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强权下的民间反抗

十月份以来，全力维持稳定和高歌繁荣的北京政权，却接连遭遇严峻挑战：10月2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中恒纺织有限公司的几百名纺织女工，前往江苏省盐城市进行了抗议示威活动，反对不合理的破产，以及要求合理的失业补偿金的要求。该厂职工从2004年9月2日就开始全厂罢工，在罢工无人理会的情况下才被迫走上街头。官方10月14出动员警，拘留了几十名前往盐城市政府示威的工人；并在10月20日召开千人的公捕大会，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正式拘捕工人代表丁秀兰和刘美凤。

官逼民反

10月4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三岔湾村全体3600多村民及周边村庄15000多村民，发表了“致胡锦涛主席的紧急呼吁书”。要求中共高层关注陕西省榆林市市政府对合法维权村民的野蛮镇压：。从2003年3月到2004年10月，三岔湾村村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财产，也为了获得公正的补偿，与榆林市政府的强制开发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维权抗争。而榆林市市政府高举着“收回国有土地”的尚方宝剑，依仗着手中握有的行政权力和镇压机器，对农民的土地进行非法征用，在遭遇农民的合法抵制之后，自2003年3月强行夺地以来，该市政府居然“执法违法”，开动镇压机器，先后五次出动大量员警对徒手维权的农民进行公开镇压，少则出动400名员警，多则出动3000名员警，前后抓捕维权农民近百人次，而且，在10月4日的镇压中，榆林市市长王登记和市公安局长杨勇亲自出马，指挥1600多名防暴员警包围三岔湾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该村村民，其中23名为妇女。

10月6日，深圳港资美芝海燕电子厂的三千多民工，因不满每月基本工资只有230元，更因合法谈判的通道被当局堵塞，只能走上街头，以堵塞交通要道的方式进行抗争。三千多名深圳民工，之所以选择十一期间用走上街头、堵塞交通来争取权益，就是要让当政者和全社会也体会一下“通道”被堵塞的滋味。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万州再度爆发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官员霸道”和官官相护引发众怒，几万民众到区政府前示威抗议，更有愤怒的民众用砖头石块还击政府的镇压，焚烧多辆警车、政府大楼及消防车，致使万州区政府停止办公一天。

10月19日，在安徽省庐江县政府前的广场上，政府居然出动几百名防暴员警，对手无寸铁的上访百姓大打出手，造成60多人受伤，其中28人受重伤，住进巢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10月22日，安徽蚌埠纺织厂万名退休工人集会示威。从早晨7时多到中午时分，数千工人开始占据道路，阻断交通，最高峰时达到万人。参与示威的工人们大都表示：面对由贪官污吏组成的政府，只有主动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也在10月22日，长春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官民冲突：长春市二道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近百名工作人员在经纬南路拆除一有安全隐患的违章建筑时，遭到附近400余名居民的围攻，导致行政执法局近50名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受伤，其中2名执法人员伤势比较严重，随后被送到中日联谊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10月27日－31日，四川汉源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民众集体冲击政府事件。因不满政府强制拆迁和官员黑箱作业，四川汉源县数万农民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与武警冲突中有农民被打死，多人受伤；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举行近十万人游行示威，冲击县政府。地方政府紧急调动万名武警包围汉源，再次引发严重警民冲突，据传有多人死亡，数人重伤。为防范事态扩大，当地交通、通讯被切断，网路被管控。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说明，民众对官权及其权贵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特别是万洲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正是长期压抑的民怨之突然爆发，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的群体抗议运动。

由此可见，强权下的宏观稳定并不等于微观稳定，正如权贵资本主义下的经济高增长和少数人的暴富并不等于整体繁荣一样。即便抛开官场权争、官员腐败、职业操守败坏和执政能力下降的党内危机不谈，仅从民间的角度讲，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运动，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稳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激进的民间维权行动的多发地，多起自焚事件昭示出强权下的稳定是多么脆弱。

出路？

对于六四后十五年来的中国现状，西方国家大都既惊诧又困惑：经历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的中国，何以能保持十五年的经济高增长和社会稳定？

的确，六四后的中国局势，使无数关于中共崩溃的预言破产，似乎失去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后极权时代的寡头独裁体制，只靠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和铁腕镇压就能基本上维持住社会稳定。然而，在官方全力标榜经济增长、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等政绩之时，经济上日益独立的个人及民间力量，其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对社会不公和自身苦难也越来越敏感，对官权压迫的承受力越来越低而反抗力越来越强，这必然导致自发的民间维权运动日益高涨；与此同时，民间也正在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评判系统，官府的权力已经无法完全左右民间的道义评价，正是在这种独立于官方评价系统之外的民间道义标准，成就了越来越多的名扬海内外的大陆中国的道义英雄，比如丁子霖、蒋彦永、高耀杰、鲍彤等人。

如何看待民间力量的活跃、反抗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基于不同立场的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从独裁政权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性的角度看，事实上，对于全力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共政权来说，中国现状是“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这种造成“微观动荡”的民间力量，在官方及其御用精英眼中，必定是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欲用镇压和收买相结合的手段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然而，从民间自发秩序持续扩张的角度看，无论是民间财富的增长还是弱势群体的反抗，无论是知识份子的言论维权还是民间道义英雄的不断出现，无论是互联网上的民间舆论还是传统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都在展示着中国社会中最具正面意义的活力。官方及其御用智囊眼中的稳定隐患（如政治异见、大规模的群体维权和互联网议政等），恰恰是中国走向开放式的良性政治稳定的主要力量。换言之，批评政府的言论也好，群体性的街头政治也罢，只要是利益诉求的和平表达，本来皆是良性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允许和保障这种表达权利的社会，才是既具有持续的活力又能维持基本稳定的社会。

比如，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常见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并没有导致社会动乱。即便在华人世界的港、台两地，几十万人上街的大规模街头政治，也没有威胁到社会稳定。

如果一个政权仍然对民间自发的非暴力表达抱着草木皆兵的惊恐心态，把民间的非暴力的政见和利益表达视为有可能导致天下大乱的敌对行为，恰好说明这个政权的极端自私和社会的极端不稳定：为了保住一党政权及其极少数权贵的私利，不惜依靠暴力、谎言来维持稳定。不是稳定而是积累动乱；不让表达导致的不敢表达，不是认同而是积累怨恨。

所以，独裁下的稳定，要么是万马齐喑和毫无活力的假稳定，要么是突然迸发的星火燎原之下的稳定灰烬。

【BBC】
2004年11月0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40北京时间 19:40发表