看到问题却开错药方…………………………………………………….郭 松
比买不起房子更不幸的是“被有钱”…………………………………………………………….张冰歌
“人代会”的“官代会”本质………………………………………………………………..南方周末
“茉莉花革命”
就中共当局因“茉莉花革命”实施大镇压的强烈抗议与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
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将“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
《零八宪章》论坛
就近日中国当局加强对维权人士打压的严正声明
……………………………………………维权网
关于滕彪 博士被拘押和多人被刑事拘留的声明……………………………………..独立中文笔会
春天来了，我们要散步……………………………………………………………………春天散步者
写给大学同学们的话……………………………………………………….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基督徒每主日去广场为公义祷告书………………………………………………….一群中国基督徒
宪章论坛
姜瑜在挑战什么？………………………………………………… 《零八宪章》论坛
中国当下危局的求解分歧与出路 ……………………………………………………………….王德邦
要理性对话，不要无理打压……………………………………………………………………….张博树
秦晓：面对左派围攻的改革斗士 ……………………………………………………………… 凯 文
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孙立平
在《零八宪章》的指引下进行“茉莉花革命”…………………………………………………….雷风恒
我们不能放弃……………………………………………………………………………………..王功权
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麽就不能颠覆? ……………………………….茅于轼
每个人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
………………………………………………………………….朱欣欣
凤凰台猛批“胡维稳”是将人民逼为敌人………………………………………………………洪 深
宪章时评
向国家问责很困难
为国家推卸责任很容易…………………………………………………….秦 晖
稳定压倒一切，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违法拆迁……………………………………………..于建嵘
立此存照：中国官方公然将“维权”污名化 ……………………………………………………江棋生
政府收买军队不如“收买民众”…………………………………………………………………陈维健
中共高层再度发出拒绝政治改革信号 ………………………………………………………….雷火丰
纪念辛亥革命
中国向何处去？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严家祺
卷首语
究竟是谁在制造中国的“动乱”？！
——《零八宪章》编辑部
“两会”期间，伴随着北非“茉莉花革命”的主旋律，中国官方“维稳集团”掀起了新一轮“维护稳定”的舆论高潮。3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高调指责“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任何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接着，以《北京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便开始连篇累牍地喊叫什么“维护稳定”——
通过这些文章，维稳集团急着想表明的观点如下：
其一，中东北非正在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是一场动乱，已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如《北京日报》说：“去年底以来，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局势持续剧烈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群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生活陷入困境，动荡已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其二，“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煽动茉莉花革命，企图“挑起街头政治”，制造动乱，进而搞乱中国，如《解放日报》说：“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他们通过网上串联、散发传单等，捏造谣言，挑拨矛盾，煽动非法聚集，伺机制造事端。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借题发挥，蛊惑人心，企图挑起‘街头政治’，最终搞乱中国。”
鉴于执政党维稳集团所犯的常识性错误，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给予纠正。
北非的“动荡”和“灾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按照“维稳集团”的逻辑，发生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造成了社会动乱，并进而“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种逻辑当然站不住脚。
中国维稳集团只看到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动荡，却不想弄清造成这种社会动荡的真正元凶是谁。本刊编辑部在今年二月份的“卷首语”中就已经指出：引起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茉莉花革命”的深层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执政者及其所属执政党的长期独裁和专制；官僚贵族集团的高度腐败；人民大众的失业、贫穷与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官僚们的暴虐凶残。而这四个原因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执政者及其所属政党的长期独裁和专制。因为独裁和专制，官僚贵族集团才能贪污抢劫人民的大量财富，社会才会失去公平，两极分化才会日趋严重，人民才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久而久之，寻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茉莉花革命”才会一触即发。这也就是说北非的“动荡”和“灾难”实际上是由本阿里、穆巴拉克及卡扎菲这些独裁者及其所属政治集团造成的。中国维稳集团不是秉着真理和公义去谴责专制者和专制制度，却是一味地向中国人民宣传北非动荡所带给人民的苦难，大有谴责北非人民不该“打着民主的旗号”搞什么“茉莉花革命”的意思，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动荡确实是苦难的，但北非人民并没有为中国维稳集团的廉价同情所感动而放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争尊严的“茉莉花革命”，相反，一个又一个北非国家的人民流着泪、流着血也要把独裁者和专制政党赶下台，也要去争取“茉莉花革命”的胜利。突尼斯人民、埃及人民已经成功的赶走了他们的独裁者，利比亚人民虽然正遭受着独裁者卡扎菲飞机大炮的轰击，但人民没有屈服，而是誓死抗争。我们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茉莉花革命的凯歌必将响彻的黎波里——转型阵痛过后，利比亚人民必将拥有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未来（就如苏联东欧各国人民摆脱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后，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都已经过上了那种美好生活一样）！
究竟是谁在制造中国的“动乱”？！
不谈北非了，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
在当代中国史上，被执政党视作“动乱”的事件主要有这样两件事：“文化大革命”和89学潮。让我们也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到底是谁在制造中国共产党眼中的这两次“动乱”？！
首先来看一下“文化大革命”。
提到“文革”，人们自然会想起“红卫兵”、“武斗”、“砸烂公检法”，会想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惨死亡，会想到第一夫人王光美脖子上的乒乓球，会想起邓朴方座下的轮椅，甚至会想到被活体取肾的黎莲、被割喉管的张志新等等。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十年文革”就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举国动乱，这样的“动乱”只能带给国家和人民以巨大的灾难，人民是绝对不想要的。但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和“浩劫”又是谁制造的呢？
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决议》说：“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决议》还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客观地说，这场“动乱”的元凶确实是独裁者毛泽东，执政集团内部的寡头们为了攫取最高权力开展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不惜发动群众造成全社会长时间的动乱，其主要责任确实要由独裁者毛泽东本人来承担。但中国之所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一党专制制度，独裁者也是很难培养出来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在美国就不会发生？因为美国有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制造者并不是别人，而是独裁者毛泽东，是由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追究的不是任何的别人，而是毛泽东，是仍然还在垄断政权的中国共产党！
再来看一下89学潮。
不错，89年的学潮确实在某些地方影响了所谓的“交通”和“社会秩序”（正如所谓“国庆”五十大典、六十大典也同样影响某些地方的“交通”和“社会秩序”一样，甚至更严重），但是执政党必须弄明白，学生和人民为什么会走上街头，学生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从当时学生游行时喊的口号和打的标语来看，无非是“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而问题的根本在于，当时的执政党是不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倒”和“腐败”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共产党的各级官僚都在竞相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谋私利，都在利用价格双轨制开皮包公司并大发横财，这是无法遮掩的事实，人民当然有上街抗议的权利。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80年代的中国是不是存在着邓小平的独裁和共产党的专制问题——答案也是肯定的。在整个80年代，邓小平一手遮天，在政治局不担任任何职务（87年十三大以后）的他竟然要掌中国的“舵”，竟然想把谁赶下台就把谁赶下台，这与那个垂帘听政的慈禧老太婆又有什么两样？这种独裁是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侮辱，人民当然要反独裁。同时，共产党口头上说要建立什么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在事实上奉行的是一党独大的霸权主义内政，奉行的是形式主义的愚民统治，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全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人民当家作主”更是一句动听的谎言，在此情况下，人民不该起来反抗专制、反抗压迫、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吗？不！人民天然有抗争的权利！人民天然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谁也不能阻挡！可是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共产党权贵集团看到人民的这种抗争直接威胁到自己的专制统治、威胁到自己从国家和人民手中攫取的大量现实利益时，便污蔑这场学潮为“动乱”，并最终调动机枪坦克，极其血腥的镇压了这场伟大的反腐败、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在国家和人民的身上留下了可耻而又深重的犯罪记录！
荒谬的是，执政党权贵集团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且几十年来始终坚持89年的民主运动是一场“动乱”。问题在于，如果共产党的各级官僚清正廉洁，不搞“官倒”、不搞腐败的话，学生怎么去反官倒、反腐败；如果邓小平不搞独裁，执政党不搞专制，人民在实际上拥有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的话，学生又怎么能够走上街头、走上广场去争民主、争人权！由此可见，89学潮的根子还是出在共产党身上，如果维稳集团硬要把89民主运动说成是一场“动乱”的话，那么，制造这场“动乱”的“幕后黑手”不是任何社会上的“一小撮”，而是经常以“伟光正”自诩的中国共产党！
究竟是谁在酝酿“街头政治”？
89年六四大屠杀后，邓小平再次教导执政党“稳定压倒一切”，在此尚方宝剑保护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团开始大刀阔斧的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这种改革到2008年底基本完成。这场改革在中国培育了一批以官僚贵族及其子弟为核心、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暴发户集团，这个集团凭借政权的力量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里的优质资源——要当官，他们可以扶摇直上；要发财，他们可以几亿、几十亿的圈占；要出国，他们犹如从自家的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而且这个权贵资本主义集团还在凭借各种权力杠杆无限膨胀着自己的欲望，他们可以将拒绝拆迁的平民逼上自杀、自焚的道路；他们可以将大量的访民圈禁在“黑监狱”或“精神病院”里，他们可以动用公检法司等地方治安力量来制造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甚至他们可以动用挖掘机、载重车来碾杀敢于阻挡他们“抢劫”道路的男人和女人……
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老百姓再好说话，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官僚贵族集团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使他们擦亮了自己的眼睛，他们开始逐渐放弃个体抗争的道路，而渐次走上群体维权的道路。尤其是近两年，人民已经感到单靠纯粹的经济维权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政治维权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造成的，认识到民主、自由和政治抗争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因此，从2010年以来，许多地方的街头抗争都伴随着鲜明的政治口号的提出，都伴随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民主法治的追求。
特别是在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反专制、争民主的“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交流已经意识到“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正在拉开序幕，一部分热血沸腾的中国青年网民便开始在网上呼召中国人周末都到街上去“集体散步”。最近，在北京、上海等地还真发生了民众上街呼唤“民主”的行为。在此情况下，中国执政当局如临大敌、草木皆兵，不仅要求各地警方胡乱抓人，而且在舆论上掀起了最新一轮“维稳”大合唱，无论是官方发言人还是京沪媒体，都在大喊大叫要努力“维护社会稳定”，要防止“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挑起街头政治，制造动乱、搞乱中国”等等。其实，这种喊叫是没有用的，喊破了喉咙也是没有用的，俗话说，群众的眼镜是雪亮的，尤其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老一套的愚民政治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执政党60多年的执政历史已经从反面指引了人民的前进方向，人民根本不需要策划，不需要煽动，他们已经看到了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会带给他们什么，他们已经看到了民主的方向、看到了自由的方向，看到了民主、自由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也开始试着走出家门、走上大街和广场，也开始试着在人群中发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嘀咕，试着发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牢骚，甚至很“给力”、很清亮的发出“民主万岁！”和“自由万岁！”的呐喊！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是民间社会不断发育、不断成熟的表现，是公民社会不断成长的表现。如果官方发言人和维稳集团据此揣摩是否有一部分人正在挑起“街头政治”并准备搞乱中国的话，我们认为中国民间还真没有人来挑这个头。如果硬要寻找“街头政治”的“幕后推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幕后推手”不是任何的别人，而是一党独大的中国共产党！
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官 僚贵族集团在把中国 人民一步步的推向“街头政治”的氛围中——如果不是一党专权、如果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改革、如果不是过分悬殊的两极分化、如果不是日益严重的层层腐败、如果不是贪得无厌的权贵掠夺，人民大众大概是不会走向街头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以自己的畸形统治和畸形发展动员着广大人民一步步的突破因六四大屠杀而造成的心灵恐惧和心理阴影——具体的说，执政党正在以自己掌控的警察、城管、黑监狱、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动员着广大人民渐次走上街头抗争的序列，正在以自己掌控的高房价、高物价、高失业动员着人民走上街头抗争的行列——甚至执政党正在以自己掌控的挖掘机和载重车把人民一步步的驱赶向街头抗争的行列……！
因此，代表维稳集团的官方发言人和媒体如果要喊话，应该不是面向人民喊话，而应该转过身子，面向“胡维稳”喊话，面向执政党喊话，面向“三个代表”喊话，面向“河蟹”喊话，否则，弄错了对象，搞不准会让走上街头的人民奉上一句“草泥马！”，甚至会“啪”的一下挨上人民的一个嘴巴子。
当然，对于“街头政治”，当前还只是处在浅浅的试水阶段，人民还在小心翼翼的探索着前进的路径，中国社会的“茉莉花革命”还需要整个社会心理的进一步酝酿，大规模的“街头政治”还需要有生力量的进一步动员。但是，人民对民主、对自由、对人权、对宪政和尊严的渴望是不可遏制的，如果执政党继续如吴“委员长”所声明的那样“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等等，如果执政党还在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几年内，我们的青年一定会被执政党成千成万的“动员”到“广场”，我们的人民一定会被执政党大批大批的“动员”上“街头”……！
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拥抱民主、享受自由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本刊编辑部
2011.3.15.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 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公告天下
《零八宪章》论坛：
支持“天安门母亲”关于解决“六四”问题的声明
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摘自《零八宪章》第十九条基本主张
2011年2月28日，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就解决“六四”问题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发出了题为《时不我待，继续拖延“六四”问题的解决将是对我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犯罪》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公开信》简单回顾了22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并以受难者家属的身份向“两会”提出“调查真相——赔偿难属——追究责任”的要求。“天安门母亲”同时声明拒绝“施舍”、拒绝“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由政府单方面采取“平反昭雪”的做法，主张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并认为这是“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众所周知，早在1989年的4月中旬，当苏东剧变还没有发生、当后来的“颜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还在沉睡中的时候，以中国大学生为主体的反腐败、争民主运动便在北京拉开序幕，进而波及全国。由于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人权触犯了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中共权贵集团的核心利益，结果，他们违犯宪法和法律，悍然调动军队入京，用机枪、坦克对和平抗争的学生和市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但是，人民并没有被执政党的机枪坦克所吓倒。20多年来，我们的人民继续在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对着执政党的专制和压迫高声说“不”（如92组党、98组党、08宪章运动、维权运动等），努力维护着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在众多向专制压迫说“不”的力量中，“天安门母亲”群体以其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赢得了全世界正义人们的普遍敬意！她们不仅要承受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而且还要承受执政党为掩盖暴行而强加给他们这样或者那样的压力和骚扰。但是，她们不仅没有屈服，而且年复一年地向着全世界诉说共产权贵集团的血腥和残暴，年复一年地呼唤民主、呼唤法治、呼唤正义！遗憾的是，20多年来，执政党的“核心”从“第二代”换到“第四代”，执政党的寡头们也换了好几波，却始终无视“天安门母亲”们的呼唤，始终不肯解决“六四”问题，并试图以“风波”论来淡化自己的罪行，甚至以设置“敏感词”的做法准备让“六四大屠杀”成为当代中国历史永远关不上的“天窗”！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拼命挥舞遮羞布只能增加执政者的耻辱和罪孽，或迟或早，天安门的屠夫们都会被押上历史审判台。在此情况下，为什么天安门母亲群体还要再次呼吁执政当局应加速解决“六四”问题呢？原因很简单——给执政党一个体面的台阶，由执政党自己来解掉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六四血练。
我们认为，“天安门母亲”们的眼光是长远的、胸怀是博大的、精神是高贵的——他们应该赢得执政党的忏悔，应该赢得包括“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我们在向“天安门母亲”群体表示高度敬意的同时，我们也特别呼吁参加“两会”的“议员”们，你们要高度重视“母亲”们在《公开信》中关于解决六四问题的呼吁，你们不能再听任执政党遮遮掩掩了，不能再帮助执政党犯罪了。你们应该对得起“人民代表”中的“人民”二字，应该对得起广大人民流血流汗为你们修造的豪华“大会堂”，应该对得起人民每月所支付给你们的丰厚的工资，你们应该拿出责任和良知的勇气，如“天安门母亲”所说的那样——通过启动相关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
我们也特别提醒执政党，虽然22年前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但民主大潮终将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走向民主，一个又一个独裁者不是被送上法庭（如昂纳克、乔森潘、米洛舍维奇等）就是被送上刑场或绞架（如齐奥塞斯库、萨达姆等等），而他们所属的政治集团也因为作恶太多而被人民所唾弃。如果执政党执迷不悟、继续梦想专制到底，苏联共产党和东德共产党的结局大概也会是中国共产党的结局。执政党如果不想在必然到来的中国变局面前输得精光，如果不想在未来的民主转型期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就必须向人民承认自己在六四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行，并以诚恳的悔罪行为来求得人民的谅解，并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主动将中国社会推向民主的未来！
最后，为表示我们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崇高敬意，我们特别将“母亲”们在《公开信》中关于解决“六四”问题的三点诉求抄录如下：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做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认为“母亲”们的上述诉求是完全合理、完全正义的，我们对此表示完全的认同和支持！无论是“维护稳定”还是“保障人权”，无论是建设“法治国家”还是构建所谓“和谐社会”，“六四”都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都是必须正面解决的国家主题！因此，我们郑重声明——
“天安门母亲”们的呼吁就是我们的呼吁！
“天安门母亲”们的诉求就是我们的诉求！
“天安门母亲”们的警告就是我们的警告！
“天安门母亲”们的奋斗就是我们的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
2011-3-1
中国公民致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
“关于撤销刘翔等人的政协委员”建议书
编者剪纸：
我们特别建议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依据章程撤销刘翔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让刘翔能够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进行自己的专业体育训练，从而为中国体育事业增彩添光。
据《凤凰网》转载《文汇报》消息：
3月1日下午，短跑健将刘翔在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前曾笑着向人群道别说：“我很喜欢‘刘委员’这个称号。”但喜欢‘刘委员’这个称号的刘翔在担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又是怎样履行职责的呢？报道说：“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刘翔第三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2008年，他以体育界代表身份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成为本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之一。但那一年，他因参赛缺席了会议。2009年，他再因疗伤错过前半程会议。去年，刘翔带着提案准时与会，只是又因参赛而提前告假。”而他2010年所提交的两份提案则受到外界广泛质疑，“一份被疑外人操刀，一份则被指内容空泛”。
到了今年，报道说：“由于之前刘翔一直忙于训练和比赛，没有时间静心思考、准备提案，所以，此次进京他并没带着提案”——那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翔去参加会议干什么呢？报道引用“刘委员”自己的话说：“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政协会议，之前每次听到的、看到的都不一样，但都让我受益匪浅、收获良多。我觉得每次去都能学到许多东西，而我也一直是抱着向前辈学习的态度出席会议。”
从前面引述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刘委员”一直很繁忙，“没有时间静心思考、准备提案”。
其二，“刘委员”个人水平能力有限，在连续四年的政协会议上，只是在2010年勉强提交了两份议案，但这两份议案还是假冒伪劣产品。
其三，“刘委员”根本没弄清全国政协的职能所在，也没有弄清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能所在。他把政协当做了一所学校，而他自己是前往这所学校进行学习的学生，他说：“我也一直是抱着向前辈学习的态度出席会议”。
我们认为这是很荒谬、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和履行本章程的义务。”
由此可见，《政协章程》已经将政协职能和政协委员的职能规定得很清楚——各级政协就是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地方，而不是什么教育学生和培训学生的学校；各级政协委员的基本职能也是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而不是去当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生。特别是《政协章程》第二条将“参政议政”做了很为具体的规定——“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照上述《政协章程》的规定，我们发现刘翔自从200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几乎没有履行政协委员的工作职能——
从主观上讲，“刘委员”出席政协会议的目的是去“看”、去“听”，“一直是抱着向前辈学习的态度出席会议”的，而且“刘委员”本人也十分欠缺参政议政的素养，四年时间连一份合格的提案也拿不出手。
从客观上讲，“刘委员”忙于训练和比赛，并因此几乎没有参加过一次完整的政协会议，更不用指望他去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了。
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依据情节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国家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我们特别建议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依据章程撤销刘翔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让刘翔能够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进行自己的专业体育训练，从而为中国体育事业增彩添光。
其实，中国的“政协”到底有多少不称职的“委员”在里面“混饭吃”，到底有多少政协委员在里面滥竽充数、甚至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只要看一看历年两会期间一些委员的雷人提案和发言就知道了——
2005年1月，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女士在政协会议上抛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的提案，明确提出建立带有歧视性的人口准入制度。
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倪萍表示应立法封杀“山寨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马建议适当放开博彩业，认为这样可以刺激消费；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则建议发行面额500元、1000元的人民币，他认为大面额人民币不但可以节省纸张，而且人们钱包里的钱多了，花钱的欲望就会比较强，可以拉动内需；最夸张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的刘功臣为林嘉祥（猥亵女童、并公开侮辱受害者家属“算个屁”）辩护说：林嘉祥“是一个多年的干部、很好的干部……他只是一个倒霉蛋。”刘功臣认为林嘉祥事件是受部分“仇官仇政府”的网民煽动，进而推论说：“网络是可以杀人的，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
2010年的雷人言论更多：
全国政协委员雷献禾认为“10年提一个提案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一年提一个，这简直是过分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则高声疾呼：“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并且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我不添乱……”；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认为：“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医药分家的医改简直太荒唐了”；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谈起择校问题时说：“谁要是给我500万,我绝对降他20分录取”；
全国政协委员、地产500强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说：“老百姓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房价不能打压，而且也打不下去”；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建议“扫黄”改为“扫色”；
全国政协委员严琦称主张“政府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强制关闭社会网吧”，由政府来办；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陈怡霓认为春运火车票提前半年卖可以缓解春运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认为牡丹作为“国花”的地位一旦确立，“能够解决千千万万返乡农民工的就业。”
………………
能够列举的雷人语录和提案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曰：普遍的不合格、普遍的不称职、普遍的胡说八道、普遍的滥竽充数——不是为权贵集团的犯罪进行辩护，就是公开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公开与选民为敌，再不就是扭捏作态、百变作秀，“语不惊人死不休”，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替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的工作职责忘得干干净净。对照有关章程规定，我们也特别建议正在召开的政协会议将这些完全不合格的“委员”给予撤职处理。
《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主题”，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迈向更高更好的台阶！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国家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我们作为中国公民特别推荐徐友渔、秦晖、张祖桦、贺卫方、刘军宁、崔卫平、秦永敏、艾未未、艾晓明、张博树、夏业良、莫少平、长平、李凡、笑蜀、胡星斗等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们认为这些人能够更好的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能，能够更好的参与政治协商、反映社情民意、参政议政，能够更好的为人民说话、替人民办事！
国家公民（排名不分先后）：
姚立法（湖北潜江）
石玉林（湖北宜昌）
文国安（湖南长沙）
杨维波（浙江舟山）
庞立端（湖南常德）
周孟新（山东菏泽）
郑大靖（湖北十堰）
冯 玲（湖北潜江）
凌学文（湖南衡阳）
陈伟泽（湖北武汉）
刘永波（山东曹县）
余祖菊（湖北管水）
丁贵雄（内 蒙）
郑楚华（湖南湘潭）
刘金伟（吉林松原）
熊家兵（湖北潜江）
罗希会（湖南长沙）
蔡佳丽（湖南衡阳）
陈传远（湖北潜江）
赵家伟（四川达县）
王伟东（吉林长春）
陈世兰（安徽合肥）
母华政（四川射洪）
韩祖荣（福建沙县）
陈 雪（湖北武汉）
蔡四强（湖北通山）
张 治（湖南吉首）
陈必高（湖北潜江）
艾志德（广西桂林）
沈佑斌（湖南长沙）
胡 光（北 京）
余承会（湖北咸宁）
贾淑华（河北邯郸）
余同安（广东新会）
杜全兵（河北武安）
张 龙（黑龙江大庆）
杨平安（湖北十堰）
刘桂琴（湖北十堰）
周清水（湖北武穴）
徐 民（吉林舒兰）
李德才（湖北公安）
周章军（湖北公安）
李生丽（湖北潜江）
汪东许（湖北应城）
孙德云（湖北潜江）
王家英（广 州）
李辉远（湖北潜江）
董家培（湖北潜江）
史朝旭（山东聊城）
彭大平（湖北潜江）
何奎平（江苏盐城）
赵冬莲（湖南衡东）
张志成（湖南衡南）
邹志钦（湖南衡阳）
肖国庆（湖南衡阳）
赵仲喜（河南鹤壁）
王清云（河南灵宝）
王金考（河南濮阳）
许银凤（河南安阳）
任树空（河南新蔡）
刘凤英（山东邹平）
宋玉祥（河南济源）
金高云（湖南潜江）
彭学姣（广东顺德）
薛玉华（湖南岳阳）
王金国（河南周口）
黄立华（湖北红安）
杜传木（湖北新州）
姚永涧（湖北松滋）
杨昌新（湖北松滋）
张正申（湖南衡阳）
王方全（湖北公安）
吴洪波（湖南潜江）
尹旭安（湖北大冶）
汪 洋（湖北宜昌)
刘玉萍（湖南衡阳）
田正玉（湖北潜江）
万圣刚（湖北公安）
陈孝武（湖北潜江）
喻学军（湖北潜江）
项守信（吉林柳河）
程海如（河南安阳）
孙学德（湖北潜江）
陈明喜（湖北荆州）
綦彦臣（河 北）
朱 红（北 京）
欧阳懿（四川遂宁）
张鉴康（陕西西安）
赵常青（陕西西安）
王德邦（广西桂林）
张建平（江 苏
）
刘 巍（北 京）
秦永敏
就日本大地震致日本国会议员牧野盛修的慰问信
牧野盛修议员：
惊闻贵国发生9级大地震，并由此引发海啸，
给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和我的朋友们对此感同身受，不胜悲哀。特去此信向你并通过你向广大受灾的日本民众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慰问，希望你们能克服困难战胜灾难，尽快重建家园，恢复平静美好的日常生活。
因为中国人民近三年前遭收了汶川大地震，此前又刚遭受了云南地震，面对一遍废墟，满目苍夷，尤其是惨重的人员伤亡，我们不能不为你们也突然面临的巨大灾难感到极大的震惊和彻骨的悲哀。
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动物永远是孤立的个体，没有多少同类意识，尤其不可能有全同类意识。人有理性，故能认识全同类，也就是全人类。人有人性即全人类性，故能对一切其他同类个体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尤其对其他同类个体的不幸、痛苦、悲哀有切肤之痛。正是这种人性，使人类产生了人道需求，可以说，人道精神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人性导致的人道精神，我们才成为能区别于禽兽的人，我们才能明白他人和自己一样享有同等的人权——平等的权利与自由。
只有人性、人道、人权才能创造出博爱精神，使全人类成为一个伟大的整体。
不幸的是，就在贵国发生大地震后，我的许多本国同胞却幸灾乐祸，百度上居然出现了251万人“热烈庆祝日本地震”、848万人“庆祝日本地震”的搜索结果！应该说，这种情况比日本地震本身更令我震惊，它表明日本虽然在经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却在经历一场更为严重的精神灾难，我们已经没有了人道精神，正在向丧失人性方向退化，人权当然更无从谈起！我们已经要回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茹毛饮血的时代！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请日本朋友不要见怪，这不是你们的耻辱，是我们中国人在自外于人类，是我们没有继承孔夫子的恕道，是我们没有博爱胸怀。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今天我们却没有“大象”可执，甚至不知其为何物，我们也就不配在人类第三个一千年之初令你们令世界从内心里敬佩。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请求伟大的日本人民原谅，因为你们在中国汶川地震时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和物资援助，你们的国民没有对我们幸灾乐祸，相反表现了强烈的人道关怀，从而向世界显示了崇高的人类性意识。中国和日本有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从血缘上看甚至本是同根生，如果我们中国人除了永远记得几十年前的一场战争带来的伤痕外什么都不记得，除了仇恨外什么都忘光了，我们当然只配你们日本人加以同情和怜悯——我们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只有利益和仇恨没有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意识的精神荒漠。
但是，请你们相信事实并非如此，广大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是有人性、讲人道、追求人权的。我是一个为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奋斗了40余年的社会活动家，在为此而奋斗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那身陷囹圄独自面对无数个漫漫长夜的时候，正因为坚信不仅日本的民主政治为中国做出了表率，而且日本人遵守法律互爱互助克己待人保护环境等方面体现的民族素质更是中国的楷模，所以才有无比强大的内驱力，促使我百折不挠的拼搏。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很多很多，而且只会越来越多，因为今天的日本民族已经不是二战时代的日本民族，而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并且崇尚正义的民族，是一个实行宪政尊重人权的民族，这一切对中国当然是历史的趋势！
所以，在日本遭受9级大地震之际，本人特向你，并通过你向伟大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相信你们杰出的民族素质会极大的有助于你们战胜灾难重建家园，并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汇去人民币1000元以表寸心。
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
2011年3月11日
“两会”关注
“危险”的中国两会“达人”秀
——《零八宪章》论坛
年度一次的“两会”盛宴终于结束了。
根据官方的理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的最好平台，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因此，官方媒体在总结和表彰的时候不是说“这是一次民主的大会”，便说“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总之吹得牛皮鼓鼓、天花乱坠，反正一定是“胜利的大会”。
当然，这种说辞在如今这个时代除了具有“自欺”的性质外，要“欺人”、要“忽悠”老百姓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们认为，中国年度一次的“两会”表演只不过是执政当局为给自己的强权统治贴上“合法性”的标签而刻意导演的一部“伪民意”大戏，基本上只具有“表演”的性质。因为参加“人大”的人民代表并不是由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且绝大部分“代表”都具有“官家”身份——根据《南方周末》2010年3月的调查统计，在本届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总计2731人，占大陆代表总数的93.33%。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名为“全国官员代表大会”更合适。至于“政协”，作为执政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其组成人员就更是官员、富豪以及为当局所认可的各界“名流”了——可以称之为“达人俱乐部”。“官代会”与“达人俱乐部”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社会效果便是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便是络绎于途的进京访民，便是高房价、高物价、高失业的社会景观，便是大量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也因此整个中国社会的“阶级”分野越来越大，社会对立情绪越张越开，人民大众的“仇官”意识、“仇富”意识也在“官代会”和“达人俱乐部”的饕餮盛宴中被普及为一种显性社会心理。这当然是很“危险”的，也是执政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但问题在于，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两会”达人正在把这种“危险”的局面向着更严重、更危险的方向推进！
下面我们就拿今年“两会”期间发生的一些具体“状况”来看看前述结论是否符合事实：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分组讨论会上谈到高房价的问题时说房价上涨根本是一个货币问题，“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马委员究竟是要说“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还是想说以他自己为代表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手中的钱太多了”？如果说“权贵集团”这样的“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那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网随便一搜，就会发现“马委员”们一年的显性收入就高达四五百万，那自然是“钱太多”。但要说到芸芸众生、说到“蜗居”的“蚁族”和“房奴”们手中的钱太多，恐怕就是没事找抽的冒险行为。谁都知道，土地财政、土地资源的垄断性经营以及权贵集团的从中作梗是推动房价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参政议政”的马委员不是从陷入畸形的土地制度、土地财政制度及权贵集团的无限制作恶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却怪诞的提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这和质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达人”豪语难道不是将中国社会往更危险的方向引导吗？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更是语出惊人，她认为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包括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决定我们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既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就要保护我们中国的文化。”而“中国文化要在农民身上体现”、“他们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因此，王委员主张为了传承这种文化，农村孩子就不要上大学进城了，就在农村生儿育女、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来承担传承民族文化的伟大使命。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痛”的逻辑，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谬论。我们认为解决王委员传承中国文化的问题好办——两会一结束，王委员赶紧带头动员自己的儿女们抱着铺盖卷前往农村“插队落户”，并立下家法告诫孩子们——子子孙孙都要老老实实的呆在农村，不许返回城市，做农民“保护中国文化”要紧！有论者认为“如果真的按照王平委员的建议，那么中国将会蜕变成一个‘种姓制’社会：高级种姓，生活在城市，尽情享受改革和现代化成果；低级种姓，只能世代生活在农村，从事一些粗笨的低报酬工作——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吗？”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交通厅厅长杨光成在谈到车改时认为，公车改革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不能一刀切。交通不便的“大山里就应该配好车，这样才能保障安全”。强调“公务员下乡都坐25万以内的车，那不现实”……有统计说“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这9000亿人民的血汗钱是怎么让官员们花出去的呢？杨代表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不仅没有车干不成工作，而且低档次车也不行——翻车了谁负责呀，杨厅长们可是当官的，安全第一，必须好车……这就是这些“人民代表”的逻辑，而且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这种公务员下乡要坐好车的“建言献策”不正增加了搜刮人民的风险性吗？不正增加了官民矛盾的风险性吗？
至于说什么“给公务员放半年假”、“回家吃饭成奢侈”、“吃饱喝足……听党指挥”、 “加强微博管理刻不容缓，最好实施实名制”、“企业一定要听党的话”等等豪言壮语就更经不起推敲了。而喜欢KTV的宋祖英、喜欢“刘委员”称号的刘翔、“不添乱”的倪萍等人除了作秀表演、尸位素餐、打打“酱油”外，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诸多如此水平和素质的“达人”们充斥“两会”，并由他们来替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中国社会的危险性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在本次“两会”里最严重、最危险的声音还不是从上面罗列的一些“达人”嘴里发出的，最危险的声音是从“委员长”的座椅上发出的。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报告时强调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那么“搞”什么呢？吴邦国说：“要坚持党的领导”，“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难道收拾55万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
难道饿死4000万人的大跃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
难道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
难道六四大屠杀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
答案是肯定的。
正是在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当代中国才发生了前述的一系列灾难和悲剧。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正是“五不搞”才导致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蜕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最恶劣的资本主义），才造成了中国社会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尤其是不搞“多党政治”、不搞“分权制衡”，才导致执政党的不被监督和难以监督，也才导致中国党政官僚的普遍性腐败。同样，权贵集团的强取豪夺、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对立的官民矛盾、大规模的人权侵犯等等也都是因为中共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造成的。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现代民主制度如果不确立，则中国社会的未来确实令人望而生畏！
在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人摸索的时间太久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多了！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引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太危险了！
我们并不敌视作为中国同胞和中国公民的共产党人，也不鼓励“仇官”“仇富”社会心理的扩张，我们爱中国、爱同胞、爱祖先所留下的这片神圣土地，但是——
但是我们对一切剥夺同胞尊严、侵犯同胞人权、破坏同胞幸福的专制制度和强权力量都会大声说“不”！我们认为一切胸怀良知、背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都应该站出来为改变这不民主的强权制度而奋斗，都应该来为一个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奋斗！
2008年12月10日，由303位中国公民签署的《零八宪章》正式公布，与吴邦国“委员长”的“五不搞”意见相反，《零八宪章》在十九条基本主张里明确提出了修改宪法、保障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公民教育、社会保障、联邦共和等主张，尤其是《宪章》强调了“分权制衡”的原则，主张“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两年多时间以来，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中国公民的民主维权运动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期间虽然也遭遇这样或者那样的强权打压，但我们相信，在《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里，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一定会被改变，在《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里——
中国的未来一定是民主的未来！
中国的明天一定是自由的明天！
——《零八宪章》论坛
2011.3.15.
别让“酱油委员”浪费了参政资源
陆志坚
编者剪纸：
透析“酱油委员”现象，我们应反思的是时下的代表委员选举机制，片面强调构成比例和社会名人的影响力，将一些无法保证足够时间和足够精力履职的人选进了代表委员队伍，影响了代表委员的整体履职能力，这是今明两年各级换届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以体育界代表身份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刘翔，几乎每年参加两会，都会引起一阵风波。2008年的缺席和2009年错过半程会议，虽有参赛和疗伤等正当原因，仍为外界质疑。而去年刘翔的提案，其中一份被疑乃枪手操刀，之后他又因参赛而提前告假。而今年，刘翔因忙于训练和比赛，没有时间准备提案。他表示，自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出席会议。他或许没想到，这种坦白的态度仍引起人们的疑问和思考：没有提案的委员，能起到什么作用？甚至有人直接称他为“酱油委员”。
“空着手”在亿万人民的瞩目中走进参政议政的神圣殿堂，显然有悖于代表委员的职责。作为体育明星，或许刘翔确实太忙，或许对参会还准备不够，但不管何种原因，肩负13亿人民的重托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两手空空”绝非百姓的期盼，也是不应该的。
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应该干些什么，这是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话题，一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二是写提案提建议。简而言之，就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反映民意、参政议政。这就需要代表委员不管如何忙，都应抽出时间到群众中走一走，了解群众的所需所求，这是职责所在。然遗憾的是，个别代表委员“没有时间准备提案”，也就没有时间去听取群众呼声，因而根本无从谈起参政议政了。
5000多名代表委员与13亿人口相比，这是一个十分稀少而珍贵的参政资源。面对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就业、看病、住房、上学等一系列问题，这本身就需要代表委员会前深入调研、精心准备建议提案，会中积极反映社情民意。而总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听会或当“看客”，无论态度如何谦虚、诚恳，都是参政资源的巨大浪费。可以说，三年不发言五年不写建议提案的代表委员与会，无非是会场里的掌声响了一点、通过决议时赞成票多了一点，而对大会是否真正圆满召开并无实质意义。
透析“酱油委员”现象，我们应反思的是时下的代表委员选举机制，片面强调构成比例和社会名人的影响力，将一些无法保证足够时间和足够精力履职的人选进了代表委员队伍，影响了代表委员的整体履职能力，这是今明两年各级换届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今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负人民重托》的“两会”时评。文中说，代表委员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建言献策。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希望所有与会代表委员能认真履职，问心无愧。
来源：大河网
“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
——王平看到问题却开错药方
郭松民
编者剪纸：
面对建议中显而易见的不公平、不可行，王平委员完全没有察觉，反而喋喋不休，面有得色，这再次凸显了某些精英的狭隘、短视与自私，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了两会改革的必要性。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称“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在她看来，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往往导致返贫，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买不起房，也不愿回家，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3月9日《京华时报》）
王平委员的言论，迅速被众多门户网站转载，众多网友对该言论“大吐口水”：“难道农村的孩子就应祖祖辈辈守在田间地头吗？不该享受改革的成果？”，还有网友质疑她如何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甚至要“人肉”她了。
在我看来，王平委员的言论虽然令人惊诧莫名，但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概括起来说，她看到了问题，但开错了药方。
王平委员看到的问题简单点说有三条：其一是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由此造成的农村人才的流失，传统文化的凋敝与失落；其二是昂贵的大学学费所造成的农村贫困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以至于出现“一人上学，全家返贫”的局面；其三是稀缺、逼仄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给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与困难。
应该说，这三条都确实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生活改善很大，但城乡收入的差距也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2.4倍扩大到今天的3.6倍。在城乡差距巨大的“虹吸”效应下，农村学生不愿回乡，农村缺乏人才，出现“空心村”症状，至于大学学费昂贵，大学生就业难，就更是老问题了。
荒谬之处在于，王平委员虽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提出消除这些社会问题的提案，反而把这些问题合理化，至少是把问题假定为不可解决的，转而要农村的孩子放弃上大学、放弃进城，这就完全开错了药方！
解决以上问题，主要应该通过加大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通过鼓励农民开展新型合作经济，从事非农产业等来解决。至于农村家庭付不起大学学费问题，更应通过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减免农村或贫困地区学生的学费等来解决。
如果真的按照王平委员的建议，那么中国将会蜕变成一个“种姓制”社会：高级种姓，生活在城市，尽情享受改革和现代化成果；低级种姓，只能世代生活在农村，从事一些粗笨的低报酬工作——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吗？
面对建议中显而易见的不公平、不可行，王平委员完全没有察觉，反而喋喋不休，面有得色，这再次凸显了某些精英的狭隘、短视与自私，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了两会改革的必要性。
来源：广州日报
比买不起房子更不幸的是“被有钱”
张冰歌
编者剪纸：
“卖地潮”、“地王潮”、利益集团，才是房价上涨的始作蛹者，于老百姓手中的钱多钱少毫无关系。把房价上涨的“黑锅”扣给老百姓，让人听起来很不来劲。
“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借家里的钱都要买房，为什么?因为今年不买，明年会更贵。”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6日的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坦言，房价上涨根本是一个货币问题，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3月8日《半岛晨报》)
对于房价持续上涨，人们在追问原因时，有很多说法：货币超发带动房价；土地供不应求推高了房价；投机商的炒作；还有一种说法：体制转型中的阶段性疯狂。GDP，政绩，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才推动了这个疯狂的舞会……说房价上涨是因老百姓手中钱太多，还是第一次听说，借用宋丹丹的句台词，这叫没事找抽。
电视剧《蜗居》之所以受热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人公的购房经历契合了很多人的心理感受。剧中一些经典台词，诸如“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30年的贷款还完，利息都滚出一套房子了”，也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城市“房奴”一族的心声。如果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怎么会是这样?
在如此背景下，马行长又为何说，房价上涨是因老百姓手中钱太多?是据他所知，一些宝石一个月内价格翻了几番，而拍卖行过去的手续费暴涨，翻了几番，各种古董、名画的价格都在涨，甚至无论真假。还有红酒，拉菲82标价6.8万元。因此马蔚华认为，这些价格的上涨都是因为社会上的流动资金太多了。所以他判定，近些年来的房价持续上涨，是因老百姓手中钱太多。
而在笔者看来，马行长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改革开放30年多来，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大批“末代厂长”“末代经理”和一些社会“投机者”，被培育成了新时期的“先富者”，有了他们的资本积累，又产生了“富二代”、“富三代”。这些“先富者”，自然也就成为了奢侈品市场的消费者，也只有他们才有大把大把花钱的资本。如果因为这些“先富者”手中的流动资金太多，便以为是“老百姓手中钱太多”，就有些以偏概全了。
客观地说，现在的中国的老百姓手中比改革开放以前是有钱了，但要知道当前的现实是，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只能维持生计，有些连维持生计都难。这怎么能叫“手中钱太多”?就算是说“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那也是“富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而不是“穷老百姓”钱太多，说“穷老百姓”钱太多，只能叫“被有钱”。再说，纵算老百姓都是“钱太多”，又有多大能量让房价持续上涨?
其实，对于房价持续上涨，老百性知根知底，利益各方心中有数得很。随着“卖地潮”、“地王潮”的到来，从中得利的是首先是政府，其次是其他利益集团。而任何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房产开发商也不是慈善家，对于“卖地潮”、“地王潮”的成本，自然会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此，房价自然也就会走高。可见，“卖地潮”、“地王潮”、利益集团，才是房价上涨的始作蛹者，于老百姓手中的钱多钱少毫无关系。把房价上涨的“黑锅”扣给老百姓，让人听起来很不来劲。
来源:华声在线
南方周末：“人代会”的“官代会”本质
编者按：
本文为《南方周末》在2010年3月18日所发，原标题为《全国人大代表职业比例的统计》，现标题为编者所拟，使读者诸君能够一眼看穿“人代会”的“官代会”本质。
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总数为2987人,扣除港澳台代表61人之后,各省份及解放军代表共2926人,根据职业性质分为下述三类。
■甲类:官员公务员(含国企、事业单位等公营机构官员)代表,共2496人,占大陆代表的85.3%。
■乙类:公营机构职员代表,即国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共143人,占大陆代表的4.9%
另有解放军代表11人因公开信息不全未归类,虽未归类,但从定义看属于甲类或乙类,占大陆代表的0.4%。
■丙类:社会从业人员代表,包括农民、民营企业从业人员、民间慈善者,共276人,占大陆代表的9.4%。在丙类276人中:
●民营企业老总235人,占丙类的85.1%,其中普通民企老总197人,占71.3%。
●“村企合一”民企老总38人,占13.8%,说明“村企合一”已成为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出现的新趋势,村官(村委党书记、村主任等)同时担任以该村为基地的企业老总,如福建省代表林哲龙既是连江县筱埕镇官坞村党委书记,又为官坞海洋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民营企业员工16人,占丙类的5.8%。
●农民13人,占丙类的4.7%。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带头人3人,占丙类的1.1%,如甘肃省代表刘大江为定西市安定区马铃薯经销协会会长。
●律师8人,占丙类的2.9%。
●民间慈善者1人,占丙类的0.4%。
注:1.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法》),并不限于在政府机构供职人员。官员包括无其他职业身份的村官。2.有多个职业身份的取主要身份,如村企合一民企老总有村官和民企老总双重身份,取后一种。
甲类:85.3%官员公务员
丙类:9.4%社会从业人员代表
乙类:4.9%公营机构职员代表
解放军代表0.4%
按纯大陆代表数2926人论。[甲类]党政官员当代表的共达2496人，占总代表数的85.3%。其下的[乙类]公营职员代表与军队的代表，共是143人，占总数的4.9%,其是否“普通员工”先不论（军队的是个“模糊量”，估计当以高官为主，但因没有确切数据也不先不论）。再后的[丙类]称“社会从业人员代表”，共276人，占总数的9.4%。这里面，仅“民营企业老总”就占197人，“村企合一”的老总（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又兼任村集体企业老总的）占38人，这两部分人相加：235人，占了这部分代表总量的85%以上！也主要是官员的代表！若将这部分人总量与上述党政官员当代表2496人相加，则为2731人，这两部分官员占大陆总代表数的93.33%！若计入军队代表的“模糊量”及其他标以“普通员工”而实非普通员工的模糊量（即实官或虚官），总的官员代表大于94%无疑！
茉莉花革命
编者按：
据不完全统计，2月中旬以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有梁海怡、陈卫、华春辉、丁茅、冉云飞、郑创添、魏强、全连昭、朱虞夫、魏水山、莫建刚、兰靖远（无法与亲属联系核实）、谈兰英、张建男、孙德胜、杨秋雨、李海等17人被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等罪名刑事拘留；江天勇、滕彪、古川、唐吉田等人被强迫失踪；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中国公民被莫名其妙的“传唤”、“被喝茶”、“被旅游”！
执政党对“茉莉花革命”的恐惧已经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程度——这不是做贼心虚么？！
《零八宪章》论坛：
就中共当局因“茉莉花革命”实施大镇压的强烈抗议与声明
进入2011年2月份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不断的恶化！
先是2月1号，已连续坐牢12年的民主人士秦永敏被武汉地方当局以“言论不当”为理由处分行政拘留10天；接着，湖北潜江地方当局又对著名民主人士姚立法施以黑社会般的绑架活动。
2月中旬，密切关注陈光诚境况的著名维权人士滕彪、陈天石、江天勇、唐吉田等人被北京地方当局或抄家、或传唤、或绑架、或失踪……
而最近几天因为网传的“茉莉花革命”问题，各地方政府又开始大范围地传唤、拘捕民主维权人士——
2月20号当天，全国各地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士有100多人，很多人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当地警方的骚扰——或被限制出门、或被“喝茶”、或被旅游，作为国家公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各地方政府的严重干扰！
更有甚者，在最近一波的人权侵犯中，除了前述的骚扰外，还有多人在被抄家、传唤之后又以所谓“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加以刑事拘留——
2月20日下午，四川遂宁地方当局对著名民主维权人士陈卫进行了抄家和传唤，第二天便正式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加以刑事拘留。
2月20日下午，四川成都警方对民主人士丁矛进行了抄家，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加以刑事拘留。
2月20日，哈尔滨网友梁海怡（网名“渺小”）因在网上转发所谓“敏感信息”被抓捕，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刑事拘留。
2月21日，江苏维权人士华春晖被抓，22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加以刑事拘留。
2月24日，四川作家冉云飞在被“失踪”五六天后被正式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加以刑事拘留。
除此之外，北京的滕彪、江天勇、古川、唐吉田等人在20日前后被当地警方抓捕后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这是继去年10月打压诺贝尔和平奖以来的又一次人权迫害狂潮！
我们认为无论被拘留的陈卫、丁矛、冉云飞、华春晖、梁海怡等人还是被失踪的滕彪、江天勇、唐吉田、古川等人，他们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中国公民，他们都对生养自己的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充满深深的赤子之情。不管他们是对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关注，还是有关推动民主人权事业的言论都没有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规定，他们都是在以合法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正因此，我们对无视宪法有关规定、大肆进行人权侵犯的各地方政府表示我们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对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当局提出我们的强烈批评和抗议！我们认为中共当局试图以人权侵犯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不过是新时代的“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尤其，我们需要提醒中共当局的是：环顾世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一切独裁专制力量无论是多么的不愿意，也一个又一个、一波又一波地消灭在广大人民争民主、争人权的洪流中——经过前后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洗礼后——到2010年，在全世界194个国家中，民主和半民主的国家已达147个（其中完全民主国家89个，半民主国家58个），不民主国家只剩下47个（据英国“自由之家”的统计）。
而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北非中东国家又掀起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历史大潮已经不可逆转，中国也将必然走向民主！中共当局如果关心自己的未来，就应该高瞻远瞩、因势利导，抓住眼前的民主化机遇，迅速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而不是顽抗抵抗民主化潮流，并自欺欺人地梦想共产独裁政治能够一世而万世的传承下去！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提醒中共当局的是，无论你们召开多少次“省部级高官会议”，无论你们变着花样搞什么“三讲”、“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无论你们明的暗的给你们党政官僚的口袋里塞满多少人民的“币”，也无论你们从国库里拨付多少人民的“币”来稿“维稳”活动，只要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和保障，只要两极分化还在继续扩大，只要掠夺人民的暴力征拆事件还在发生，只要唐福珍、钱云会们的悲剧还在继续上演，那么，你们的图谋就一定是要破产的！
我们认为——
中国人民已经听够了谎言！
中国人民已经从各地频发的人权侵犯事件中汲取了教训！
中国人民已经从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中总结了经验！
中国人民已经从《零八宪章》的旗帜上看到了伟大祖国的美好未来！
因此，无论你们愿不愿意，中国人民都是一定要争民主的！
从《零八宪章》发布的2008开始，民主维权便已成为激荡在中国大地上的主旋律——未来的十年，便是民主奋斗的十年！便是“茉莉花开”的十年！便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为人权、为民主、为幸福、为尊严而坚决斗争的十年！我们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是民主的未来，中国的明天一定是自由的明天！
最后，我们再次提醒中共当局能认清中国必然民主化的历史趋势，立即无条件释放陈卫、冉云飞、丁矛、梁海怡、华春晖等人，立即无条件停止对滕彪、江天勇、唐吉田、古川等人的人权侵犯，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刘贤斌、高智晟等所有狱内良心人士，立即还陈光诚、刘霞等人以公民自由！
我们坚信，只要中国公民还没有获得自由和尊严，茉莉花就会不断地绽放。我们呼吁每一位有良知和尊严的中国公民，让我们一起用“微笑”来迎接民主，用“散步”来争取“茉莉花革命”的胜利！
——《零八宪章》论坛2011年2月24日
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将“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
——《零八宪章》论坛
编者剪纸：
强烈谴责卡扎菲独裁政权的野蛮屠杀！
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将“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
——《零八宪章》论坛
惊悉卡扎菲独裁政权于2月21日对利比亚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我们——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对此感到无比的愤慨，我们强烈谴责卡扎菲政权反人道主义的野蛮屠杀行径！并因此而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将反独裁、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
据互联网消息，2月21日，统治利比亚人民长达41年的独裁者卡扎菲指令三个儿子调动军队动用冲锋枪、机枪、迫击炮、装甲车、坦克等武器对示威抗议群众进行了野蛮的屠杀——独裁者甚至动用飞机、导弹部队对利比亚人民进行血腥镇压，除此之外，卡扎菲政权还出动非洲雇佣军进行肆无忌惮的杀戮！在政府军的血腥屠杀下，已经造成数百平民死亡、数千平民受伤的惨剧！面对卡扎菲政权如此野蛮暴虐的反人类行径，我们——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现给予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我们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反专制、反独裁的正义斗争！我们坚决支持利比亚人民将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我们也欣慰的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民加入到了反抗独裁者的行列。2月22日，利比亚驻美国大使、驻印度大使、驻中国大使已经发出对卡扎菲暴行的谴责，多名利比亚外交高官宣布辞职；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纽约宣布脱离卡扎菲政权；利比亚司法部长和安全部长因不满卡扎菲的镇压也均宣布辞职；一些长期支持卡扎菲政权的部落也纷纷加入到反抗卡扎菲暴政的阵营，甚至有消息说，一些政府军——包括卡扎菲手下精锐的霹雳部队也已调转枪口对抗独裁者……
鉴于此，我们高声呼吁英雄的利比亚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使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推翻血腥暴虐的卡扎菲政权！我们也呼吁美国、欧盟等一切高扬民主和人权大旗的国家和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裁卡扎菲政权，并给利比亚人民以最大的救助和支持！
最后，我们警告一切还在支持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军队，希望你们勇敢的放下屠刀，并将杀戮的枪口转向已经统治你们41年的独裁者！否则，伴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你们在自己的脸上终将打上无法抹去的可耻烙印！何去何从，警钟长鸣！
我们坚信——一切独裁者都会被人民抛在脚下！
一切专制力量最终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民主一定会属于英雄的利比亚人民！
“茉莉花革命”一定会在卡扎菲政权的哀嚎声中取得最后的成功！！
——《零八宪章》论坛
2011-2-22
“维权网”
就近日中国当局加强对维权人士打压的严正声明
近日来，中国当局加强了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先后对唐吉田、滕彪、江天勇、刘国慧、古川、陈卫、冉云飞等维权人士实施殴打、绑架、传唤、抄家，对国内上百名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进行“被喝茶”、“被旅游”与软禁、限制人身自由，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权利，制造了社会的普遍恐惧气氛，扰乱了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维权网”对此表示严重关注！并强烈谴责这种肆意践踏人权，违反法治，破坏和谐的行径！
2月16日中午，唐吉田、滕彪、江天勇等十几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聚餐迎接新春，谈论山东维权人士陈光诚被软禁与受侵害的情况，席间数十北京警察包围了该酒店。散席后，唐吉田律师回到家中，晚上被广安门外派出所警察带着开锁人员，强行打开房门，绑架上车号为6077的警车带走。江天勇律师回家时被警察带到羊坊店派出所盘问。随后，海淀分局国保负责人路永辉赶到，当着片警王涛和副所长郑云浩的面推搡江天勇。之后江天勇虽被放回，但在2月19日下午，江天勇在昌平区他弟弟家中时又遭到松园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派出所警察还带着国保要搜查江天勇在羊坊店的家，在遭到江天勇太太拒绝后，警察从江天勇弟弟家中抢走了江天勇的电脑。滕彪律师在回家路上被警察强行抓上车送回家中软禁，到19日北京警方将滕彪带走，并于当天晚上对其家中搜查两个多小时，抄走两台电脑、一个台印传真机、一些打印文章、一二十本政治类大陆书籍、二三十张纪录片光碟、几十张陈光诚的照片等。搜查时家里设置了信号屏蔽仪。
2月19日，山东省临沂市维权人士刘国慧遭到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办事处10多人绑架，被抓进临沂市八一宾馆101房间非法关押，至今未见释放。
2月19日，由于网传第二天（2月20日）中国北京、天津、上海等13个大城市同时举行“茉莉花革命”集会游行，中国当局高度紧张，于是各地警方纷纷传唤、软禁、绑架、旅游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据“维权网”不完全统计，在19日至20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各地人士有上百人。如朱虞夫、蒋亶文、姚立法等人被强制带走旅游；李天天、游精佑被砸门并被软禁；张林、吴乐宝、钱进、李文革、佘万宝、李宇、张善光、丁矛、周莉、王森、蒲飞、王五四、倪文华、刘萍等人遭到传唤；另外失踪或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士还有：廖双元、黄燕明、卢勇祥、肖勇、张建中、楼保生、魏水山、莫之许、何杨、李任科、查建国、卢钢、张世和（老虎庙）、陈信滔、黄雅玲、齐志勇、金月花、孙文广、黎雄兵、赵枫生、黄雅玲、李和平、魏桢凌、何欢、刘荻、魏强、张先痴、薛明凯、李金芳、冯正虎、方小天、张健男、彭定鼎、刘士辉、郑创添、牟彦希、杨秋雨、张瑞、冯海涛、王荔蕻、李昕艾、王永智、史小博、王玉琴、游贵、翟明磊、武文建、吴朝阳、华春晖、邓太清、张大军、许志永、王永智、汪昊、贾春霞、野渡、叶海燕、蓝无忧、黄伟、石三、魏兰玉、罗宇恒、端启宪、张维、胡石根、高洪明、徐永海、张辉、张鉴康等上百人。
更为恶劣的是，北京、四川两地警方还对维权人士古川、陈卫、冉云飞进行非法传唤、抄家。2月19日下午四点多钟，北京市公安局一名李姓警官带领市局国保、昌平区国保与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警察约二十人，赶到昌平区天通苑维权人士古川家中，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与警官证，也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只是口头上透露说古川在推特上转推了什么推文，就强行将古川带走，并对古川家进行查抄。抄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机主机、两部手机与一批书籍。其中一名昌平分局的国保还公然将古川家中的网线剪断。随后警方还软禁了古川的妻子李昕艾，阻止她与外界联系。
2月20日早上，四川省遂宁市国保强行带走维权人士陈卫去“喝茶”， 到傍晚5点03分时，遂宁市局国保队长郑大双带着国保及当地派出所警察与社区协管员共12人，闯入陈卫家中，在只有一个小孩在家的情况下，进行搜查、抄家。后来陈卫的妻子回到家中，警察只向她出示了搜查证。最后警方抄走了陈卫的方正手提电脑一台、惠普电脑硬盘一个、移动硬盘一个、小U盘一个。
2月20日上午，四川作家、维权人士冉云飞被成都书院街派出所警方带走“喝茶”。21日凌晨3点，警察押着冉云飞回到家中，7、8名警察对冉云飞的电脑资料进行拷贝，后干脆抄走了电脑主机，也没有给家中留下任何法律文书。
令人吃惊的是，此次无论绑架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刘国慧，还是对古川、陈卫、冉云飞传唤与抄家，警方居然都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也在远远超过24小时后而没有通知家属。使家属与外界无法了解到当事人究竟触犯了哪条法律，也不知当事人正在受到什么法律处罚，甚至都不知道当事人被羁押在何处。
不管是维权律师聚餐讨论陈光诚的处境，还是公民通过网络发表言论，甚至表达举行集会、游行的愿望，都属于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集会的自由权利。中国当局对公民践行宪法权利竟采取如此大规模的打压，制造如此广泛的侵权事件，尤其北京、四川、山东等地警方如此公然知法犯法，野蛮践踏司法程序，采用“黑社会”的手段来任意殴打、绑架维权人士，给社会制造恐怖气氛，置广大公民于没有言论、集会与人身自由权利的社会氛围之中。如此恶劣行径是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中“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等条款；违反了中国政府1998年支持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中“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
和平聚会或集会”，“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等条款；也违反中国《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等承诺。也与中国当局一再宣示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相背离。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被非法绑架、传唤、关押的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刘国慧、古川、陈卫、冉云飞，还他们人身自由，并归还他们被抄走的一切物品；
二、追究制造这些人权灾难的当事人、负责人和有关机构的法律责任，依法对权利受到侵害者给予国家赔偿；
三、切实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与《人权捍卫者宣言》的各项条款，真正兑现《宪法》保护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承诺，立即停止一切打压公民维权的罪恶行径，开启政治改革，加强法治建设，消弭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弥合社会裂痕，以使中国社会真正步入民主和谐的良性发展轨道。
维权网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独立中文笔会
关于滕彪博士被拘押和多人被刑事拘留的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获悉，本会狱委法律顾问、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博士于2月19日下午被北京警方带走并被抄家，至今超过72小时仍下落不明。
根据本会得到的信息，2月19日下午滕彪被警方带走，警方对其家搜查两个多小时，抄走的物品包括：两台电脑、一台打印传真机、一些打印文章、一二十本政治类大陆禁书、二三十张纪录片、几十张陈光诚的照片等，并在搜查时将其家里设置了手机信号屏蔽仪。滕彪被警方带走至今超过3天仍下落不明，警方至今未向家属说明带走他和搜查的原因，家属也未收到任何有关的法律文书。滕彪博士是中国政法大学讲师，2003年孙志刚案后以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起违宪审查的三博士之一而知名，近年来作为人权律师参与一系列维权案件，2007年获法兰西共和国人权奖。
本会还获悉，北京另两位著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和江天勇分别于16日和19日遭北京警方绑架，至今下落不明；北京维权人士古川、四川作家冉云飞、四川维权人士丁茅于19日被警方带走至今未获释放；四川维权人士陈卫20日被警方带走并被抄家，21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江苏维权人士华春辉21日被抓，22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哈尔滨网友江海怡（网名“渺小”）因在网上转发“敏感信息”20日被抓捕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广州维权律师刘士辉于20日中午在住所附近被数名不明身份者蒙上黑头套殴打，致其双腿鲜血淋漓不能行走，后被朋友送院治疗；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22日被国保人员带走失去联系。此外，各地有上百名异议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遭传唤、软禁、绑架、强迫旅游等不同程度的不法侵害，其中包括：本会荣誉理事、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日被软禁在家，本会会员朱虞夫20日被强迫旅游，本会网络工作委员会协调人野渡22日被广东警方强迫旅游未归，本会副秘书长蒋亶文、候补理事莫之许、会员刘荻、朱欣欣、张林、胡石根等人先后受到警方传唤、监控、警告等骚扰。同时博讯、参与、独立中文笔会等多个海外中文网站遭有组织黑客攻击瘫痪。这是自去年10月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政府再一次大规模强化言禁、打压异议人士。据悉是次打压行为与网传2月20日在中国13个城市发起“茉莉花革命”游行集会有关。
独立中文笔会认为，公民通过网络等公开发表言论，包括表达举行和平游行、集会的愿望，均属于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等自由权利。中国有关当局对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采取超越法律程序的大规模侵权打压行为，严重侵犯中国《宪法》第35条和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独立中文笔会对中国当局因恐惧于“茉莉花革命”波及中国而采取的一系列严重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强化打压行动深感愤怒并强烈抗议，担忧滕彪、陈卫等人可能成为新一轮文字狱的受害者，为此紧急呼吁国际社会严重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敦促中国当局停止言禁、监控等打压行动，立即无条件释放滕彪、陈卫、华春辉、江海怡等人，立即解除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非法软禁，并恢复所有其他以各种方式拘禁者的人身自由。
2011年2月23日 星期三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春天来了，我们要散步
----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
作者：春天散步者
诸位“代表”：
尽管您们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但我们也对您们寄予厚望-----你们也有忧国忧民之心，你们也对权力腐败不满。你们正在人大会堂“参政”，我们要在各个街头“散步”。
当局说我们“别有用心”，想把“北非乱局”引进中国。这个“罪名”我们可担当不起！
我们要向您们讲明：我们并不想发起什么“茉莉花革命”，我们只是要真正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
我们想亲手选出能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
我们想亲手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位总统！
我们想自由表达！
我们想自由结社！
当我们有参政欲望时，我们想组成可以堂堂正正发表独立政见的政党！
当我们对政府不满时，我们想举行合法有序的示威游行！
但这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却无法享有：
我们只能“选举”被官方指定的“代表”，
我们只能接受由中共总书记兼任的“国家主席”，
我们表达不自由，只能用“草泥马”发泄对网络监管的愤怒，
我们结社不自由，只能眼看着几个“花瓶党”粉饰中国的“和谐盛世”，
我们不能上街游行，只能“散步”，
而今，连“散步”也给禁了，当局说是“街头政治”、“非法聚集”！
我们要维权，维护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希望您们能在人大会上为我们维权！如果您们不能行使代表的职责，我们将行使选民的权利-----罢免您们，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
春天来了，今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让我们走出家门，来到街头，
充分享受民主的春天带来的阳光！
贪婪地闻着茉莉花的清香，
在路边的茶社，泡上一壶茉莉花茶，
与几位好友，畅谈国是……
（2011年3月10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文章来源：新世纪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写给大学同学们的话（3月5日发布）
编者剪纸：
机会平等来自于权利平等。当一个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作出任何改变吗？权利和平等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争取，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后代，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都有一个称号，叫“大学生”。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会把校徽戴在胸口，那个年代，大学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称号。现在大学生是什么呢，有个古老的笑话说，王府井掉下一砖头，砸中十个人，有九个是大学生。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我们看看，我们上的是这样的大学吗，我们还算不算是一个“大学生”呢？
我们现在上的就是录取书上的那个大学吗？大学疯狂扩招加上房地产利益的推动，大学校园一扩再扩，大学城跑马占地。有多少同学现在不是在大学城分校区上学？我们说是考上了某个知名高校，可我们分校区的校园、氛围，跟这个校名有任何关联吗？在大学城里，我们的建筑都一样，走在大学城里，我们也分不清彼此。
我们记不住导师的样子。学校自己的讲师教授，根本不住在分校区，只在校本部里忙着自己的课题社交；很多随便从外面聘请来的“老师”，只有在上课时才能看到，下课后就不见了人影。没有大师，没有讲座，没有传承。当语言培训、优惠电话卡、交谊舞班、成功学讲座之类的海报贴满我们校园的布告栏的时候，我们曾否看到过一张文学、历史或哲学讲座的通知？没有了“独立思考、客观批判”的熏陶，这还是大学吗？
我们被放逐而自生自灭。出城一趟，要换几次公交。想出去看场电影、见个朋友，太晚了没有公交车，甚至无车可打。学校旁边的农民屋，大排档，钟点房，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的大学岁月，就在老鼠乱窜的地沟油大排档里沉醉，在钟点房那肮脏的床单上翻滚。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一到周末就被豪华车接走了。
从拿到入学通知书时就列明的学费，到报到时的住宿押金，到用水用电的预付费，还有挂科后不得不按学分补交的昂贵费用，每张单据都透着一个大字：钱。学校对于我们，除了“吸血”及一纸文凭，还给我们什么？奖学金是团委学生会那些马屁精学生干部的专利，助学金是给那些打小报告的学生信息员的奖赏。万幸的是，我们的父亲没有像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父亲那样，因拆迁而被活活打死在自己的家里，所以，我们的父母还能东拆西借，把我们多如牛毛的费用一一付清。
万幸的是，我们没有像河北工业大学大四的同学赵伟那样，只是因为在返校的路上，向列车长反映了被乘务员奚落嘲弄，便在半夜被乘警带走，他的父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尸身伤痕累累；他的父母竟然被告知赵伟是在“大庆火车站跳楼身亡”。万幸的是已经回到校园里的我们，没有像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大一同学陈晓凤那样，在她那生命飘散的最后一刻，听到的还是官二代的叫嚣：“我爸是李刚”。我们也没有因为不堪重负，像有些同学那样从高楼一跃而下，所以，我们还能拿到一纸毕业文凭。
骗子们拿走了我们的钱，却没有让我们得到大学应有的教育，我们得到了文凭，面对的却是失业。问问我们的的师兄师姐，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在离校前拿到OFFER？父母已经为我们累弯了腰，我们有何颜面回去面对江东父老？我们不是薄瓜瓜，我们不是陈晓丹；我们的爸爸不是薄一波，我们的爷爷不是陈云；所以我们的学校不是剑桥，也不是哈佛；所以我们去不了摩根士丹利，也去不了中金，更去不了清华同方。
机会平等来自于权利平等。当一个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作出任何改变吗？权利和平等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争取，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后代，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熊培云先生文章“有不公，为什么没有大动荡？”中有一段话：
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样，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他们未必是一群被驯化到不能自组织的愚民，但是在一个压力型社会里人人争做
“鱼民”各顾各也是无比真实的。由此，这种各顾各的家族救济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会自救，另一方面也将这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鱼民之家”：一是网里之家，二是网外之家。网里的“鱼民”虽劳苦却也因为网外的“鱼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为逃出生天的网外的“鱼民”同样因为网里“鱼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问世事与网事。其结果是，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却也心安理得。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让我们看看“网里”、“网外”，如果我们不能“心安理得”，那就让我们用最低调的散步围观，走出校门，去发出我们最卑微的请求：
我们需要平等的权利，我们需要平等的机会。
我们的权利，请还给我们。
3/5/2011 8:40:39 AM
文章来源：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话
基督徒每主日去广场为公义祷告书
一群中国基督徒
主后2011年3月3日
圣经马太福音6：10:“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基督徒的信仰要求我们要将上帝的公义、圣洁和慈爱的旨意彰显在整个大地之上。我们的信仰不是教会中的一部分，而是生命和生活的整体。神喜悦我们用公义和爱来作个好“管家”、“治理、管理”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的每一部分，让全地都来荣耀神。
神是公义的神。圣经诗篇45章章中赞美神：“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目前，中国社会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环境污染、正邪不分、是非颠倒、人神共怒，一切已经达到了人们难以容忍、极其痛心的顶点，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义，我们基督徒应该为此来哭求神看顾中国、求神怜悯中国的子民、求神在神州彰显他公义的意志和属性。
最近以来，神的手在北非、中东行了大事，茉莉花方兴未艾，这为神的福音能在这些国家畅行打开了大门，也为神的公义、公平在这些国家满溢铺好通途。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也要为北非、中东的福音宣教工作迫切祷告，更要为他们各民族享有上帝之公义和爱来祷告。“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撒母耳记下 23章 3节》。
每个星期天，是基督徒的主日。经过上午的敬拜、证道、奉献和中午的爱筵后，我们应该走出教堂，下午2点左右到城市公共场所，为国家公义而默默祷告（默祷）、边走边祷告（走祷）、流泪痛哭祷告（哭祷）等。我们之所以走出教会，就是祈求神将其公义和爱带到整个中国社会、万族万民。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在祷告中亲近神、仰望神，祈求神给这个国家带来公平和公义。
圣经诗篇62篇中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祷告不犯法更不犯罪，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指出祷告是违法的，包括中国在内。我们祷告，是希望神的福音广传，我们祷告，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公义、圣洁和慈爱，正如圣经
阿摩司书5章 24节中说到的：“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公义、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这一群中国基督徒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每个主日敬拜完后，每个教会信徒集体到各自城市公共场所去祷告。我们相信你会成全。我们相信，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
希伯来书11:1）
一群中国基督徒
主后2011年3月3日
以下是基督徒前往祷告的各城市公共场所参考地点：
01. 北京（西单商场）
02. 上海（和平影都门前）
03.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正门）
04. 成都（天府广场）
05. 杭州（湖滨路凯悦酒店前至音乐喷泉一带）
06. 西安（钟楼开元商厦门口）
07. 南京（新街口金轮新天地肯德基店）
08. 长沙（五一广场新大新门口）
09. 天津（鼓楼下）
10. 沈阳（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
11. 长春（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
12. 哈尔滨（索菲亚大教堂）
13. 武汉（解放大道世贸广场麦当劳门口）
14. 济南（银座购物广场前）
15. 青岛（五四广场五月的风雕塑市政府对面）
16. 吉林市（世纪广场）
17. 大连（中山广场）
18. 郑州（二七广场二七塔下）
19. 贵阳（人民广场沃尔玛购物广场前）
20. 太原（五一广场太原影都前）
21. 南昌（八一广场百货大楼前）
22. 福州（五一广场越洋图书城门前）
23. 南宁（朝阳广场）
24. 拉萨（八廓街大昭寺广场）
25. 乌鲁木齐（人民广场）
26. 深圳（华强北路麦当劳门口）
27. 重庆（解放碑路麦当劳门口）
28. 呼和浩特（新华大街新世纪广场门前）
29. 石家庄（人民广场图书大厦新华书店前）
30. 兰州（东方红广场肯德基门前）
31. 昆明（东风广场新世界百货门前）
32. 齐齐哈尔（肯德基爱格店前）
33. 合肥（市府广场赛康数码广场前）
34. 厦门（中山路肯德基门前）
35. 温州（学院中路肯德基门前）
36. 苏州（苏州印象城入口处）
37. 宁波（天一广场）
38. 西宁（中心广场）
无参考地址城市、乡镇基督徒，可在本城市、乡镇中心广场、建筑物下祷告。
时间：每周礼拜天下午2点
宪章论坛
姜瑜在挑战什么？
——《零八宪章》论坛
2011年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当着众多的中外记者竟然脱口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话来，此语一出，天下哗然，人们不仅想问，姜瑜究竟在挑战什么？
曰：姜瑜首先在挑战上司国务院
如果人们不是太健忘的话，都还记得2010年的8月２７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强调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外交部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不可能没有派人参加这次全国性的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姜瑜也不可能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可笑的是，“行政人员”姜瑜又把“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当做什么了呢，一块抹布而已。不管温老头多么苦口婆心的强调“各级政府和所有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姜瑜一口回绝——“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这种情况下还能指望姜瑜树立“法治观念”、在外交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吗
？连整天和记者打交道的外交部发言人都鄙夷不屑的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话来，又能指望哪个官僚能把法律当回事，又能指望谁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呢？由此可见，“政令不出中南海”并不是民间的嘲讽了。
曰：姜瑜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
在中共十五大之前，中共领袖人物在谈到“法制”问题时总强调什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97年9月中共召开十五大，“江核心”就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强调：“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认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
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2002年，“江核心”在十六大报告中继续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中共十六大还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尽管中共领袖人物在十五大以来的历届代表大会上都一再强调“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强调“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但外交部发言人就是不屑一顾，一句“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棒喝足以让整天大喊“以法治国”的中共领袖们无地自容！
曰：姜瑜是在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现在大家都知道，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到1999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最高大法（当然前提是《宪法》必须是在真正民主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它规定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游戏规则”，无论个人还是团体都必须无条件的遵守执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中的“法”首先是“宪法”，其次才是依据宪法所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所谓“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说的都是国家公务人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框架内开展工作，这是文明世界的通则。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纳入宪法11年的今天竟然有姜瑜这样的外交部高官会甩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话来，可见在她眼里，“以法治国”又价值几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价值几何？
结束语：“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
当我们断言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是在蔑视法律，是在挑战她的上司国务院、是在挑战执政党并进而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就比姜瑜做得好，千万不要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中华大地的《圣经》，千万不要以为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
共产党在中国建政六十多年来，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直是一党独大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才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无论是在共产党操控下炮制而出的《宪法》、法律，还是相关制度建设，都是一些面子上的文章，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这些法律制度对于执政党根本没有什么约束意义——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得不到很好的遵守，就是执政党自己的党章以及历届党代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也很难得到执行。也因此，《零八宪章》早就指出中国的“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
就拿中国的人权事业来说，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还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2008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可是中国人民的人权得到保障了吗？中国的人权事业得到进步了吗？我们认为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在阔步后退。远的不说，单就最近一个月，在中国大地就发生了多少非法侵犯人权的事件——
2月16号，维权律师唐吉田在北京被失踪；
2月19号，维权律师滕彪在北京被失踪；
2月20号，维权律师江天勇在北京被失踪；
2月20号，维权人士古川在北京先被抄家，再被失踪；
2月20日下午，四川遂宁地方当局对著名民主维权人士陈卫进行了抄家和传唤，第二天便正式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加以刑事拘留。
2月20日，哈尔滨网友梁海怡（网名“渺小”）因在网上转发所谓“敏感信息”被抓捕，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刑事拘留。
2月21日，江苏维权人士华春晖被抓，22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加以刑事拘留。
2月24日，四川作家冉云飞在被“失踪”五六天后被正式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加以刑事拘留。
3月2日，中国青年维权人士魏强被北京警方以“非法集会”的名义拘留；
3月3日，民运人士朱虞夫被杭州警方被拘留；
2月26日维权人士李海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
据不完全统计，2月中旬以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有梁海怡、陈卫、华春辉、丁茅、冉云飞、郑创添、魏强、全连昭、朱虞夫、魏水山、莫建刚、兰靖远（无法与亲属联系核实）、谈兰英、张建男、孙德胜、杨秋雨、李海等17人被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等罪名刑事拘留。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中国公民被莫名其妙的“传唤”、“被喝茶”、“被旅游”。
我们认为上述中国公民的所有行为都只不过是在履行宪法所规定的一个中国公民的正当权利——而这样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不可能不是中共中央的决策，正因为中共中央在带头违宪、带头破坏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所以外交部发言人在面对记者依法质询时才有足够的底气甩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大话——诚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焉”。
这便是《宪法》第五条所规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
这便是《宪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
当然，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在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下，我们也不指望“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国务院能够做到“依法行政”并建设出一个合格的“法治政府”；我们也不指望专制政党能够做到“依法治国”并建设出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更不指望本来就非体现民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能够孕育出一个“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宪政”国家来。那是痴人说梦、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不会做这种幻想的。
但是执政党对人权的普遍侵犯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暗示着中国社会官民矛盾的巨大积累。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面对危机，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如何引导中国社会进入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康庄大道呢——
我们寄希望于伟大的中国青年！
我们寄希望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我们希望伟大的中国青年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能够从现在开始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做更坚强的奋斗——诚如《零八宪章》所言：“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论坛
2011-3-15
王德邦：
中国当下危局的求解分歧与出路
编者剪纸：
至今人类所能摸索到的制约人性罪恶与公权力为祸的社会制度设置就是延安窑洞中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使一个民族与一个国家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保障。从人类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民主并非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但没有民主却是导致一切社会问题的病根，也即是民主并非万能，但没有民主却是万万不能！
中国社会当下危局有目共睹，社会病入膏肓之象随处可见，社会震荡与剧痛使人时时感受，大变将至，或大变已至，虽聋盲之人仍能感知。然而，针对时下危局，中国社会各界开出的医治药方却千差万别，有的甚至针锋相对、形同水火。对于同样的问题怎么会有如此相左的解读？中国社会的病症难道真是如此怪异难诊？中国社会何去何从再次历史性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显然，如何解开中国困局，与能否达成最广泛社会共识、结成最大社会同盟以值最终完成社会转型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再次谈论这个早已为世人熟知的问题仍然显得必要与急迫。
目前对中国危局的解读分歧最大的是官方与民间，虽然这两阵营中仍然存在各式分歧，甚至也不乏针尖对麦芒之势，但总体而言，官民两大阵营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力量互相对峙状况，是中国危局求解路径相左的直接反应，而官民力量彼此消长则决定着中国社会基本走向。
就当下而言，中国统治集团基本趋向于强调中国特色，坚持陈旧的统治秩序，沿袭固有的社会管制模式。对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现统治集团归咎于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与现代新技术的“反动”，开出的药方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管理、密织监控网络、严控独立思想、管制批评言论、割断民众联系、沙化社会组织、引导金钱崇拜、淡化社会责任、丑化社会良心、颠倒社会价值、混淆是非标准，以图从行动与精神上来稳控社会，延续统治。当然统治集团中也有少数清醒者提出皈依普世价值，开启政治改革，转变社会管理，使中华民族步入人类现代文明的轨道等等设想。然而，由于其在统治集团中为少数，他们的主张与设想无法成为影响集团决策的力量，进而这些试图改革图新的少数派还成为统治集团中围攻、讥笑与诋毁的对象。由于统治集团制度性的约束，使官僚中的改革势力被压制扼杀于内部较量之中，因此统治集团对外呈现的就是维稳意识下的坚持不动摇。这种坚持现在浓缩为以中国特色拒斥普世价值，以特色抵抗民主大潮，进而提出“中国模式”企图自封创造了新的“普世价值”，以值掩盖自身与世界文明的对立，为未来输出价值做准备。
这种统治集团维稳虽然假借着社会的名义，利用了民众普遍的求稳思安心态，但骨子里这是为了坚持统治权力与统治模式的不动摇，是基于个体与小集团利益需要，而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这种药方的正确与否，现实中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与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就是解答。在此就不值得费墨驳斥了。
目前中国民间对社会危局的求解主要集中于求变上，民间普遍希望社会能走向公正，社会发展机会能公平均衡，个体权利能够得到尊重与保护，肆虐的公权能被约束。对中国时下出现的问题，民间认为就是公权力不受约束与个体权利不受保护而产生的矛盾结果，因此，以《零八宪章》为代表，开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就是：建构宪政民主政体。具体而言就是：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虽然现在民间对社会危局的认识也存在许多分歧，但上面这些基本理念应该是目前民间最广泛的共识，各派之间可能在某些理念上存在轻重与缓急的不同认识，但总体上的目标指向与诉求应该基本一致的。所以，目前中国民间思变是普遍的心态，对现状的不满成为民间情绪的集结点。
中国民间有如此强烈的思变心态，显然与现实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失衡有关。目前中国民间普遍感到中国当下这种现状的延续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自身生活福祉追求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障碍，社会不公不义已经导致整体性灾难频仍，已经或即将危害到他们现实的生活。基于这种状况的切身感受，民间出于对权利保护的愿望而期待社会开启根本性的变革，目前这种变革诉求最集中体现到对民主权利的落实上。
由上可见，中国民间与官方对社会危局的认识上存在巨大分歧，而在这众多分歧中，中国是否实行民主成为官民交锋的集中点。中国官方基于维持统治权力的需要而通过特色与国情，进而造出中国模式来掩盖小集团统治中的问题，以抵制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而中国民间在苦苦抗争之后，发现是否能实现真正民主，才是建立法治与保护人权的社会前提与基础。就此而言，中国危局解读的根本问题就成了民间为争取权利而追求普世意义上的民主与官方为维护权力而制造“特色”进而炮制“模式”以拒斥普世意义的民主的问题。
其实中国危局求解于民主的问题已经是个久远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的解答，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德先生”呼唤上就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至于毛泽东与黄炎培当年有延安窑洞的对话，更是值得今日统治集团重温。大儒黄炎培先生所记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此看来，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历史都在重复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实现宪政民主！今日中国危局归根结蒂是社会缺乏民主，导致官权肆虐，民权遭侵，形成官民对峙，社会矛盾激化。在此中国官僚集团基于维护权力的求稳与民间基于保护权利的求变形成了社会针锋相对的力量角逐景观。由此也完全可以想见，中国一场历史性的社会激荡正在徐徐上演。
仅从当代历史来看，中国时下统治集团的先祖们事实对中国危局的解救之方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其兴也勃焉”与“其亡也忽焉”的怪圈。而中国民间在上百年的苦苦追寻中，也早已经认识到民主是保护自身人权与建立法治的前提。这样看来，原本官民是不应该对中国危局求解上产生分歧的，但让人奇怪的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后继者们，在面对中国今日危局时居然选择了加强集权的路子，这事实不仅与民间诉求相背，而且也完全违反其自身先祖的遗训。
一个统治集团怎么会走到完全违背初衷的路上？这除了归咎于人性固有罪恶外，与社会理性对罪恶缺乏应有认识与警惕，没有设置出约制罪恶的相应制度有直接关系。至今人类所能摸索到的制约人性罪恶与公权力为祸的社会制度设置就是延安窑洞中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使一个民族与一个国家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保障。从人类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民主并非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但没有民主却是导致一切社会问题的病根，也即是民主并非万能，但没有民主却是万万不能！
今天民主这个曾经困扰过黄炎培，也让毛泽东感到过发现真理的兴奋的问题，事实早已成为人类的一个常识。面对这个常识，今日中国居然依旧挣扎于纷争的迷雾之中，进而出现官方与民间如此冰炭般的路径分歧。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目前中国统治集团所开出的拒斥民主、强化集权“维稳”体制的路子是条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循环治乱的老路，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光明的，是与人类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与人类已有文明为敌，是最终将民族拖入水深火热、万劫不复境地的罪恶之路。而民间基于对自身权利维护而追求的民主、法治，才是解开当下危局，开启文明历史，构建社会和谐，奠定社会福祉的长久光明之路。
当然中国未来究竟要走上哪条路，从长远来看是无庸置疑的，是必将会实现民间对民主、法治与人权诉求的。但如何更快与更好地实现民间的诉求，这却取决于民间力量的成长。应该说，面对当下中国如此官民对峙的状况，民间力量的成长成为中国解开困局的关键。而对统治集团而言，可以肯定他们也以肢解民间力量，使社会沙化与原子化为维持稳定不变的手段。在这种状况下，民间如何找到可以稳步成长的空间与路径，这就是中国社会变革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对此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所提出的“新三民主张”——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显然是对现实最好的路径指引，值得背负社会变革使命的各界人士参考！
2011年3月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张博树：
要理性对话，不要无理打压
——写在第二次出境被拒之际
编者剪纸
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观点不对，可以。我们可以借助各种渠道平等地交换意见。甚至，展开“批判”也无妨，只要被批判者有公开自我辩护的权利。但不明不白、又不事声张的就阻挠公民的正常出境，阻挠一个学者正常的出国学术交流，实在不是光明正大之举，而是一种无理打压。
（参与2011年3月7日讯）：
今天早晨，我赶到首都国际机场，欲搭乘国航181号航班前往日本东京参加早稻田大学的一个学术活动。办理完登机牌、通过边检程序查验护照时，被警官拦住带进一间办公室，大约半小时后，一位警官进来告知：奉国务院有关机构指示，此次出境不能放行。我问：总要给点儿理由吧？答：有关机构认为张先生出境会给国家安全造成影响。警官态度十分客气，但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我当即表示：第一，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这个说法是荒唐的，以此为由限制公民的正常出境，做法是错误的；第二，无理阻挠一个学者出席国际学术活动，损害的是中国自身的国家形象。请你们把这两条意见转告“有关机构”。
对我而言，这已经是第二次出境被拒。上一次发生于去年11月，本人应邀前往台湾观摩五都选举，并参加东吴大学的一个人权学术会议，在深圳办理出境手续时，也是被边检拦住，那次警官并未说明理由，但大家都明白“理由”其实是一样的。然而，这样的“理由”真能成立么？否。我知道，这些年我本人发表的对中国现存政治结构的批评意见和推进中国宪政转型的呼吁，同官方的“主旋律”不同，甚至正相反对。但我自信我的所有主张都是建设性的。如果你们认为我的观点不对，可以。我们可以借助各种渠道平等地交换意见。甚至，展开“批判”也无妨，只要被批判者有公开自我辩护的权利。但不明不白、又不事声张的就阻挠公民的正常出境，阻挠一个学者正常的出国学术交流，实在不是光明正大之举，而是一种无理打压。
我主张当权者和民间批评者应该理性对话，不能把批评者都当成“敌人”，一味打压。这种陈旧的政治逻辑早应该抛弃了。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有大量问题需要体制内外、官方民间共同应对。面对不同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包容是一种胸怀，一种智慧，打压则只意味着短视，意味着缺乏自信。
话到此处，我这个被拒出境者首先感到的甚至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忧虑。
张博树（作于2011年3月7日下午3时，北京）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
秦晓：面对左派围攻的改革斗士
作者：凯文
编者剪纸
在2010年剑桥同学会和清华大学的两次公开演讲中，秦晓明确而严厉地批判了“中国模式”，公开呼吁普适价值，提倡区分“现代化”与“现代性”，在政商学界都产生了轰动，或许这才是引发左派围攻的真正原因。
近一个月以来，中国舆论界出现了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从1月25日到2月28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网站以平均每天一篇的火力，连续发表了33篇点名批判秦晓的文章。2月中旬，一份由左派学者韩德强起草的《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公开信》也开始悄然在互联网上流传，并有传言称秦晓本人已经潜逃香港，而矛头所指的秦晓本人也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非正式地回击传言。在3月份政协、人大两会召开之前，台面上下的争论风起云涌。
秦晓是谁？他究竟做过什么？
尽管大部分公众了解甚少，但业内人士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现年64岁的秦晓，曾先后在石油部国际司和中信公司任职，自2001年以来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如今已经退休的秦晓，投身于2008年成立的博源基金会，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身份，继续着眼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学术与政策研究。
在《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公开信》中，左派学者韩德强、左大培等人指控秦晓2002年贱卖招商局持有的平安保险股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3亿人民币，又于2008年担任招商银行董事长时，天价收购永隆银行股权，怀疑其中存在利益瓜葛。尽管这两件事都已是旧事，但《公开信》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四个“为什么旧事重提”，警告国有资产将大规模流失、国家利益受损、造成社会动荡，信中指控秦晓是“政治肌体的毒瘤”、“社会发展的隐患”，要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彻查秦晓此案”。
为配合《公开信》的出台，“乌有之乡”还于2月13日组织了“秦晓现象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中提出，秦晓集博源基金、高干子弟、海外留学、国企高管等众多头衔于一身，“聚合各种力量，以新右派的身份公开亮出了他们的旗帜纲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甚至认为“一些极右势力以及他们背后的核心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政治纲领，开始公开向政府叫板。这套政治纲领跟《零八宪章》一脉相承。”
可以看出，秦晓之所以遭人嫉恨，“贱卖贵买”的旧事倒在其次，其中关键是他整合了各方面资源，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在2010年剑桥同学会和清华大学的两次公开演讲中，秦晓明确而严厉地批判了“中国模式”，公开呼吁普适价值，提倡区分“现代化”与“现代性”，在政商学界都产生了轰动，或许这才是引发左派围攻的真正原因。
以秦晓在2010年7月1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和相关访谈为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秦晓思考的主要论点。在他看来，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不是所谓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
秦晓以“政府职能”、“国有资本性质”和“城镇化”三个方面的经济学分析，来展示这两种思路在结果上的区别：“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用秦晓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体制内或准体制内的改革派”，不愿意走到体制外去抨击，也不赞成这种做法。在这一立场上，他于2009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明确提出，所谓“改革疲劳期”背后的原因是缺乏动力和共识，中国应当重启“改革议程”，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生产要素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能源价格、人民币汇率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而这一切，都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
面对纷纷扬扬的“潜逃”传言，秦晓再一次选择了《财经》杂志的访谈作为回应，在2月28日最新一期中，他疾呼，中国过去30年赖以增长的红利将在未来30年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在历史关口，重新开启改革议程的时机已经到来。
文章来源：法广
孙立平：
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
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
编者剪纸
面对社会失序，单纯的维稳也是不能奏效的。社会稳定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要看到，面对社会失序的时候，仅有维稳是不够的。而且，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目标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倾向，即将为解决社会失序所必需的变革作为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而束之高阁。
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所谓“牵出现象”。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没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灿若桃花。但只要有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马上就会牵出一系列的问题，原来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事情，好像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所谓“牵出现象”。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没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灿若桃花。但只要有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马上就会牵出一系列的问题，原来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事情，好像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
最直观的，如果我们在搜索引擎上输入“牵出”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出大量的有关条目，比如：“广东韶关腐败窝案揭秘：粤北首富牵出31名厅官”、“唐骏野鸡大学门升级牵出一群造假名人”、“河北大学车祸”李刚门“牵出”校长论文剽窃门“”、“紫金矿业(601899，股吧)污染门牵出官商勾结网或有人故意为之”、“上海静安大火公寓施工至少经三层转包”、“行贿人后院失火闹离婚牵出武汉大学腐败案”、“前茂名书记落马案调查：房产商牵出多名腐败官员”、“力拓间谍门牵出铁矿石贿赂链”等等。
在去年年末，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河南的天价高速费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由高速公路逃费引起的普通“刑事案件”。但随着报道的深入，就可以看到这个案子牵出了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高速公路的不合理高收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其次是公路高收费背景下运输业的非制度化生存问题，即一个企业或经营者如果守法守规地从事经营活动，是注定要亏损的；再次，冒用军牌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造、买卖或使用假军牌的问题，其中会牵涉到高速管理人员的腐败，甚至还有其他的方面；而审理这个案子的一审法官的资格居然也是有问题，而且据说还是一个官二代；从语焉不详的报道中，这里似乎还存在一个判刑后捞人的运作过程以及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时建锋一案的发生，所有这一切都会正常地运转着，但一个线索把后面的这些事情和问题牵扯出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模样。这种现象在警示我们一个问题，在亮丽的表面背后，我们社会中深层的运作机制是不是发生了问题。而这个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如何防止出现严重的社会失序。
严重的社会失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中国足球界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中国足球管理层腐败窝案的败露，把整个足球界的问题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差不多烂掉的领域：相当一部分足球官员和球员卷入腐败甚至赌球的犯罪行为；对足球运动规则的破坏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俱乐部与足协之间、足协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甚至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黑哨和赌球，特别是赌球，已经在有力地瓦解着足球这个以公正和规则为基础的竞技运动得以存在的土壤。有媒体披露，前些年100多万元就可以买一场比赛。为了赌球，裁判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球员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甚至俱乐部也参与其中；在一些地方，赌球中甚至出现官员的身影。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俱乐部老总向到会的足协领导讲了一个故事，一支球队的主力队员因为参与赌球而输了很多的钱，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钱，结果被地下庄家穷追不舍，甚至到了“要命”的地步，无奈之下，这名球员只好张嘴向俱乐部借钱来还赌债。
早在几年前，我就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用一种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足球圈似乎是一个最富现代气息的地方：它是最早进行市场化运作的领域；它也几乎是中国最透明的一个地方，连足协官员与企业家吃饭这样的事情也会见诸报端；它又是中国几乎唯一可以进行彻底舆论监督的地方，对行业最高层管理者点名道姓进行评论和批评可以说只有在足球界可以存在，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尽管足球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似乎又是力量最多元化的地方，是一个极少见的可以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领域。但现在看，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救不了中国足球。
更进一步说，社会失序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生态的形成。在一个严重失序的社会中，正常的行为往往没有存在的空间。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多少年来，政府财务公开是人们不断呼吁的一件事情。2010年，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就在财务公开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自3月15日起，政府业务经费开支全部公开，即实行“裸账”。消息经媒体披露后，白庙乡政府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地老百姓因此也对自己民生问题的改善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但始料不及的是，自此之后，白庙乡政府由此受到了体制的冷处理：向有关部门争取的项目和资金，很少有回音，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也减少了一半。眼看1000多万改善民生的资金缺口没有着落，白庙乡政府无奈在网上招商、求助，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依然毫无反应。对此，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困惑不已：这“裸账”究竟怎么啦？
失序的关键是权力失控
应当看到的是，类似的现象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的环节和地方，这种社会失序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今天，这是一件需要我们必须加以警觉的事情。
社会的失序，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这种社会失序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学校的教师和领导用学生来敛财，医护人员靠病人来致富，垄断企业在一片骂声获取垄断利润；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坑蒙拐骗泛滥，食品造假使得食品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摔倒的老人无人敢扶，受到残害的儿童被利用作为乞讨的工具。由此，社会形成一个怪圈，正如有人所说的：教师们拿着学生上缴的钱，出门后却又要送到医院和电信等部门去挨宰，垄断部门员工不得不花大价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医院和学校。生产者把超标或有毒的产品卖到市场，拿换回的钱来去供养官员和教师医生。而贪官和老板则用巨额财富来挥霍，实际上吃到嘴里的却是不干净的食物，还有被污染了的水和空气。前些年有人说，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近又有人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撕裂。据说，北大的一个领导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一个社会连和尚与老师都在堕落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已经烂透了。
一般地说，社会失序的现象都是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原有的规范或规则失效，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但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秩序的混乱还可以这样解释的话，对今天的社会失序进行如此解释则有点简单化了。
社会失序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说起来有点矛盾的是，权力的扩张与失控是两个并行的过程。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这种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来自一种更深刻的背景，这就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城市化过程的加快，使得今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能力。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境下，对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人们期望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应对所有这一切。
权力的强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从短期和表面来看，似乎要更为有效，更为得心应手。但权力的强化却独独不能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权力本身的失控。
吴思先生曾提出潜规则的概念，最近吴钩先生又提出隐权力的概念，他用这个词来揭示历史上官僚体制下权力的隐秘运作。其实，无论是潜规则也好，隐权力也好，表明的都是正式权力规则的失效。结果就是权力的失控。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权力的失控可以用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现出来。一方面，权力霸道专横，恣意妄为。另一个方面，整个体制的权力和权威基础受到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权力的失控同时也意味着一些部门的官员实际上不是在对这个体制负责，而是用伤害整个体制的办法来获得上级的欢心，用表面维护体制实际损害体制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现象对体制会造成深深的损伤。这种损伤的两个致命之处，一个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一个是道德优势受到损害。结果是为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机制到时候无法发挥作用。这次的钱云会案件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说，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最坏的结果是一个没有真相的结局。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真相，而是说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真相。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失去真相让人们认可的能力。
就社会的角度而言，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在权力肆无忌惮的地方，权力吞噬了理和法，无理可讲，无法可依，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感受。所以在谈到加强社会管理的时候，有人说，社会管理首先是应当将权力管起来。如果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社会失序的趋势是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当一个社会公平正义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的时候，就导致一种双面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增加，一方面是犬儒主义的盛行和是非与道德感的泯灭。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访谈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据此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上海交通大学《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则显示，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五天便发生一宗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
在一般民众中，则是犬儒主义心态的形成。犬儒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改变不公平状况的绝望，于是只能承认现实，然后再在冷嘲热讽之中认可不公和不义之事。圆滑和韵于世故被看作是成熟的表现，为公平正义进行的抗争则被视为幼稚。这种犬儒主义，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罩住中国改革的魔障。有人经常说，改革现在已经改不下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丧失了面对和改变社会不公的勇气。
社会失序中的非制度化生存
近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中的许多人，包括受到人们羡慕的公务员，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去年底《人民论坛》杂志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党政干部受访者自称“弱势群体”。而有这种感觉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新京报》所做的“京报调查”则表明，认为自己处在“非常弱势”位置的占18.8%，认为自己处在“一般弱势”位置的占61.9%，整体上有八成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只有12.2%的人将票投给了 “一点也不弱势”。
在这个现象背后的，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结构的断裂，二是在一个失序社会中人们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
早在本世纪初，笔者就曾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以警示我们社会中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危险趋势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大体沿着上层与下层、贫与富、城与乡的脉络，在形成一条主要断裂带。在断裂带两端的，是社会的分歧、对立和断裂。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仇富”与“嫌贫”意味着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裂痕已经大大的加深。前些年我就曾分析过这样的现象：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这种断裂的社会结构反映在行动的层面上，就是上层寡头化与下层民粹化的趋势。这样的结构性背景，无疑为理性地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增加了难度。
其实，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的下层还是上层，甚至就是企业等行动者，都往往是生存在一种非制度化的状态。
前面说到的河南高速天价收费案，形象地表明一个行业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一名农民，两辆挂假军车牌照营运的大货车，8个月2361次免费通行高速公路，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人民币，而其利润才只有相对少得可怜的20万元。据报道，在8个月的偷逃过路费期间，如果正常缴费，需缴纳90万元；而如果要保证有利润，就得超载，而超载又面临高额罚款，在其368万元涉案金额中，仅罚款就达278万元。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环境中守法经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状况，不仅仅在运输业存在，在其他的行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乳品业，三聚氰胺事件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乳品业，而最近发生的皮革奶又给乳品业雪上加霜。问题是在于，这是否仅仅是一个道德或监管的问题，道德和监管的因素自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其背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产业的生存状态。当时的报道就表明，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生态中，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其他经营者那样使用三聚氰胺，要么亏损倒闭。而最近家乐福和沃尔玛两大跨国零售巨头因涉嫌欺诈受罚的事件，更说明，在一个生态已经恶化的环境中，一个在其他环境中奉公守法的企业也会“变坏”。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两大商业巨头的发展史表明，价格欺诈并非其成功范式的组成部分。那么，何以在中国敢于这样做？什么样的激励造成了现代版的“橘生淮北则为枳”？答案是，与业界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下层或弱势群体，其实也包括社会中的其他人，甚至包括社会的上层。前面所说的现在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公务员考试中，常常有几百甚至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但就是在这样一种让人艳羡的职业中，却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斥之为得了便宜卖了乖。这里有很值得人们玩味的内容。去年，社会中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第三次移民潮。有人认为，当下发生的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此前的两次分别是1644年前后和19世纪中后期的移民潮。2010年6月10日，《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调查，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来十年有移民计划，移民目的国(或地区)前四位为：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而且还有调查表明，在最近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移民的动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移民第一位的动机是子女的教育，而在去年，移民的第一位的动机已经变成了安全。这里所说的安全，我认为可能不仅仅是指人身的安全(如去年发生的杀害儿童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还包括财产的安全，甚至包括更虚一点的对于未来的可预期性等。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社会失序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严峻挑战。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有效应对社会失序问题的挑战，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意识到并正视这种挑战，选择正确的思路来应对这种挑战。
有人认为，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应当用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是这些年来不断被人们重复的逻辑。从理论上来说，这当然是不错的，发展的成果可以成为缓解这些问题的资源。但是要看到，发展与社会失序的缓解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而上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有的还是由于发展造成的。特别是要看到，近些年来，我们的发展方式始终转不过来，这样的发展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会促使问题的恶化。因此，解决社会失序的问题需要一些新的思路。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我曾经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第二次转型的挫折与对发展的质疑。在这个概念之下，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的社会要立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曾经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当时是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社会是立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是意识形态。我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我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这就是一切的理由。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相信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这样一个基础在文革时期已经耗掉了。这时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次转换，要从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基础转到绩效这样一个基础。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应当说，这一次的转型非常成功，它使得我们快速发展了三十年，也奠定了这一段相对和谐稳定的基础。
但是这样一个新的基础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比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形成的失业下岗人员会提出来，你经济是发展了，但跟我有什么关系 ，社会中下层弱势群体也会提出类似的问题。这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将社会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绩效和发展上已经不够了。当然这绝不是说不要发展了，而是说仅有发展不够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开始出现。这实际上是表明，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着又一次转型，需要将我们这个社会立基的基础由绩效转到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应当说，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一个新的稳固的基础。但是问题是这次转型的阻力太大，更为困难。我们知道，第一次转型的主要阻力是旧的意识形态，这样的阻力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克服的，而且可以说在文革后期，整个社会就此有了基本的共识。但是第二次转型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这次遇到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阻力，而是更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次遇到的阻力太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在第二次转型中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民主制度的推进、法制的建设、对于权力的制约、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公平正义如何得到维护、社会当中的规则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这样的问题，推进就相当艰难。包括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困难，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在这里。
在第二种基础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继续依赖第一种基础。为什么都说要转变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片面追求GDP？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发展已经开始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大拆大建，拆了城市拆农村？为什么一些地方还是不顾经济效益地盲目上大项目？原因就在于此。这就好比一桌人吃饭，本来就很饿了，但现只有凉菜上来了，热菜始终上不来，人们就只能使劲吃凉菜，甚至拍黄瓜里面一点汤都喝了。所以我们的发展为什么会偏离，现在人们对发展的质疑，就是因为我们转型还未成功。
面对社会失序，单纯的维稳也是不能奏效的。社会稳定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要看到，面对社会失序的时候，仅有维稳是不够的。而且，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目标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倾向，即将为解决社会失序所必需的变革作为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而束之高阁。
在两三年前，我们就提出一个提法，叫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以美国为例，其走到今天，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与社会进步的过程直接有关的。具体来说，有三件事情对于美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二是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所进行的社会变革；三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发动的建设伟大社会运动。在经济快速发展了30年，而社会中存在明显失序趋势的今天，我们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种社会进步运动的根本目标，是建立起能够确保公平正义的机制和制度安排，在这个前提下，规则和秩序才有可能形成，社会失序的问题才可以真正得到解决。
在去年年末，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河南的天价高速费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由高速公路逃费引起的普通“刑事案件”。但随着报道的深入，就可以看到这个案子牵出了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高速公路的不合理高收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其次是公路高收费背景下运输业的非制度化生存问题，即一个企业或经营者如果守法守规地从事经营活动，是注定要亏损的；再次，冒用军牌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造、买卖或使用假军牌的问题，其中会牵涉到高速管理人员的腐败，甚至还有其他的方面；而审理这个案子的一审法官的资格居然也是有问题，而且据说还是一个官二代；从语焉不详的报道中，这里似乎还存在一个判刑后捞人的运作过程以及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时建锋一案的发生，所有这一切都会正常地运转着，但一个线索把后面的这些事情和问题牵扯出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模样。这种现象在警示我们一个问题，在亮丽的表面背后，我们社会中深层的运作机制是不是发生了问题。而这个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如何防止出现严重的社会失序。
严重的社会失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中国足球界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中国足球管理层腐败窝案的败露，把整个足球界的问题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差不多烂掉的领域：相当一部分足球官员和球员卷入腐败甚至赌球的犯罪行为；对足球运动规则的破坏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俱乐部与足协之间、足协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甚至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黑哨和赌球，特别是赌球，已经在有力地瓦解着足球这个以公正和规则为基础的竞技运动得以存在的土壤。有媒体披露，前些年100多万元就可以买一场比赛。为了赌球，裁判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球员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甚至俱乐部也参与其中；在一些地方，赌球中甚至出现官员的身影。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俱乐部老总向到会的足协领导讲了一个故事，一支球队的主力队员因为参与赌球而输了很多的钱，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钱，结果被地下庄家穷追不舍，甚至到了“要命”的地步，无奈之下，这名球员只好张嘴向俱乐部借钱来还赌债。
早在几年前，我就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用一种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足球圈似乎是一个最富现代气息的地方：它是最早进行市场化运作的领域；它也几乎是中国最透明的一个地方，连足协官员与企业家吃饭这样的事情也会见诸报端；它又是中国几乎唯一可以进行彻底舆论监督的地方，对行业最高层管理者点名道姓进行评论和批评可以说只有在足球界可以存在，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尽管足球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似乎又是力量最多元化的地方，是一个极少见的可以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领域。但现在看，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救不了中国足球。
更进一步说，社会失序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生态的形成。在一个严重失序的社会中，正常的行为往往没有存在的空间。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多少年来，政府财务公开是人们不断呼吁的一件事情。2010年，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就在财务公开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自3月15日起，政府业务经费开支全部公开，即实行“裸账”。消息经媒体披露后，白庙乡政府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地老百姓因此也对自己民生问题的改善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但始料不及的是，自此之后，白庙乡政府由此受到了体制的冷处理：向有关部门争取的项目和资金，很少有回音，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也减少了一半。眼看1000多万改善民生的资金缺口没有着落，白庙乡政府无奈在网上招商、求助，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依然毫无反应。对此，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困惑不已：这“裸账”究竟怎么啦？
失序的关键是权力失控
应当看到的是，类似的现象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的环节和地方，这种社会失序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今天，这是一件需要我们必须加以警觉的事情。
社会的失序，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这种社会失序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学校的教师和领导用学生来敛财，医护人员靠病人来致富，垄断企业在一片骂声获取垄断利润；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坑蒙拐骗泛滥，食品造假使得食品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摔倒的老人无人敢扶，受到残害的儿童被利用作为乞讨的工具。由此，社会形成一个怪圈，正如有人所说的：教师们拿着学生上缴的钱，出门后却又要送到医院和电信等部门去挨宰，垄断部门员工不得不花大价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医院和学校。生产者把超标或有毒的产品卖到市场，拿换回的钱来去供养官员和教师医生。而贪官和老板则用巨额财富来挥霍，实际上吃到嘴里的却是不干净的食物，还有被污染了的水和空气。前些年有人说，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近又有人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撕裂。据说，北大的一个领导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一个社会连和尚与老师都在堕落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已经烂透了。
一般地说，社会失序的现象都是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原有的规范或规则失效，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但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秩序的混乱还可以这样解释的话，对今天的社会失序进行如此解释则有点简单化了。
社会失序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说起来有点矛盾的是，权力的扩张与失控是两个并行的过程。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这种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来自一种更深刻的背景，这就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城市化过程的加快，使得今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能力。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境下，对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人们期望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应对所有这一切。
权力的强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从短期和表面来看，似乎要更为有效，更为得心应手。但权力的强化却独独不能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权力本身的失控。
吴思先生曾提出潜规则的概念，最近吴钩先生又提出隐权力的概念，他用这个词来揭示历史上官僚体制下权力的隐秘运作。其实，无论是潜规则也好，隐权力也好，表明的都是正式权力规则的失效。结果就是权力的失控。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权力的失控可以用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现出来。一方面，权力霸道专横，恣意妄为。另一个方面，整个体制的权力和权威基础受到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权力的失控同时也意味着一些部门的官员实际上不是在对这个体制负责，而是用伤害整个体制的办法来获得上级的欢心，用表面维护体制实际损害体制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现象对体制会造成深深的损伤。这种损伤的两个致命之处，一个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一个是道德优势受到损害。结果是为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机制到时候无法发挥作用。这次的钱云会案件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说，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最坏的结果是一个没有真相的结局。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真相，而是说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真相。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失去真相让人们认可的能力。
就社会的角度而言，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在权力肆无忌惮的地方，权力吞噬了理和法，无理可讲，无法可依，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感受。所以在谈到加强社会管理的时候，有人说，社会管理首先是应当将权力管起来。如果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社会失序的趋势是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当一个社会公平正义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的时候，就导致一种双面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增加，一方面是犬儒主义的盛行和是非与道德感的泯灭。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访谈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据此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上海交通大学《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则显示，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五天便发生一宗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
在一般民众中，则是犬儒主义心态的形成。犬儒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改变不公平状况的绝望，于是只能承认现实，然后再在冷嘲热讽之中认可不公和不义之事。圆滑和韵于世故被看作是成熟的表现，为公平正义进行的抗争则被视为幼稚。这种犬儒主义，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罩住中国改革的魔障。有人经常说，改革现在已经改不下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丧失了面对和改变社会不公的勇气。
社会失序中的非制度化生存
近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中的许多人，包括受到人们羡慕的公务员，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去年底《人民论坛》杂志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党政干部受访者自称“弱势群体”。而有这种感觉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新京报》所做的“京报调查”则表明，认为自己处在“非常弱势”位置的占18.8%，认为自己处在“一般弱势”位置的占61.9%，整体上有八成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只有12.2%的人将票投给了 “一点也不弱势”。
在这个现象背后的，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结构的断裂，二是在一个失序社会中人们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
早在本世纪初，笔者就曾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以警示我们社会中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危险趋势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大体沿着上层与下层、贫与富、城与乡的脉络，在形成一条主要断裂带。在断裂带两端的，是社会的分歧、对立和断裂。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仇富”与“嫌贫”意味着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裂痕已经大大的加深。前些年我就曾分析过这样的现象：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这种断裂的社会结构反映在行动的层面上，就是上层寡头化与下层民粹化的趋势。这样的结构性背景，无疑为理性地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增加了难度。
其实，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的下层还是上层，甚至就是企业等行动者，都往往是生存在一种非制度化的状态。
前面说到的河南高速天价收费案，形象地表明一个行业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一名农民，两辆挂假军车牌照营运的大货车，8个月2361次免费通行高速公路，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人民币，而其利润才只有相对少得可怜的20万元。据报道，在8个月的偷逃过路费期间，如果正常缴费，需缴纳90万元；而如果要保证有利润，就得超载，而超载又面临高额罚款，在其368万元涉案金额中，仅罚款就达278万元。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环境中守法经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状况，不仅仅在运输业存在，在其他的行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乳品业，三聚氰胺事件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乳品业，而最近发生的皮革奶又给乳品业雪上加霜。问题是在于，这是否仅仅是一个道德或监管的问题，道德和监管的因素自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其背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产业的生存状态。当时的报道就表明，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生态中，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其他经营者那样使用三聚氰胺，要么亏损倒闭。而最近家乐福和沃尔玛两大跨国零售巨头因涉嫌欺诈受罚的事件，更说明，在一个生态已经恶化的环境中，一个在其他环境中奉公守法的企业也会“变坏”。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两大商业巨头的发展史表明，价格欺诈并非其成功范式的组成部分。那么，何以在中国敢于这样做？什么样的激励造成了现代版的“橘生淮北则为枳”？答案是，与业界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下层或弱势群体，其实也包括社会中的其他人，甚至包括社会的上层。前面所说的现在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公务员考试中，常常有几百甚至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但就是在这样一种让人艳羡的职业中，却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斥之为得了便宜卖了乖。这里有很值得人们玩味的内容。去年，社会中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第三次移民潮。有人认为，当下发生的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此前的两次分别是1644年前后和19世纪中后期的移民潮。2010年6月10日，《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调查，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来十年有移民计划，移民目的国(或地区)前四位为：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而且还有调查表明，在最近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移民的动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移民第一位的动机是子女的教育，而在去年，移民的第一位的动机已经变成了安全。这里所说的安全，我认为可能不仅仅是指人身的安全(如去年发生的杀害儿童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还包括财产的安全，甚至包括更虚一点的对于未来的可预期性等。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社会失序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严峻挑战。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有效应对社会失序问题的挑战，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意识到并正视这种挑战，选择正确的思路来应对这种挑战。
有人认为，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应当用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是这些年来不断被人们重复的逻辑。从理论上来说，这当然是不错的，发展的成果可以成为缓解这些问题的资源。但是要看到，发展与社会失序的缓解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而上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有的还是由于发展造成的。特别是要看到，近些年来，我们的发展方式始终转不过来，这样的发展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会促使问题的恶化。因此，解决社会失序的问题需要一些新的思路。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我曾经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第二次转型的挫折与对发展的质疑。在这个概念之下，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的社会要立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曾经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当时是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社会是立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是意识形态。我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我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这就是一切的理由。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相信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这样一个基础在文革时期已经耗掉了。这时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次转换，要从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基础转到绩效这样一个基础。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应当说，这一次的转型非常成功，它使得我们快速发展了三十年，也奠定了这一段相对和谐稳定的基础。
但是这样一个新的基础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比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形成的失业下岗人员会提出来，你经济是发展了，但跟我有什么关系 ，社会中下层弱势群体也会提出类似的问题。这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将社会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绩效和发展上已经不够了。当然这绝不是说不要发展了，而是说仅有发展不够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开始出现。这实际上是表明，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着又一次转型，需要将我们这个社会立基的基础由绩效转到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应当说，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一个新的稳固的基础。但是问题是这次转型的阻力太大，更为困难。我们知道，第一次转型的主要阻力是旧的意识形态，这样的阻力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克服的，而且可以说在文革后期，整个社会就此有了基本的共识。但是第二次转型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这次遇到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阻力，而是更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次遇到的阻力太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在第二次转型中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民主制度的推进、法制的建设、对于权力的制约、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公平正义如何得到维护、社会当中的规则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这样的问题，推进就相当艰难。包括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困难，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在这里。
在第二种基础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继续依赖第一种基础。为什么都说要转变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片面追求GDP？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发展已经开始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大拆大建，拆了城市拆农村？为什么一些地方还是不顾经济效益地盲目上大项目？原因就在于此。这就好比一桌人吃饭，本来就很饿了，但现只有凉菜上来了，热菜始终上不来，人们就只能使劲吃凉菜，甚至拍黄瓜里面一点汤都喝了。所以我们的发展为什么会偏离，现在人们对发展的质疑，就是因为我们转型还未成功。
面对社会失序，单纯的维稳也是不能奏效的。社会稳定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要看到，面对社会失序的时候，仅有维稳是不够的。而且，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目标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倾向，即将为解决社会失序所必需的变革作为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而束之高阁。
在两三年前，我们就提出一个提法，叫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以美国为例，其走到今天，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与社会进步的过程直接有关的。具体来说，有三件事情对于美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二是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所进行的社会变革；三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发动的建设伟大社会运动。在经济快速发展了30年，而社会中存在明显失序趋势的今天，我们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种社会进步运动的根本目标，是建立起能够确保公平正义的机制和制度安排，在这个前提下，规则和秩序才有可能形成，社会失序的问题才可以真正得到解决。
来源:经济观察报
雷风恒：
编者剪纸：
此次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虽然不是《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所发起，但是，其内容完全符合《零八宪章》的宗旨，没有鼓动民众去进行暴力革命，而是进行有秩序的温和行动，并且不以推翻中共的统治为终极目标。即使是以中共所制定的《宪法》来衡量，此次的“茉莉花革命”呼吁书也无可厚非，因为《宪法》赋予民众以游行示威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茉莉花革命”也是《零八宪章》运动的一部分。
自从2月19日海外网站出现了呼吁中国民众进行“茉莉花革命”的呼吁书以后，中共当局可谓是心急如焚，迅速布置警力将全国各地的敏感人士控制。时至今日，大多数被控制的人士仍然未能获得自由。部分人士甚至被冠以各种涉嫌罪名刑事拘留，还有的被监视居住。显然，中共当局对该呼吁书的过敏程度比此前的《零八宪章》更高。
在两年多以前，《零八宪章》尚未发布就令中共当局神经紧张，提前抓捕了他们视为核心人物的刘晓波和张祖桦，张祖桦在被短暂扣押后得以获释，但一直处在软禁状态，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而刘晓波则一直被关押，并且后来被判处11年重刑。等到《零八宪章》真正横空出世之后，中共当局更是草木皆兵，凡是参与了该文件联署的人士，都成为了他们传唤或约谈的对象。
此次的“茉莉花革命”呼吁书并未署名，据很多人分析，该呼吁书并非国内人士所写，而且作者并没有对该呼吁书寄予太大的期望。在一开始，虽然很多国内的人士都看到了该呼吁书，但并未把它当回事，没想到中共当局却对该呼吁书高度重视，不仅仅抢在2月20日之前控制住了敏感人士，而且还布置了强大的警力，在各大城市的集会地点布控。
《零八宪章》发布之后，虽然政治空气异常紧张，但是，遭到警方骚扰的人士基本都是签署者，对于那些转发者，警方并未进行骚扰。此次“茉莉花革命”呼吁书则不同，即使很多敏感人士并未参与起草和发布，但是，中共当局却不问青红皂白就剥夺其行动自由。对于那些在海外或是国内网站、聊天工具上转发了该呼吁书者，当局也是不惜耗费警力对其进行骚扰，在被骚扰的人当中，最小的还不满18岁。
从发布的时间上讲，《零八宪章》的发布时间显然没有“茉莉花革命”呼吁书敏感，因为每年的3月初便是“两会”的开幕日期。加上在此之前，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如火如荼，并且都取得了成效，所以，这回的“茉莉花革命”呼吁书在中共高层的眼里就显得格外敏感。虽然该呼吁书没有一个联署人，甚至连作者是谁都无人知晓，但是，中共当局却如临大敌。
不过，虽然开始异议阵营普遍都没有把“茉莉花革命”呼吁书当回事，但是，那些不在警方视野之内的网民在看过之后，却产生了上街集会示威的冲动，尤其是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到了2月20日那天，果然有民众到呼呼书中指定的地点集合，部分民众被警方当场带走。
第一次“茉莉花革命”行动就这样宣告失败，但是，在之后，网上又出现了新的呼吁书，呼吁中国民众在2月27日到各大城市的指定地点集会示威，第二次的城市明显比第一次要多。贵州的异议人士在看到第一的集会示威地点没有贵阳后，还主动发文，表示希望将贵阳加入。到3月2日，贵州的敏感人士全部被警方控制，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受到了株连，无法自由行动。
《零八宪章》并不是发完就了事，在很多人看来，《零八宪章》的发布应该成为一个运动的开始，那就是《零八宪章》运动。《零八宪章》发布以后，《民主中国》、新世纪新闻网等服务器设在海外的中文网络媒体均建立了“零八宪章运动”专题，专门收录有关《零八宪章》的文章，关注和《零八宪章》有关的事件。迄今为止，《零八宪章》的签名已经发布到了第25批，签署人数数不胜数，而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将《零八宪章》作为行动指南的《零八宪章》运动也是风生水起。
此次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虽然不是《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所发起，但是，其内容完全符合《零八宪章》的宗旨，没有鼓动民众去进行暴力革命，而是进行有秩序的温和行动，并且不以推翻中共的统治为终极目标。即使是以中共所制定的《宪法》来衡量，此次的“茉莉花革命”呼吁书也无可厚非，因为《宪法》赋予民众以游行示威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茉莉花革命”也是《零八宪章》运动的一部分。
从2003年起，中国的民间人士就开始提倡维权，后来又提倡维权运动，不过，从这些年的维权情况看，维权运动如果只是一部分权利受侵害者和维权人士在参与，根本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共当局面对民间的维权活动，恶行并未收敛，依然在一如既往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欺压百姓、盘剥百姓，在新闻、言论控制方面反而越来越紧。显然，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维权运动，更需要民主运动。
历史上，中国的政权更迭无一不是靠暴力革命来实现的，即使是有着民主革命之称的辛亥革命，也具有浓厚的暴力色彩。但是，从上个世纪的东欧巨变以及近期的突尼斯、埃及“茉莉花革命”来看，革命其实也可以是温和的，不流血的。在国际转型潮流的影响下，很多中国人已经转变的了观念，虽然对中共当局的统治怨声载道，但并不希望将当权者赶尽杀绝，只要不是非常坏的官员，都可以给予宽容。
遗憾的是，虽然诸如胡温这样的中共高官频频出访民主国家，但中共当局的思维却还不如很多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在他们的眼中，即使是非常合理的诉求和非常温和的行动，都会变成别有用心的“煽动颠覆”或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此次“茉莉花革命”行动的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之前外界所不知道的人，但是，中共当局不仅抓捕直接的参与者，而且还抓捕与此没多大关系甚至是毫无关系的人。
从“茉莉花革命”呼吁书发布迄今为止，已有梁海怡、陈卫、华春辉、丁矛、冉云飞、郑创添、全连昭、魏强等多人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被带走控制至今而没有给任何法律文书的也不在少数，被传唤或约谈的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据悉，为了防止大规模的“茉莉花革命”行动发生，各大高校已经明令禁止学生谈论和参与此事。
中共当局对于此次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阻止，不仅疯狂抓捕参与者和他们认为可能会参与的敏感人士，而且还布置强大的警力在街头巡逻。另外，在媒体控制方面也是投入了空前的人力物力，不仅疯狂攻击海外的中文媒体，而且还严厉控制国内的官方媒体，不让私自报道和“茉莉花革命”相关的消息，也不允许网民在互动区域自由谈论此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那些首义志士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清朝的军人，中共当局在“茉莉花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际，为了防止军变或是军人像埃及军人那样不听官员指挥，做出了一个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举动，就是宣布对军人再度提薪，提薪幅度可谓前所未有。可见，中共当局为了防止“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大规模、大范围地发生，已经是不惜一切代价。
从季节上讲，现在已经是春天，但是，从气温上讲，中国大地并未走出冬天，这个春天的气候正如中国现在的政治气候，让人感觉到冷飕飕的。虽然2月20日和2月27日的“茉莉花革命”未能成功，但在昨天，新一次的呼吁又出现了，最新的“茉莉花革命”日期是3月6日，从已经出现的两次行动看，参与者越来越多，而响应的城市也越来越多。只要坚持下去，在《零八宪章》的指引下，相信总有“茉莉花”盛开的那一天，中国也一定能像《零八宪章》中所说的：“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编者按
公盟2010年度年会于
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上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王功权先生顶着压力做了《我们不能放弃》的演讲——这篇演讲是感人的，它见证了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艰巨性。但是，正如王功权在演讲中所谈的那样：“我们能放弃吗？我们不能放弃。”现将该演讲编录于此，个别地方略有变动。
王功权：我们不能放弃
今天我们的会议开的是蛮艰难的，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原因，会议几个主要的发起人……因故不能参加。他们希望这次会议继续召开，所以我来主持一下这个会议。在这样寒冷的冬天，大家从家里走到这里，是因为一个共同的愿望，为了建设中国的公民社会，我们不能放弃。
我想在这里讲的是，我们不能放弃！即便像今天这个会议，我们接到通知，原来的会场不能够开会，我们临时换到这里，我们给这里酒店的经理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快有关部门就打招呼过来了。他们的经理找我谈了几次，希望我们尽快缩短会议时间。我很理解，很理解他们的压力。但是（停顿），我们不能放弃，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昨天夜里11点多的时候，我打电话找志永，想了解一些事情，结果他告诉我他在丰台区南边的一个地方，处理一个黑监狱的事件。我从来没有亲临现场过，我听后就开车马上赶到现场。我很感动，在丰台区天钟寺的三村有一个民房，大体上看起来能有差不多比我们这个角落要大一点的民房，三层，一层整个没有窗户，只有铁门，二层有很高的窗户，二楼上面阳台上有一人多高的围栏，这里面关押着20多个上访的访民。这样一个地方，被一个姓汪的先生承包，说是驻京群众工作站，把到北京上访的一些访民关在这里。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他们能够放人，但是他们不放，我们这边就报警。警察过来之后十几分钟走了，我们在寒冷的夜里等了很久，最后我们又报警。警察又来，在警察关了门进去的时候，传来女士的哭声。我们要求马上放人。警察出来之后要照相，我们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放人。在那样寒冷的冬天，我们没有放弃，借着一点点的事情来改变。
中国的事情，不用多讲，我们的法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的自由，在很多人理解起来，仅仅是身体不被控制。不能够更深的去理解，自由更重要的是属于人的一些权利，在中国涉及到民主问题。很多人有争议，有人认为我们的国家不能实施民主，我们的人民素质低，天然只有在这种体制下生活。
他们认为，如果搞民主，中国可能会像非洲。
我不明白，我们这里跟非洲，社会体系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也不同，我们中国为什么会像非洲？为什么不会像香港、台湾、新加坡？包括日本、南韩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走向了民主，为什么我们的同胞就素质低到不能享有民主。这样的一些观点，中国不适合民主的观点，在民众中，在体制内外，有很广泛的共鸣和市场。
不用讲人权，基本上我们这里理解的人权就只是生存权。大家知道，远远不是这样的，如果人权仅仅是一个生存权，我们就是动物了。问题是我们不是动物，我们除了活着，还要生活，我们需要一些尊严和社会参与的权利。这样的问题，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大家还在争执。相当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相当一部分高官群体，他们是这样去看的。
这正说明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我们当然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努力的只做自己的事情，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落实。
问题在于，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体制内许多的官员也在做各种的努力，社会各界做各种各样的努力，我们当然也要做各种各样的努力。
我们的力量很小，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在这样的京城，在这样的餐厅，餐厅的一个角落，几十人在这里开这样一个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各个方面打招呼，甚至是威胁，甚至是我们主持会议的人，召集会议的人都不能够到现场召开会议，而被他们带走了。
大家想想，我们起的作用很小很小，我们做的事情是很少很少，我们做的是非常一般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不允许，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很多很多方面的事情需要去做，很远很远的路需要去走，还有很多民众启蒙的事情需要去做。
我们能放弃吗？我们不能放弃。
我本人是一个商人，大家知道，大家认为我们商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是的，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如果有利益，我们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是既得利益者。跟当年的文革情况相比，我们的情况好得多了，问题在于，我们的利益并不是谁恩赐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来自中国民间的。
大家知道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很大的风险，在一张纸上按上手印，如果出问题，互相照顾孩子，就这样开启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历程。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来自民间的推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即便是中国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成绩我们不应该享有吗？
难道能够因为是我们受益者，我们就应该保持沉默吗？难道能够因为是我们受益者，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漠然不管吗？甚至有些事情超出了我们承受的底线，我们也视而不见吗？甚至在胁迫和要挟下，我们去妥协，去交换和合谋吗？这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能。
我曾经想，在过去的道路上，作为公民，我已经努力坚守，能够坚守到我这样的程度，不与特权合谋，努力按照法定规则去合法经商，这已经很不容易，我知道我因此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内心很踏实，因为毕竟没有仅仅为了挣钱，就放弃一些自己做人的准则。我一直是这样走，跟志永他们成了朋友。虽然大家都说，我这样会很危险，我说我已经努力坚守。我说，假如说，我过去曾经有过错误，违反过法律，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我绝不交换我的权利！该做什么我还做什么，只要能做，就做一天，因为什么？因为朋友们，我们不能放弃！
2009年，公盟承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我们仅仅是一个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司，政府却认为我们是一个非法群体，我们不知道我们非法在哪里。说我们欠税我们补税，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做事情，总要与形成共识的人一起来做，怎么办？我们走到一起来，就说我们是非法集会。我们想工作有效一点，上升到一定的管理，就说我们有什么组织的意图，那我们怎么办？做不做？我们必须做，我的想法是，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尝试，也需要社会逐渐适应。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这个社会大家建立起来，适应做公民，形成自己的权利，联合起来做一些公民要做的事情，形成这样的习惯就会很好，但即便是这样一点点的努力，我们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我多少次想到出国，因为我的很多朋友们都移民了，我随时可以出国，因为我管理的是国际基金。甚至因为这些事情，很多的同事，大家说如果你不移民，就面临着很多麻烦。但是我已经50岁了，让我放弃我的国籍，让我移民，我不知道我的心灵的支点在哪里。我还是想，我不走了，我就在这里，跟志永，跟大家一块，做一点点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放弃。
2011年开始了，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要做教育平等的问题，推动人大代表选举，我们希望我们民众能够认真对待人大选举的选票。宪法赋予了公民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的权利，层层的人大代表都是在基层中选上了。假设我们每个公民能够把自己手中的票，认真的对待起来，不认识的不投，不了解的不投，不代表自己的利益不投，专门去投那些能够代表民众利益的代表。如果认真对待起来，大家可以想象，底层的人大代表就会是一个代表民众的这样一个群体。可惜，我们的民众，没有这样的一种主动精神，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大家放弃了这个权利。我们都放弃吗？不能，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做人大选举的动员工作，建议和帮助一些人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一些个案的援助。个案不公在中国很多很多，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很少。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说如果我们遇到了，就是我们命赶上了，赶上了我们就去做，能够解决就去解决，解决不了我们也算做过了。
昨晚就在黑监狱，有两个年岁很大的人，在大家点名的呼吁下，被迫放出来了。在这样冷的情况下，我们去送他，问他住在哪里？他住在桥洞下。那样冷的天气里，志永送了他一百块钱。我很挣扎，我家里有住处，我把这样一个难民带到家里去吗？家里能放多少？如果这样冷的天气送到桥洞下，我的良心怎么办？我很挣扎，说心里话，我很挣扎。志永把手头能拿到的钱，给了他一百块钱。我太太开车，说你救不过来的，还是送他们去桥洞吧，我开车把他们送到桥洞。大家能够知道我心里多么难受。我开车走的时候，又转回去把他们拉到家里。一路子他讲的案子，我们再有力量，这也是很难解决的事情。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懦弱，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想今天我很感激大家，我代表志永，代表公民办公室里长期工作的其他人员，向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参加这次会议的公民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尽管本来做的事情是你们愿意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想在中国的今天，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想代表他们，深深的感谢你们！
时间很紧，我不能再讲了，我们不能放弃，更多的事情大家继续推进。接下来的会议还有发言！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些影响会议进行的突发事件，请所有的人头冲侧面，马上离开，我留在这里跟他们交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这样，大家不要慌，责任在我这里。
王功权，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
茅于轼：
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麽就不能颠覆?
编者剪纸：
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裡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麽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麽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麽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麽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
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裡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麽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麽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麽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像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麽什麽主义。一国裡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麽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裡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麽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个别地方有删节——编者）
朱欣欣：
每个人一小步 中国的一大步
编者剪纸：
我们用脚步把心声铭刻在自己的国土，《零八宪章》是我们的共同纲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是我们的共同理念；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用行动彰显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诠释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年的春天是从突尼斯、埃及开始的，“茉莉花革命”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景。
茉莉花香四处飞扬，风景如画：民众走上街头，独裁者倒台。中国当局关门闭窗，肆意歪曲，挡不住的茉莉花香依然被我们闻到了，每个正常的人都会感到沁人心脾，这是富有人性的自由气息，激发了我们压抑已久的渴望。
2月20日下午两点，响应网络号召，中国十三个城市的一些人鼓起勇气，聚集街头集体散步，共同追逐茉莉花香。可是，自称“三个代表”的政权如临大敌，警察、特务遍地，警车奔窜，他们非法拘押、监视民主人士，甚至殴打维权律师。当局不愿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分享茉莉花香，他们让人民理性地对待“社会公平”，任由他们非理性地强取豪夺，非理性地镇压和平诉求。如今中共与它当年抨击的国民党毫无二异：“庞大的特务机关及其所属的集中营等等，更不知道每年要从国库中开支多少经费。这一切经费从何而来，还不都是人民的完粮纳税的聚积么？以人民的血汗来养活许多迫害人民自由的人，来创立许多压迫人民自由的机关，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么？”（《新华日报》社论《保障人民自由的开端》1946年1月13日）哈维尔对专制者这种色厉内荏的现象剖析道：“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波兰]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
从此，每星期的周日下午两点，成为大陆民众在城市中心区集会散步的时间，中国的“茉莉花微笑革命”从散步开始。
我们和平地散步，我们从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走来，我们从1979年西单民主墙走来，我们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走来，这是我们追求自由民主的新起点。
我们的脚步冷静而坚定，我们光明磊落地面对警察和便衣，让世界见证谁在创造和谐，谁在破坏稳定；谁在捍卫宪法，谁在破坏法治。我们深知，和平、法治必须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争取。事实证明，无数以自由民主为名的暴力运动，最终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难免走向地狱。但是，要避免暴力，不仅仅靠一方的克制，它需要对立双方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强势的一方，否则只能是一厢情愿。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悲剧，谁也不希望重演。如今，面对示威者，埃及外交部发言人Hossam Zaki说:“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这里也不会变成天安门广场。”卡扎菲面却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坦克开进去对付示威人们。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尽全力保持国家统一。站在坦克前面的人，都被碾得粉碎。中国的完整和统一，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把自由民主与国家统一对立起来，只有专制者才制造这样的荒谬逻辑，面对两种选择，历史和世人已经做出了裁决。
和平的对话、谈判、妥协，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游戏规则，这是以“三个代表”自居的当局向世界证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应有选择。甘地告诉我们：“只有平和的心，才有世界的和平。”我们希望官民双方能用大胸怀、大智慧，共同改写以暴易暴、成王败寇的历史，让和平非暴力融入民族的精神，让公义而不是强权成为这片土地至高的裁判，唯此，以宪政、共和代替专政、内斗，中国的进步才能建立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中国人彼此尊重，才能赢得世界对我们的尊重。
我们用脚步把心声铭刻在自己的国土，《零八宪章》是我们的共同纲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是我们的共同理念；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用行动彰显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诠释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脚步应和着广泛的呼声，应和着世界民主大潮的节奏。我们身后是被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每个人自我选择、自我担当，不需要被代表、被和谐。正如一个年轻的埃及人所说：“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真正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我的声音被听到了。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声音也会被听到，这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当局重弹陈词滥调，说我们是一小撮，是被利用，那你们是否敢做一次客观透明的民意调查或全民公决？用事实、数据印证，让大多数自己直接来回答。你们总是用“被利用”来诋毁民众的自我意志，可你们几十年的利用、全天候的宣传机器为何一再失灵？你们对民众的和平行动为何惊恐万状？如果散步可以颠覆政权，你们的合法性在哪里？你们的“大多数”支持又在哪里？是否拥有大多数不是自己吹的，是靠别人用言行来证明的。人民一再忍耐，给你们机会，可是你们腐败的体制除了谎言和空话，已经拿不出任何东西取信于民。
散步的我们与围堵的警察、特务，都是中国公民，我们拥有一样的人权，一样的的权利。是少数权贵绑架权力，使我们站在对立的位置。中共警察、特务们，你们对当局体制内的腐败体会更深，你们及亲朋好友也是被弱肉强食链条上的一环，你们没有绿卡、没有海外帐户，你们也不希望子孙们生活在这充满不公的社会。可是，权贵们制造了不稳定的矛盾，却把你们推到前面，来抵挡人民的奋起，维护他们地位的稳定。正是他们，让你们用人民赋予的权力镇压人民，镇压自己的兄弟姐妹，如同用自己的手砍去自己的另一只手。你们是纳税人供养的为国民服务的执法者，不是中共豢养的家丁，在“茉莉花微笑革命”中应该如何选择，当年六四屠杀中抗命的警察、军人，今天拒绝开枪的埃及军人，都是你们的榜样。
我们羡慕他国文明富有的生活，向往民主世界自由的空气。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中体西用”，引来的却是满街监视民众的摄像头；我们寻找“大救星”，却将更残暴的独裁者推上宝座。一百年来，我们不进反退，保障没有，自由更少。二十多年前，短暂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个人刚被发现，主体意识初步觉醒，那场血与火之后，一夜之间似乎集体陷入身心的沉沦，见证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脆弱的灵魂——从器物偶像、领袖偶像到唯我独尊。我们苟且换来的却是难以偷生，我们诅咒罪恶却又随波逐流，权贵扔给我们残羹剩饭，当作“维稳”资本，送给我们逃避现实的借口，于是我们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们成了罪恶的同谋。与百年前的先辈相比，我们似乎“聪明”了，精神却萎缩了。信仰缺失，人靠自己是无法拯救的。唯有知罪悔改，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顺服祂的公义。一个诗人曾写道：“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个人。”没有超越性的真信仰，人无法找到的正确位置，难以立足，更何谈大写的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茉莉花革命，背后支撑民众勇气的是他们的信仰。所以我要说，在一个犬儒遍地的时代，“茉莉花微笑革命”的散步足以让一个人成为英雄，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信仰的试炼。这小小的一步，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但却是我们的一大步，是不再重复的一大步。
从第一次行动来看，和平非暴力的“茉莉花微笑革命”是可行的，每周一次的散步是一场广泛的人民持久战，警察、特务人再多，武器再强大，与人民相比也是一小撮，他们深陷人民汪洋的包围中，难以确定目标，每个人都是他们的潜在对手。他们越疯狂就越犯错误，越丧失民心，越使自己孤立，他们曝光于全世界面前的丑行就越多，他们的合法性危机就越加重，就会不断扩大我们的影响，帮我们凝聚更多的同情和参与者，赢得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他们可以把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前的街道圈住，但他们无法封锁所有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他们可以看住少数人，但无法阻止所有的人。当年南非人民边舞边唱走上街头，前赴后继地把监狱填满，直至无处关押，令种族主义当局无可奈何。如今，中共当局的恐惧也反证了“茉莉花微笑革命” 的可行，被动的当局一开始就被我们牵着鼻子，他们已输在了起跑线上，正如非暴力运动理论家夏普所言：“非暴力行动是可行的，而且即使是面对残暴无情的统治者及军事政权，也仍然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力量。因为非暴力行动所攻击的目标，正是所有阶级体系及政府的最大弱点：对受统治者的依赖性。”巴斯卡在《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书中指出：“非暴力抗争手段已证明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二十世纪也已发展出这类冲突的完善模式。新的全球体系可能会为这种反对运动增添两项优势。首先，就国家而言，信息与经济的影响范围大为扩张之后，专制政权的控制体系就必须更加复杂，维系成本相对提高，因此，实施非暴力反抗行动以及不合作运动的机会也就随之增加。第二，由于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媒体号召世人支持人权与民主的行为已愈趋积极，又由于政府承担不起丧失国际正当性及因而失却经济特权（借贷、赊帐、进出他国市场的权利）的后果，因此专制政权可能也就不会再那么轻易对自己的人民采取镇压措施——只要世界舆论及民主大国有所响应，他们就会有所顾忌。”
我们的脚步是一付犁铧，拓展着自由的空间；也是一把尺子，丈量着自己精神成长的高度。我们的未来从今天的散步开始，每个人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洪深：
凤凰台猛批“胡维稳”是将人民逼为敌人
凤凰卫视台昨晚（2011年3月7日）公开批驳“维稳费用高于军费”：胡锦涛近期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只会适得其反，以“巨资维稳”将全国人民逼为敌人。
凤凰台昨晚23时的《时事开讲》节目中，时事评论员杨锦麟说，财政部3月5日公布，中国大陆今年的社会公共领域安全费用预算为6244亿元，比去年增长21.5%；这说明今日中国已是维稳费用高于军费，内忧大大高于外患。而造成这一险境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以实行“手机举报治安问题”之类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把人民政府放在人民的对立面”。
尽管杨锦麟在猛批“大陆维稳是将人民逼为敌人”前，特别提出了“中央思路是正确的，胡锦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报告是适合下情的”，但人们皆知，这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声明，只是掩护这一抨击能够通过审查而播出的暗渡陈仓——谁都明白，如果“中央正确”，下面怎么会长期实行以“维稳升级”将人民逼为敌人？只有上梁不正才会有“胡维稳”的下梁歪！
果然，广东地区昨晚两次以“迎客松”屏蔽《时事开讲》，让杨锦麟的猛批中断。这分明是官方在对凤凰台猛批“胡维稳”示以警告。
2011年3月8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宪章时评
秦晖：向国家问责很困难 为国家推卸责任很容易
编者剪纸：
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这是国家吗？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老实说这就是强盗。用强制权利来为自己办事,这是强盗,不是政府,政府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政府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
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这是可以讨论,也是持续争议的公共话题。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群己权界怎么划,无论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都比较遵守群域要民主的规则,瑞典征的税非常重,不是皇粮国税,这个税是国民可以向政府问责。讲的简单一点,这样的社会福利国家权再大,也不可能滥用权利,自由放任。税再少,国家也不可能推卸他的基本责任,这样的社会既不会仇富,也不会批评,这样的社会就应当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秦晖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月15日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首府宴会厅举办,主题为:“中国道路:再思与重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表示,向国家问责很困难,为国家推卸责任很容易。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秦晖:贫富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场合大家谈的都是富,但是富和穷也是任何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制度都要考虑的问题。大家知道最近我们有一位前辈有过一个引起争议的名言叫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当然引起很多讨论,我理解前辈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说现在的富人面临的是他可能很多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别人为他们多办一点事。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无论穷人富人都有一个正当权利的问题。本来这句话如果在别的语言中就是一个废话,因为正当和权利在英文中就是一个词,Right既有正当也有权利的意思。历史上其实我觉得无论穷人和富人权利都有一个进步的过程,以前我们往往把权利分成两种,柏林讲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听起来好象是贬义词,大家都知道不是的。所谓消极自由我觉得翻译有问题,应该是一种拒绝的权利。讲的简单一点,如果我做什么事情应该是由我做主,国家不能阻碍,国家不能阻拦,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拒绝权,也就是所谓的消极权利。还有一种权利就是我应该得到什么,我可以向国家要求的,比如我可以要是社会保障,我可以要求福利。这个东西在柏林那里就叫做积极自由,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要求权。
这两种权利一直有很多争议,有人说消极自由是非常好的,但是积极自由我们可以要求国家做什么什么事情,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危险。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反过来后一种权利是穷人需要,因为穷人需要社会保障。因为这种东西才是重要的,因此他们就无视这个所谓的消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可以侵犯的。其实从历史来看穷人也有消极自由的问题,穷人也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而且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穷人这种问题严重于富人。无论对穷人还是富人消极自由或者说我讲的拒绝的权利,实际上都是要求的权利的基础。而两者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但是这些矛盾都可以通过宪政条件下的群体群界划分来加以解决,这个听起来很抽象,我下面具体讲一下。
老实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在西方在专制时代都不是自由放任的制度,同时他们也都不是福利国家。在这个时代中国和西方都出现过以剥夺穷人权利为特征的,名义说是济贫,实际上是惩罚穷人那种制度。在国外有人把他叫做救济贫法,我们秦始皇时代就有一个法律叫做带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对没有工作的人,对那些乞讨者,那么国家不需要给他们提供什么福利,但是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修长城,做苦力。你穷就把你累死,就是当时政府采取的制度。英国在宪政以前也有这种制度,我们知道从14世纪一直到16世纪英国都有所为的济贫法。主要是政府承担救济责任,政府可以强制收容穷人。这就是反流浪乞讨法,当时被称为是血腥立法。对弱势者滥施公权。这个人穿的不好,我就可以检查证件,没有证件可以抓起来。这是干什么？这就是侵犯穷人的消极自由,这就是剥夺了穷人的拒绝权。你要收容我,我可以不被收容吗,穷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拒绝权的。
随着时代进步,弱势者的消极权利,也就是不受侵犯的权利得以确立。那么积极的权利,也就是他们要求政府给他们保障的权利,只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提出,而且才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他们没有剥夺自由的环境,但是有提供福利的责任,作为现代福利国家标志的新济贫法逐渐成了通例。英国这个法发生在1834年,以前英国对待穷人是可以进行强制收容,但是穷人是不能向国家要求保障,不是说那时候没有保障,而是这个时候的保障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讲就是被保障。国家可以以保障为理由把你抓起来,你是不能拒绝的。但是如果你想向国家要求什么,那是不行的。但是1834年这个事情就有变化了,1834年英国济贫法开始规定,政府不能够随意强制收容流浪汉和乞丐。但是政府的济贫可以对社会承担一种刚性责任。如果你做得不好,你要下台。1834年济贫法最先开始是对院内济贫承担责任。英国济贫院内不是1834年开始办,以前就有,但是以前济贫院是强制性,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收容所。1834年以后这个济贫院变成社会是可以要求是国家的责任,可以要求进济贫院。群众不愿,可以随时离开济贫院。孙志刚事件之后,当时搞救济制度改革,提出一个制度就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是我们04年才提出来的主张,在英国是1834年的主张。穷人要求救济,政府不能拒绝,这就是想来就来,但是穷人如果要离开,穷人随时可以离开,你不能强制把他扣在那里,这是想走就走。这个时候走投无路穷人都可以要求国家给饭吃,有人被饿死,官员被追究责任。
我们国家以前从来没有这一条,那三年中国饿死多少人,可以说这个时候弱势者有了流浪权,他要流浪,国家不可以把他抓起来。当是当权者需要尽救助的责任,当然这个时候的权责还不完全对应。虽然政府已经不再有权随意收容穷人,但是穷人一旦进入济贫院,他的自由会受到限制,你要求国家救济,国家限制你的自由,更重要就是一旦进入济贫院,你的选举权就没有了,你等于宣告你是没有财产的。当时英国的选举权是和财产挂钩的,你一旦进入济贫院,你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实现了无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权,在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一方面这个社会为自由限权,约束国家权利。另外一方面这个社会为福利而问责,对国家的问责成为一种刚性的。
刚才讲到国家财富应该成为国民财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就是国民可以向国家问责,国民可以要求国家必须为老百姓办什么事,从1908年开始,国家推出了强制性不是国家对国民的强制,而是国民队国家的强制性。简单一点,你这么做了老百姓不会感谢你,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得下台,这是一种刚性责任。国家不会因为福利,老百姓不会因为享受了福利,就去感谢大救。包括瑞典,从摇篮到福利都是国家提供的。但是瑞典人从来没有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感谢首相,时刻感谢国王,来没有这种言论。
那么从1908年英国不但把政府责任扩大到济贫院以外整个社会英国公民凡是收入低到一定水平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而且规定要严格保护接受救济者的政治、经济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因领取养老金被剥夺选举权和宪法规定其他基本权利。包括济贫院中的人自由也不受侵犯。这时候的英国不是今天所讲的福利国家,已经有了建立福利国家的基础。这种救济贫法在国外一直存在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可以强制救济穷人,没有救济穷人的责任,我们一直被歌颂的商鞅变法,商鞅就是人类历史上罕见对现代福利制度,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救济他们是不应该的,这句话老实说现代的西方政府没有人敢这样讲。但是商鞅反对福利国家,他是不是就主张自由放任呢。恰恰相反,商鞅既反对福利,也反对自由,政府不用救济穷人,不过可以抓起来去劳教,把穷人强制收容,去昌平筛沙子。这样一种做法其实我们以前是可以容忍,但是现在已经逐渐不能容忍,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近年来取得最大的进步之一。
从孙志刚事件后收容恶法被废止,最近我们又看到有一些救助站又把被救助者当奴工进行贩卖的现象。这种现象都表明我国在穷人的消极权利方面,一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我刚刚讲了是穷人的权利,富人呢,这里我要讲历史上专制时代的富人,我这里不分中西,在我看来文化的差异远远没有制度的差异更重要。其实在专制制度下不管是中西都有我刚才讲的这种现象,不是所谓西方就天然有福利国家或者是天然有自由制度。历史上专制时代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对富人有典型的态度,一种是富人和权利搭上关系,这种钱权结合富人就是红顶商人,往往是跋扈嚣张,不可一世。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假如你是无权无势的平民富户,你就会成为权利刀俎下的鱼肉。这个社会有些富人可以跋扈嚣张,不可一世,另外一些富人又经常会受到莫名其妙的剥夺。这两种态度看起来好象相反,但是其实他是相成的。做这种事往往是同一种人,秦的很多高官权贵出身富人,我们知道秦始皇养父吕不韦就是典型,汉武帝也是搞抑商的,汉武帝搞惩治商人的官员。像有些人是很富有,他们通过钱来买权,通过权来抢钱,这种权钱一时的红顶商人,像桑弘羊、孔仅等。那时国有企业不是国民所有的企业,而且在专制制度下这种抑商,这种对民间富人的打压往往是打着济贫的旗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所谓济贫只是名义,实际上实行的是惩贫。
商鞅是反对福利国家,但是他同时是主张高税收的,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民富则淫,要重租税以困辱之。要求国家加税非常容易,统治者很愿意听,但是要求国家减税,很困难。不过与此相反是另外一种现象,向国家问责也很困难,但是为国家推卸责任也很容易。这是两种都经常讲的现象,我们都经常碰到的现象。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种现象都要被淘汰,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红顶商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另外一方面不能允许无权无势富人成为刀俎的与鱼肉,权利和金钱树立一个屏障,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群己权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开,公共领域讲民主原则,如果群己权界得到遵守,民主和自由是各得其所,不会产生冲突的。只要在公共领域真正实行民主原则,这就是我前面这两位讲的。
国家的财富真正被国民所有,不是为政府所有。公权就不能试用,权势就不可能带来财富。红顶商人灾难我们就可以避免。另外一方面己域要自由,个人领域要尊重个人自主权。国家权利受到制约,权利也不能剥夺财富。到了权利既不能带来财富,也不能剥夺财富的时候,那么公平致富的人们就可以在依法履行对社会义务的条件下享有充分的财产保障和经营自由,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法律特权。他们的进取精神得到社会尊重,他们超义务的奉献,所谓超义务奉献就是慈善,这是不能要求的。能够要求的是税收,那么纳税以后他们还可以搞慈善,这个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做了,这个社会就要感谢他们。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这是国家吗？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老实说这就是强盗。用强制权利来为自己办事,这是强盗,不是政府,政府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政府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如果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些人如果超义务奉献社会应当赞赏。我刚才讲的义务的轻重实际上也就是谁说高度,这体现着群己权界的弹性区间,就是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这是可以讨论,也是持续争议的公共话题。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群己权界怎么划,无论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都比较遵守群域要民主的规则,瑞典征的税非常重,不是皇粮国税,这个税是国民可以向政府问责。讲的简单一点,这样的社会福利国家权再大,也不可能滥用权利,自由放任。税再少,国家也不可能推卸他的基本责任,这样的社会既不会仇富,也不会批评,这样的社会就应当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 和讯网2011-01-15 1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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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稳定压倒一切，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违法拆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很严重。
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小平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原文刊于1月4日《国际先驱导报》）
江棋生
立此存照：中国官方公然将“维权”污名化
编者剪纸：
维权，乃是国人权利意识觉醒后的自然诉求和理性表现；维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可贵的新事物；维权，是当代中国最具建设性的大好事之一。然而，如今的中国官方，却悍然宣称“维权”是西方敌对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的借口……
官方不愿也不敢正视中国的真正危机是政权合法性危机；不愿也不敢正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公正意识和以特权为本的一党专政制度之间的矛盾。
近来，一股强劲的政治风潮正在北非和中东激荡。而胡锦涛的2.19讲话，显然是对这一国外“形势新变化”的公开反应。不过，胡的讲话照例官话套话雾霾重重，除了所提8点意见中的第7点“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特有针对性之外，其它说词给出的信息均比较模糊。与胡的2.19讲话语焉不详不同，2月22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瞭望》周刊上，有一篇该刊记者对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的专访，则把中国官方为什么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委说得清楚、直白多了。陈冀平说：“从国际形势来看，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愈演愈烈，打着维权的旗号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陈冀平还“从国内形势看”的角度，指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传统问题进一步凸显，劳资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等新型矛盾不断产生，一些影响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仍然潜滋暗长，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仍然存在，……。”
我得坦率地承认，在陈冀平的全部答问中，他公然将“维权”污名化，是很有点出乎我意料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官方曾对来自欧美的许多东西施行污名化，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资产阶级摇滚乐”，等等。不过慢慢地，则对“奇装异服”、“摇滚乐”和“市场经济”等由拒斥改为笑纳了。邓小平曾以咒骂“资产阶级人权”来对“人权”污名化，但自江泽民始，就知趣了，不这么干了。邓之后，中国官方对来自欧美主流政治文明的东西，唯有三项是薪火相传、一以贯之加以污名化的，它们是：三权分立、多党制和两院制。官方确认，这三项东西铁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沾不得。换句话说就是，尽管可以有社会主义民主，但决不能搞社会主义三权分立、社会主义多党制和社会主义两院制。在我的记忆中，除了这三样名堂之外，中国官方在口头上对“人权”、“法治”等都先后接纳了（“民主”是早就挂在嘴边的）。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风生水起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国官方的确很郁闷，很不爽。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官方不仅在口头上从未公开反对过“维权”，而且还设法让官办工会和妇联也打起维权的旗号，“聪明地”与民间争夺维权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如今的中国官方怎么了？恐怕是“突出问题”太多，内心真的感到吃紧了，不想陪民间玩“维权”了；情急之下返祖归宗，又把毛泽东、邓小平惯用的污名术使出来，干脆给“维权”扣上一顶“西方敌对势力”之花招的帽子，公然加以污名化了。
要我说，维权，乃是国人权利意识觉醒后的自然诉求和理性表现；维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可贵的新事物；维权，是当代中国最具建设性的大好事之一。然而，如今的中国官方，却悍然宣称“维权”是西方敌对势力“蓄意制造各种事端”的借口，这就难怪陈光诚用提供视频的方式控诉官方对其非法软禁、维护自己人身自由权后，却遭到了更为严厉的迫害；这也就难怪冯正虎坚持行使“我要立案”的法律权利，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传唤和抄家。
官方连合法的维权都容不得，都要赤裸裸地加以打压，那就更不会放过违法的非暴力不合作行为了。当有人在网络上匿名呼吁国人违反《（不准）集会游行示威法》，不经申请到公共场所聚集，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时，中国官方网上网下同步、全面地实施严厉打压，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即便现在有人匿名地拿当局开涮、逗当局玩，要国人到公共场所完全合法地站一站，笑一笑，再打个酱油，我敢断言，已经处在过度应激反应状态下的当局，也会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地派警察“堵门”、“封门”，并扑出去“控场”和“清场”。
在当下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之际，官方亮了“新”招——公然将“维权”污名化。此举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所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其实乃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控”的老套路而已。虽然他们的确“随时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处于麻痹状态置之不理”（赵启正语），但是，他们却无缘真正的新思维、新套路。根子何在？根子就是：官方不愿也不敢正视中国的真正危机是政权合法性危机；不愿也不敢正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公正意识和以特权为本的一党专政制度之间的矛盾。
称得上是当代“立宪派”大将的辛子陵先生一再肝胆相照地坦诚放言：祸亟患深，不敢不告。“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改。”他对“锦涛、家宝同志”说：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实宪法第35条。”另一员“立宪派”大将谢韬先生还用心良苦地为胡温准备了台阶：政治改革是通向“民主社会主义”，走的还是“社会主义”正道么。然后，如今连“维权”都要加以污名化的那两位同志，能听得进辛子陵和谢韬的逆耳忠告么？两位同志心里清楚得很，真正“落实宪法第35条”，就势必不会再有“一党专政”；真要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也就只能抛弃“一党专政”。依我看，除非民间抗争颇成气候，民间压力足够强大，否则的话，他们是决不会接受“立宪派”开出之药方的。
台湾的马英九先生也多次真诚吁请大陆当局开启导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2月21日，针对大陆民众的网络呼吁，马英九专门发表声明，期盼大陆当局“以新的思维和宽宏气度，善待异议人士，让民主与人权成为两岸人民永远的共同语言，为中华民族开创自由、民主的未来。”而大陆当局的回应是，将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陈卫、冉云飞、华春辉、梁海怡、丁矛等“刑事拘留”，让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古川、唐荆陵等继续处于被失踪状态。
纯粹从理论上讲，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出现两种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一种就是辛子陵、马英九先生殷殷呼唤的宪政改革，其目的是变现有“苏联式西化”制度为“欧美式西化”制度。另一种则是胡温也会有所提及的邓记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反对“欧美式西化”制度，捍卫现有“苏联式西化”制度。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不要说如今的胡温当局必定会断然拒绝宪政改革之呼吁，即使连蔡定剑先生认定“已经不可拖延”（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第8页）的邓记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是打定主意要继续拖延下去的。
（自由亚洲电台2月28日播出）
陈维健:
政府收买军队不如“收买民众”
编者剪纸：
改革开放二十年，一部分人富裕了起来，但大部分人的利益却被无情地牺牲了，与社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年青的一代，在权贵集团垄断资源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凭自己的才智无法挣脱自己的困境而前途茫茫，他们深感自己被这个社会所抛弃，满怀着愤懑，他们是底层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是这此“茉莉花革命”的发起者和行动者。
中东革命引发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本质上说还是网络空间的一场虚拟革命，但这样一场革命，却让中共当局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恐不安，在惊魂未定之下作出军队加薪的决定，士官一律加薪百分之四十，军官平均加薪一千元，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追加。
对于中共当局这一举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清楚地看到这次中东革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天获得胜利，关键在于军队在人民起来革命之时，没有听从当政者的指挥开枪镇压。二十年前“八九六四”那场燃遍全国的民主运动，之所以没有胜利就是因为军队听从当政者命令开了枪。但是，那一场镇压也是险象环生，如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就没有听从指挥。好在当年有一个带兵出身的邓小平健在，能压得做军队。而现在呢象邓小平这样的强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军队也不是当政者带出来的军队，所以虽然有兵在，如果兵不听话，也是枉然的。“党指挥枪”是中共的组织原则，但那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在此之下，当政者对于军队在关键时刻，能否听从党的指挥心中是没有底的。当政者唯一能维系军队的只能是钱。从江泽民开始到胡锦涛，均是通过钱来调度军队。二十年来，军队已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财政黑洞，政府对军队是养虎为患，这只虎的胃口越来越大，稍不留意就会张嘴伤人，虎咬人首先咬的是饲养员。这些年来当政者对军队是送着银子陪着小心过来的。由于当政者是通过钱来保持与军队的关系的，这也造成军队的腐败，当今军队的腐败是骇人听闻的，就拿军队的卖官鬻爵来说小到班长、排长要买，大到团长师长也要买
，军长以上则为红朝高干的子弟们瓜分。一个军队的各级军官不是凭能力，而是凭钱的多寡以及父系的地位来决定，这样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忠于国家的根本，成了商业运作的武装集团。
加薪收买军队确实可以收买军队于一时，但是当政者以收买军队的方式来稳定社会以，无疑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因为本质上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是军队，而是社会中生存困难的底层群体，改革开放二十年，一部分人富裕了起来，但大部分人的利益却被无情地牺牲了，与社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年青的一代，在权贵集团垄断资源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凭自己的才智无法挣脱自己的困境而前途茫茫，他们深感自己被这个社会所抛弃，满怀着愤懑，他们是底层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是这此“茉莉花革命”的发起者和行动者。只有这些人的困境得到改变，有工作做，有较好的待遇，情绪上得到安抚，社会才能得到稳定。在中东“茉莉花革命”震荡下，各国都出台了利民措施，叙利亚拨款2、5亿帮助低收入家庭，约旦政府为贫困居民拿出5亿提高生活，科威达政府拿出40亿降低物价，还有摩洛哥等国家则采取降低政府官员的工资来缓解社会贫富矛盾。唯有共产党逆向思维，把钱拿出来为已经富甲一方的军队加薪。一个政权再富，钱总是有限的，本来这个社会不稳的因素就来源于利益分配的不均，把钱拿来不是放到贫困的一端，而放到富裕的一端，使社会的天平更为倾斜，最后失衡而倾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当社会发生问题时，当政者总是选择一个最不利于自己的行为。我们只能归结圣经中的那句话，“上帝要他灭亡，先让他疯狂”。
军队加了薪是不是一定会听从当政者的指挥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军队已经商业化了，商人的特点就是利益计算。比如“茉莉花革命”的势头壮阔了起来，军队在选择在站当政者一面，还是民众一面，他就要进行利益计算。以历史为镜“八九六四”那场镇压，政权是维持下来，但军队担负了恶名，最后所有的“防暴部队”还暗中遭到清洗。看今朝，埃及革命，军队保持中立，政权倒了，军队不但没有倒还被民众捧为英雄，他们的利益当然保存下来。如果军队站在当政者一边，镇压人民，如利比亚忠于卡扎非的部队，当革命胜利后都要上断头台的。再说现在的军队干部其家属多有移民海外，且有大量的存款，一当他们开枪镇压必然不容于国际社会而受到谴责，他们的财产会冻结，家属在海外的身份也会成问题，这些都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切身利益，从利益上来说军队选择向人民开枪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给军队加薪最大的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共在给军队加薪的于此同时，将已经举高不下的“维稳”经费再度增加13.8%，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首度超过国防预算6,011 亿元人民币。当政者要喂饱一个贪得无厌的军队已是捉襟见肘，再加上日益增加的维稳开支，财政必然难以担当，只有变本加厉地向民间敛财，结果是社会冲突更加尖锐。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下，共产党的政权哪有不倒的道理。一周一次“茉莉花革命”已经是第三波了，共产党坏事干多了，欠账太多，心中有鬼，凡事草木皆兵，我们只要让茉莉花轻轻地飞，让共产党穷于应对，我们就胜利了。网络上说得好，“茉莉花革命”谁认真，谁就输。而“共产党是最讲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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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火丰：
中共高层再度发出拒绝政治改革信号
编者剪纸：
吴邦国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却无法抗拒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在中国民众民主、人权、法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专制统治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和市场，不管中共投入多大的为维稳经费，也无法阻挡民众追求宪政民主的脚步，无法阻挡中国成为一个融入世界主流的民主国度。
每一年的3月份是中共召开“两会”的季节，3月10日，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再度强调，中国不会实行多党制。他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这是中共高层最近一次向外界宣称不搞多党制，多党轮流执政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模式，哪个国家在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则可以充分地说明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度，吴邦国在“两会”上通过自己所作的工作报告强调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显然是在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其潜台词就是中共不会进行政治改革。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经过了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变迁，在几次民主潮的冲击之下，一座座专制帝国都土崩瓦解。如今，大多数国家已经沐浴着民主的阳光下，但是，偌大的东方古国中国却依然在专制的旋窝中徘徊。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就曾实行过民主体制，只是，当时的制度根基薄弱，最后仍然被专制制度所葬送。
在当前的中小学政治教科书上，中共告诉学生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虽然袁世凯的确一度君临天下，但只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最终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不是袁世凯，而正是中共自己，因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趁乱夺取了政权，如今，在中国的富豪群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很多还是中共高官的子女。
吴邦国身上具有浓厚的江系色彩，江泽民因为“六四”而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思想偏于保守，吴邦国自然也不乏这种特点。在公开场合，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经常高调宣扬政治改革，而吴邦国则几度强调中国不会搞多党制。事实上，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论调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吴邦国的不搞多党制论调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
吴邦国此次在人大会议上不搞多党轮流执政的讲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吴邦国还是胡锦涛发表类似的讲话，国内外媒体都给予了强烈关注。几年前，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高呼：“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胡锦涛所说的“邪路”正是风行于当今世界的宪政民主之路，在拒绝政治改革方面，派系不同的胡锦涛和吴邦国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谈到民主，没有人认为这不好，即使是中共高层，也会隔三差五地宣称会不断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和实行政治改革。但是，这只不过是忽悠民众，对民意虚与委蛇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中共高层的骨子里都是拒绝世界主流价值的。从最近中国官方媒体所透露的数据看，中共今年仅在维稳经费的投入上就达到了天文数字，5000亿元的维稳经费据说比军费还高。可以预料，在巨额的维稳经费诱惑下，各地的官员和警察在压制民众方面会更为卖力，而异议阵营将要面临更大的压力。
民众原本对每年的“两会”充满了期待，但是，在这几年的“两会”上，敢言很真正有价值的提案很少，“两会”后各种社会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甚至还有日益恶化的趋势。今年的“两会”更是显得冷清，唯一的亮点就是港区政协委员刘梦熊准备提交有关“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蒙冤受刑的提案，遗憾的是，他因此而受到巨大压力，很多人奉劝他放弃这种想法。
和往年的“两会”期间一样，今年的“两会”期间，全国各地同样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两会”尚未开幕，不计其数的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均被控制。当然，之所以今年“两会”期间的政治气氛比往年更为紧张，还和近期网上发起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活动有关，为了确保“两会”的顺利进行和中国不步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后尘，中共当局不仅出动了超强的警力，甚至还动用了部分部队来参与维稳行动。
在上个世纪的“六四”大屠杀之前，当时的中共党魁邓小平就曾扬言：“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江泽民即位后，又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中共的执政口号。其实，中共当局的所谓“维稳”的根本目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在中共自上而下的官员眼中，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一旦失去对中国的控制权，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将无法保障。
吴邦国在此次“两会”上还警告说：“中国在设计国家根本制度的重要原则问题如果出现动摇，不仅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显然，这是在对民众危言耸听，中国在历史上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朝代更迭，但是，并不见得就一定会让国家陷入内乱的深渊。秦朝末年兵荒马乱，隋朝末年也是兵荒马乱，但那之后都迎来了盛世。吴邦国说这番话的目的也是希望让民众继续拥护中共的一党专政，而诱饵又是似乎和民众息息相关的经济。吴邦国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过前段时间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该国的民众人均收入不知道是中国民众的多少倍，显然，仅仅以发展经济来维系社会稳定是远远不够的。
众所周知，在前段时空间，中东和北非均发生了“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埃及先后革命成功，而利比亚的革命形式也日益明朗，成功也指日可待。在上个世纪苏东巨变的时候，中共当局就曾神经紧张，担忧影响中国，如今，在“茉莉花革命”如火如荼的国际形势下，中共高层就更是忧心忡忡。从最近20多天的国内情况看，“茉莉花革命”浪潮已经冲到了中国，前三波“茉莉花革命”集会被中共当局打压下去，第四波、第五波、第六波势将持续演绎。
吴邦国在此次“两会”上说“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虽然是老调重弹，但是，结合上述情况看，他这次的老调重弹却具有深意。吴邦国不仅是在继续重申中共的政治立场和方向，而且是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共控制中国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告诫国内的异议阵营，中共是绝不会进行政治改革，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吴邦国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却无法抗拒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在中国民众民主、人权、法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专制统治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和市场，不管中共投入多大的为维稳经费，也无法阻挡民众追求宪政民主的脚步，无法阻挡中国成为一个融入世界主流的民主国度。
2011年3月10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纪念辛亥革命
编者按：
今年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年，虽然辛亥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也很严重，但毕竟这次革命让中国人告别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帝制时代”，并造就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诞生。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让中国人意识到“民主”、“民权”
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纪念100年前的辛亥革命！
让我们惭愧的是，在辛亥革命张扬民权主义大旗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亿万人民依然生活在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也因此，我们的人民有了太多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官场腐败日益严重，两极分化持续拉大，权贵集团对人民的剥压肆无忌惮，人权侵犯比比皆是……
但让我们高兴的是，中国人民正在渐次觉醒，面对强权剥压，人民已经敢于说“不”，人民已经敢于抗争！今日中国，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维权运动星火燎原，人民正在寻求我们时代的伟大变革！我们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在辛亥革命100年后继续高扬民权主义大旗，并在不久的将来把100年前的“亚洲第一共和国”变成名副其实的“亚洲最大共和国”、“世界最大共和国”！
为纪念辛亥革命，为探索伟大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旅居海外的严家其先生前不久在香港《前哨》杂志刊发长文《中国向何处去？》，文章纵横捭阖、鞭辟入里，发国人之长思，本刊特辑录在此，以飨读者。
严家祺：中国向何处去？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l 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的变化
l 中国不是共和国
l 拒绝政治改革的后果
l 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
l 建立民主政治
l 用联邦制统一中国
l 建设有“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l 民主大门要用“革命”来打开
l 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l “二次辛亥革命”是“和平革命”
l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距今一百年了，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国内政治状况又回到为了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发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老是摆脱不了它的古老传统——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兴起，又不断衰落。现在轮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王朝”了。在中国走向共和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海内外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在思考、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发生“二次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的变化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进行了工业革命和空前规模的城市化，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变成了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中国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在奥运、世界博览会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掩盖下，中国多数人的贫穷状况，依然如故。在一百年的巨变中，政治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在共产党统治下变本加厉，“党天下”的“新帝制”代替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旧帝制”。现在的中国，“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而且成了“警察国家”，人民权利更加不受保障。
中国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日益现代化，但“政治现代化”完全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社会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上专制独裁的矛盾愈来愈严重。专制独裁造成的社会病态和社会溃败日趋恶化。
一百年前，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一百年后，专制腐败的共产党王朝走上了大清王朝的老路，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面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维权运动和人民抗议，用尽了各种残酷的暴力镇压，正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一场新的革命性巨变。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的时候，愈来愈多的人感觉到，这场革命性的巨变，有着与“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废除帝制、走向共和，可以称之为“二次辛亥革命”。
一场未来的革命，无法精确预测革命爆发的时间。这场将在二十一世纪爆发的革命，既有与“一次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又有不同于“一次辛亥革命”的新特征。这场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不是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不是推翻“家天下”的王朝。这场革命，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的革命。
中国不是共和国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造成政权更迭的大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和传统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粉碎了辛亥革命的全部成果，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新的“帝制”，造成了台海两岸的数十年的分裂。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共产党革命却“重建帝制、废除共和”。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不是共和国》（香港《明报》和《中国时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对很多国家来说，专制政体早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人们总认为，只要推翻了皇帝或国王，专制制度也就不再存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名义上的皇帝或国王，即使号称“人民共和国”，专制制度仍可能存在。共和国不容许任何人成为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帝王，不容许国家的最高权力终身由一人掌握。蒋介石带有“国民党王朝”帝王的色彩，毛泽东、邓小平完完全全是“共产党王朝”的帝王。
辛亥革命的第二个成果是“开放党禁、设立议院”，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一党专政”、设立了名为“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由共产党控制的、完全不能表达人民意愿的“表决机器”。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成果是“开放报禁、新闻自由”，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严厉的“新闻管制”，在电脑普及的今天，实行严密的网路封锁。
在大清王朝末期，人们要求制定宪法、要求设立议院、要求自由组党、要求废除帝制。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大清王朝的帝制，开始有了宪法，有了国会，有了选举，有了政党，但辛亥一百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宪法、国会、选举、政党统统丧失了原有意义，旧帝制没有了，中国却建立了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新帝制”。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是“一家的天下”，那么，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则是“一党的天下”，是披着“共和”外衣的现代“王朝”和现代“帝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共产党革命全部吞食了。
拒绝政治改革的后果
中共王朝的改革开放，是大清王朝在十九世纪“洋务运动”的现代版。“洋务运动”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破产，引发了光绪帝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主动作过两次政治改革。一是一九八二年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连任最多一次；二是一九八七年赵紫阳领导下拟定了《政治改革总体方桉》，这一方桉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政治报告。赵紫阳政治改革方桉因“六四大屠杀”而被尘封。“六四大屠杀”后，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拒绝政治改革、以暴力统治的“警察国家”。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变化的规律是：“大事件、大变革；中事件、中变革；小事件、小变革；没事件、不变革。”“文化大革命”引发“改革开放”，“六四大屠杀”后，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开始资本主义化。如果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戊戌维新，那么，可以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迫使慈禧太后实行新政。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一九0八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即九年后召开国会、推行宪政。清王朝末年，要求政治改革的请愿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一0年，立宪派发动了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的四次大请愿。就像今天的维权运动一样，清末的请愿运动采取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毫无越轨行为，但清政府把请愿人士视为“革党会匪”，不是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就是加以拘捕流放。
今日中国，把“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稳定”只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代名词。愚蠢的中国统治者不知道“稳定”有“动态稳定”和“塔顶稳定”之分。“自由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造就“动态稳定”，对“上访人士”的截访，对维权人士、民主党人、法轮功的打压，与清末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和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如出一辙，在造就“塔顶稳定”的同时，引发革命。
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
一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帝制、走向共和。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
“旧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家天下”，“新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党天下”。废除新帝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
“旧共和”是辛亥革命建立的不牢固的“共和”，“新共和”是“联邦共和”。走向新共和，就是要实现台海两岸统一，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成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联邦制是两岸统一的最好选择。
“新共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维权、上访、政治改革的道路一经堵塞，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就剩下军事政变和革命。军事政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局势更坏，但军事政变可以造成突变，当一批有理想的军人掌握政变主导权时，军事政变就带有革命的性质。在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无望的情况下，只有革命才能把一个国家引向光明。在大清王朝末年，请愿运动的失败和其后清王朝成立“皇族内阁”等一系列事件，使立宪派对清王朝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绝望，纷纷转向革命。于是，爆发了辛亥革命。
今日中共主要领导人，既没有毛泽东、邓小平气魄和能力，也没有胡耀邦、赵紫阳的爱心和智慧，就像清王朝“亡国”的摄政王载沣一样，意志力薄弱、智商低下、判断力不强、外交和国际金融知识贫乏，与外国首脑在一起时像“机器人”一般。一次次该作为时“不作为”、一件件僵化而愚蠢的决定，正在为中国出现第二次辛亥革命准备条件。
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一年，在中华民国的国会选举中，当国民党能以多数党组织“内阁”时，将要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人宋教仁遭到了暗杀。在这时，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战争都会动摇幼弱的中华民国宪政基础。当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主张“法律倒袁”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动摇了宪政，为袁世凯后的军阀割据开辟了道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二次革命”，不是孙中山式的“二次革命”，而是继承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革”中国专制政治的“命”。如果说，第一次辛亥革命“革”掉了大清专制王朝的“命”，那么，可以说，第二次辛亥革命将“革”掉“一党专政王朝”的“命”——走向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
“六四”一声枪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中国名义仍称为社会主义，实际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二次辛亥革命不会去改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而只有完善资本主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党就有必要“正名”。当共产党的改革派在革命压力下主动地改变一党专政体制时，二次辛亥革命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
建立民主政治
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在政治制度上存在两大弊端：一是专制独裁，二是中央集权。由于这两大弊端，从秦始皇以来，中国一直有两大“循环”，一是“王朝循环”，二是“分合循环”。所谓“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北洋军阀时代”以及今天“台海两岸两个政权”都属于“分合循环”的“分”的状态。在二十世纪，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中国似乎进入了“共和时代”。然而，专制主义的阴魂不散，袁世凯、张勋、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充满帝王思想。今天的共产党政权是继“大清王朝”后的又一个“王朝”。“大清王朝”的政权在“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中更迭，是“家天下”的“王朝”，而蒋介石国民党王朝和共产党王朝则是“党天下”的“王朝”。
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当王朝发生最高权力更迭、中央权力衰落时，中国各种“分离势力”就会抬头。从根本上打断中国两大循环、并使中国走上长期稳定发展的办法是：用“民主制”打断“王朝循环”，用“联邦制”融化“分离势力”，最终打断“分合循环”。
这里讲的“民主制”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所有问题。对一个政党、企业或一个社团来说，因组建目的不同，可以实行从独裁到民主的各种不同制度。大海航行的舵手，不能靠民主产生，而政府的产生，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所谓“先‘党内民主’，後‘社会民主’”，是一种糊涂观念。在民主政治下，党政是分离的，“党”不能在“国家”和政府之上，“执政党”是取得并掌握政府行政权的党。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高行政权必须集中，这同“议会民主”可以并存，而“议会民主”，与“一党专政”、“党在国上”是绝不相容的。二次革命不同于一次革命，一次革命让清帝退位就算完成。二次革命不是更换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而是要从根本上革掉“党在国上”的体制，实现组党自由，把“一党专政”变为“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建立两党或多党制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最终结束“王朝循环”是二次革命的第一目标。
用联邦制统一中国
废除帝制，就是走向共和。“新共和”的“新”，一是名副其实和坚如磐石，二是“联邦共和”，就是要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统一。中国统一的前提是中国大陆开始民主化。一个专制的大陆，有可能武力统一中国，但不可能用和平方式与民主的台湾统一。当中国大陆有了言论自由和组党自由後，这时，才可能召开两岸、包括西藏、新疆流亡者代表在内的制宪会议，建立民主共和的“联邦中国”，使“联邦宪法”能成为人权的根本保障。
联邦制是“中央集权”和“分裂割据”的对立物。中国的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实行联邦制，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西藏、新疆、内蒙、香港、澳门以及所有其他省区可以在“联邦中国宪法”允许的条件下制定各自的“宪法”或“基本法”，联邦中国将进一步促进地区自主地、多样化的发展，将解除“中央集权”给各民族、各地区的束缚，使各民族、各地区能够充分发展各自的特点，而经济上高度融合。民主、法治、富强、文明、统一而保持民族、地区的多样性就是“联邦中国”的特点。“联邦中国”的建立，将最终结束二千年来中国的两大循环——王朝循环和分裂统一循环。
建设有“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名义上还称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比欧美十九世纪旧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带有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这可以称为“专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私人财产不受保障的“资本主义”，这种“主义”，少数特权者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凭借政治权力和裙带关系攫取大量财富，同时“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凭借政治权力随意掠夺人们通过劳动得来的财富。“专制资本主义”由于“权力介入市场”，是一种缺乏公平竞争的“权力裙带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产生这种扭曲的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只要专制政治不消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扭曲，就只能是“专制资本主义”。在这种“专制资本主义”下，社会变得愈来愈病态和溃败，在歌舞升平掩盖下的是一个个“悲惨世界”。
今日中国还需要把“正名”提上日程。中国明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要说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明明是“专制独裁”，还要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明明把毛泽东时代的全部政策倒了过来，还要把毛泽东放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这种“名不副实”、“名实背离”，就是中国不讲是非、没有正义、“假冒伪劣”、“欺瞒诈骗”泛滥成灾的总根源。民主不是经济制度。二次辛亥革命的第三个具体目标涉及社会经济制度，要全面改善今日中国旧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中国在革除专制灾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要避免走上今日西方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道路，需要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前提是“市场透明化”，除了少数“金融寡头”外，现代金融市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愈来愈不透明了，成了充满金融迷雾和金融欺诈的“雾市场”。“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是一种用信息迷雾扭曲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由于中国没有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西方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对中国来说，“市场”主要是被“权力”分割，资本主义尚处在原始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要解除专制政治对它的束缚。
“旧资本主义”是在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同时追逐“最大利润”对主义，“国力增大”是“旧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一般来说，“旧资本主义”并没有“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受社会主义影响发展起来的、改良的资本主义，把一些“社会福利计划”纳入了资本主义中去。“社会福利计划”有好的目标，但降低了人们储蓄的兴趣、导致“超前消费”无限扩大，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之一。中国要建立的“新资本主义”不是走“福利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建立有明确“社会建设目标”又同时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有三项要素：一是保障私有财产权，禁止和杜绝人类史上的“三大掠夺”——战争暴力掠夺、凭借国家政治权力的掠夺和金融欺诈掠夺。二是把“社会目标”——全社会的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儿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民族团结与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结合起来。三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全球合作的、共同发展的资本主义。
民主大门要用“革命”来打开
世界历史用大量的事实表明，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但民主的大门需要用革命来打开。在英国，没有克伦威尔的革命和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就不能打开英国民主的大门。在法国，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後，经历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和路易·波拿巴王朝的复辟和几次革命，法国民主的大门才打开。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总要经过若干次较量，民主政治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
中国辛亥革命後一百年的历史，同样是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历史。袁世凯、毛泽东和“六四大屠杀”後的“江胡时代”，是辛亥革命後专制主义猖狂的三个时代。猖狂的高峰一过，迎来的就是衰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辛亥革命後的又一次“权力和财产”的大转移，共产党革命剥夺了国民党权贵在大陆的财富、剥夺了许许多多勤劳致富的人的财富。而最近二十年的“江胡时代”，少数权贵家族利用政治权力掠夺了亿万财富。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建筑在大量消耗中国资源、破坏环境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官场腐败、两极分化、司法黑暗、摧残人权、环境污染已愈来愈严重。慈禧太后当年还用“预备立宪”来推迟革命，而今日中国，维权运动、示威抗议此起彼伏，遍布中国。专制政权只能靠军队和警察来对付人民，企图把人民中的任何不满用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中国今日的专制政权已经把人民视为敌人。
革命并不总是与“饥寒交迫的奴隶”连在一起，那是农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许多革命是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在缺乏“制度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不是少数人煽动起来的，革命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恩格斯就说过：“任何地方发生社会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革命与改革的区别在于，改革是有当政者从上而下进行的，革命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从下而上的推动，革命是一场根本变革。激烈的革命将排除当政者，温和的革命往往借助于原来当政者的影响和力量，上下结合，实行变革。辛亥革命前的从上而下的改革，要保留君主、皇室及其他封建残余，而革命要求坚决清除这些东西。在今天，“单方向的”改革不可能改变“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体制，而二次革命要彻底革除“党在国上”、“一党专政”，要把“政治局凌驾在政府之上”的体制、要把“党政不分”、把受操纵控制的选举、把军队警察和公检法中的党委统统扫进垃圾箱。
当共产党自己关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门或搞骗人的假改革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现在的中国，正在蕴藏着一场大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首先是为了发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
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到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现在中国又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愈来愈多的人卷入政治、关心政治。中国向何处去？现在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如何解决中国愈来愈严重的官场腐败和司法腐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今天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能部分回到毛泽东时代吗？民主有东西方之分吗？实行民主会给中国造成大动乱吗？“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是什么关系？是坚持一党专政，还是实行两党或多党政治？两岸统一能在“一国两制”下实现吗？未来中国是坚持中央集权，还是实行联邦制？实行联邦制会使中国分裂解体吗？这些争论、辩论，在大转变的关头，往往会导致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坚持一党专政的人说，民主就是有东西方之分。中国只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当中国愈来愈远离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国，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带有较多公有制残余的资本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专制与民主，是两种对立的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既可以实行专制统治，也可以建立民主政治。今天的中国，就是“专制资本主义”——“典型的专制主义”加上“不典型的、旧式资本主义”。十九世纪法国是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在建立民主制度前，法国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宣称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实行的是“法西斯专制资本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人民的权利不受保障。而民主政治，不僅是議會政治，而且是程序政治、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多元化社會的政治。民主要解決的是各級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如何按民意定期地和平更迭的問題。愈是多元化程度高的民主社會，愈難形成固定的、長期的政治分裂。民主要造就国家长期的、动态稳定。
美国的金融风暴不是民主造成的，一些亚非拉民主国家的落后现象，也不是民主造成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社会制度”。民主不是田园诗，但没有民主，人民就没有政治权利，动乱政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动态稳定。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而民主的实质，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民主需要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健康成长，民主使人民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充分保障、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限制，但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将是新型民主，中国可以采取新的权力制衡方式，不容政府权力侵害人民权利，同时保证政府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国家发展问题上强而有力。在中国要不要实行联邦制问题上，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二次革命的具体目标之一是建立“联邦制”。反对联邦制的人会说，中国实行联邦制，会与苏联一样，导致分裂和解体，联邦制会使中国大卸八块。联邦制与民主一样，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国家制度。联邦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可以分为“单一制”、“复合制”两种形式。复合制国家又可以分为“联邦”和“邦联”。在“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超过联邦制下‘州’的种种权力”，但《基本法》第二条明文规定，这些权力都是由北京的“全国人大”授予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单一制”国家的“一国两制”。
联邦制是联邦整体与组成联邦的各个部分（邦、省或特别行政区）的一种分权关系。在联邦制下，组成联邦的“成员邦”（或称“州”、“省”、“区”），其权力来自宪法，中央政府本身不能单方面改变宪法。在联邦制下，成员邦、州的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立法机关的支配。
在当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的国家结构，是典型的联邦制。德国、印度虽然也称“联邦”，但中央政府有非常大的权力，有人称它为“准联邦制”。
邦联不同于联邦。邦联是几个独立国家为了军事、经济等原因组成的国家联合。一般来说，邦联没有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邦联不是国际交往的主体，而组成邦联的成员则是主权国家。邦联和联邦的重要区别在于，邦联是多国联合，邦联政府或机构并不对人民直接行使权力，而联邦是一个国家，联邦中央政府与成员邦政府都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
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一种可行模式是“邦联式联邦”，这是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在这种联邦制下，台湾、西藏、香港等作为“成员邦”与联邦的关系将不同于上海、湖北、云南等省市与联邦的关系，将有更多的“自主权”。
建立“联邦中国”的构想，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后，联邦制思想就传入中国。孙中山曾提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想法。一九一一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使最早期的中华民国带有“联邦制”的某些特征。北洋军阀时期的“联省自治”运动也促进了“联邦制”思想的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也是联邦制的拥护者。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使联邦制思想在中国重新抬头。二00八年发表的《0八宪章》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联邦制”思想在中国再次抬头的最突出、最明显的标志。
苏联解体的根源是苏联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苏维埃”不是“国家”的名称，苏维埃联盟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联盟，苏联“一党专政”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联邦制的美国、联邦制的加拿大、联邦制的印度、联邦制的瑞士都没有解体。中国东西部经济、台海两岸经济的融合，将使民主的联邦的中国成为坚如磐石的统一国家。
“二次辛亥革命”是“和平革命”
革命有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之分。历史上许多革命是暴力革命，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当代许多革命都是非暴力革命。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全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太平天国和毛泽东式大规模的农民暴力革命不再可能。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革命会愈来愈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这场革命，不需要地道战、巷战，不需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不需要地下工作、秘密串连，而需要依靠网路、依靠手机、依靠电视、依靠各种媒体的配合，这是一场广泛动员公民力量的革命、一场转变全国人心——包括共产党人、政府官员、军人和警察的人心的革命。
一百年前为结束大清王朝的革命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是在清王朝的改革陷入困境，一次一次全国请愿、抗争後、清王朝统治者自信心日趋低落，一九一一年“皇族内阁”的成立更使清王朝失去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就像在大风中的“沙雕”一样，迅速被吹散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暴力最少的一场革命。中共王朝外表由于奥运、世博和电视上的节日欢庆，而显得煦丽灿烂，但官场腐败和社会溃败使中共统治者同样失去了自信心。资本主义周期的规律开始在中国起作用，一旦有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或者经济泡沫突然破灭，中共“一党专政”就会像烈日下的“冰雕”一样，将迅速融化。为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王朝的二次革命，将是一场和平革命。
清王朝的历代帝王都是专制独裁者，也是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维护者慈禧太后的敌人。然而，在清王朝行将灭亡之际，爱新觉罗·溥仪和袁世凯在革命当头没有成为“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在民国初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和平革命只有一个敌人：专制独裁体制或一党专政体制的维护者。
和平革命是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
和平革命是最大限度团结、包容各种力量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网路革命。
和平革命是传播普世价值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为结束专制的、有明确目标、依靠网络联系起来的公民力量的革命。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中国的政治气温只要提高一度，“冰雕”就要融化。中国的革命将会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或严重的突发事件而突然爆发。电脑、手机、电视、广播的普及，将使革命立即发生。
为了实现二次辛亥革命的三大目标，中国需要公民力量的广泛动员，需要共产党改革派与专制派的决裂，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参与革除中国专制政体的伟大变革，为中国民主的光明前途奋斗。
中国需要各民族的大团结，需要西藏流亡者和国内藏族同胞、国内外新疆的维吾尔同胞、在维护中国统一和联邦制的基础上，在发展民族团结友好的基础上，共同地妥善地解决西藏、新疆存在的各种问题。
中国需要台湾的民进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合作，与大陆人民一起，为结束大陆的一党专政、为台湾建设更好的政党政治、为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两岸统一而共同努力。
中国需要使“维权运动”合法化，把“维权运动”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推动力量，为维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自由而共同努力，需要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严重迫害而伸张正义。
中国需要的是和平革命——广泛动员“公民力量”、非暴力的、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
中國是所有有不同信仰、觀點的人的中國，是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族人、漢人和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對中國人，不因他們的信仰、觀點不同而打擊、排斥他們。善待“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受難者、停止迫害維權運動和法輪功修煉者、釋放因信仰、觀點不同而監禁的人們、讓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
中国对电视、网路和媒体的严密控制，使人们难于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当海峡两岸“两个中国”正在“邦联化”时，中国大陆正在分裂为“两国中国”，一个是经济增长和竭尽奢华的中国，另一个是由冤民灾民访民组成的“悲惨世界”的中国。和平革命将把另一个中国放到光天化日下，和平革命将消除“两个中国”的对立、并把它们统一为“新资本主义、新共和、联邦制的中国”；和平革命是一场大变革，是全民动员、上下结合来共同革除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的大变革。
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废除辛亥革命後产生的“新帝制”，为了中国崛起而有利于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为驱除专制、恢复共和、保障人权、建立联邦、为改善中国今日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建设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而共同奋斗！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秦、汉、唐、宋、元、明、清、国、共的“王朝循环”行将结束，“联邦共和”也将最终结束“分合循环”。经过和平革命建立的联邦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岁月中，将成为民主、自由、富强、文明、充满地区多样性和创造力的中国，一个维护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中国。到那时，全世界会发现，超越宗教的儒家文明将成为连接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犹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最好桥梁。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民主化是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和平和发展的最大的贡献。
来源：香港《前哨》月刊201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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